第二天一早，我們驅車前往柏培拉。柏培拉是索馬利亞北部的商業中心，也是最大的港市，毗鄰亞丁灣，是紅海南口最為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柏培拉還是全世界最熱的城市，年平均氣溫高達三十一度，最熱的時候甚至會超過六十度。
柏培拉港口有很多貨船，比摩加迪沙港要繁忙得多，可能是因為這裡的政治環境相對安穩，生意比較好做。多年戰亂使得索馬利亞地區的製造業完全癱瘓，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大部分依賴於進口貿易，這樣巨大的商機自然也不是商人們所能夠抗拒的。很多中東地區及印度的貨船運送二手汽車和二手電器來到這裡，碼頭上停靠著各式各樣的貨輪。一艘從印度來的商船正在進港，我問船上一位巴基斯坦籍船員：「你們來這邊做生意，不怕海盜嗎？」那哥們兒憨憨一笑，搖頭說道：「怕什麼？他們是我們的穆斯林兄弟呀！」
在大部分索馬利亞人看來，海盜是他們的保護神、是英雄。為什麼呢？因為索馬利亞沒有海軍，領海裡的漁業和礦藏資源很容易受到其他國家覬覦，但是因為有索馬利亞海盜的存在，導致周邊國家不敢輕舉妄動，對當地人特別是漁民和商人來說，海盜其實就是他們的武裝力量。
我在二○一三年有一個駕駛帆船環球旅行的計劃，沿途會設置一些停靠點和補給站，所以在和碼頭的管理員和工人聊天時我留了一點兒私心，希望能夠和他們交朋友，明年如果帆船到非洲的時候，船塢的管理費能給我算便宜點兒啊，沒想到當地人很爽快地說：「沒關係，咱們是朋友了，不要你的錢！」我們也表示如果有機會歡迎他們到中國來玩，當然現階段成行的可能性非常小。在碼頭的經歷讓我們感受到了非洲人的淳樸和天真。
在柏培拉市區吃午餐的時候，我突然感覺到身體很不舒服，渾身沒勁兒，一開始我以為是中暑，畢竟這是全世界最熱的城市，上午的氣溫幾乎一直在四十度以上。我喝了兩支藿香正氣水，可是身體狀況一點兒也沒有得到改善，反而腹部劇烈地絞痛起來，接著就是上吐下瀉，一趟又一趟地跑廁所。這時候我們都意識到大事不妙了，種種跡象表明，我可能感染了霍亂。其實打從一開始我們就有心理準備，在索馬利亞吃東西肯定得出事，可是萬萬沒想到中招的竟然是我！我一直對自己的身體素質還是有點兒自信的，總不能白長這麼胖吧，而且我一向辦事謹慎，吃東西的時候更是百般留心，反倒是最不講究的魏凱一點兒事兒都沒有——在摩加迪沙那幾天，吃飯的時候他是最懶得動手轟蒼蠅的，不知道已經吃下去多少隻了（用他自己的話說，反正菜在烹調的時候肯定就已經進去蟲子了，我挑得再仔細、轟得再乾淨也沒用），難道真是「不乾不淨，吃了沒病」？我們出發之前打了六七種疫苗，但是霍亂的疫苗要按週期注射三針才會起效，由於時間倉促，我們去索馬利亞之前只打了第一針，沒有在體內完全形成抗體。唉，還是抱了僥倖心理！
等我拉清吐淨，稍稍穩定下來之後，我們立刻返回了哈爾格薩。到醫院時，我已經出現脫水症狀了。經過醫生診斷，確定我所患的正是典型性霍亂，屬於霍亂中比較常見和嚴重的一種，接下來就是打針、輸液、佔領廁所……
那幾天，我每天要跑十幾次廁所，甚至出現了低血壓併發症，一周內體重驟降了十多斤，多虧了梁紅他們衣不解帶的照料，總算保住了這條老命。回到北京後跟當醫生的朋友聊起這件事，他說：「也就是你這二百來斤的體格能扛住，他們幾個的話得了這病說不準就交待在那兒了。」這話雖說是開玩笑的，可也讓我釋然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嘛！
這場大病足足養了一個多星期才痊癒，簡直是死去活來，病好的時候我們一行已經回到了多哈。在此謹以本人慘痛經歷現身說法，提醒有興趣前往非洲的讀者朋友務必要完整接種各類疫苗，以確保自己的身體健康不會受到侵害。
鑑於我當時的身體狀況實在禁不起折騰，別說站起來走路，連吃飯喝水都得有人伺候，我這份量就算瘦了十多斤他們幾個也抬不動我啊！同時從嚮導那裡得到的消息是摩加迪沙那邊又發生了新一輪的武裝衝突，局勢相當混亂。考慮到以上兩方面的原因，我們決定不返回摩加迪沙了（至於那個留在摩加迪沙的「人質」箱子，只好等索馬利亞恢復和平之後我們再來接它了）。再一次坐上從哈爾格薩飛往吉布地的航班，與索馬利亞揮手作別，我們的行程就在這裡告一段落。
二○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晚，經過了十八天的輾轉跋涉，帶著一萬多公里旅程的風塵，我、梁紅、曾喬、魏凱四個人終於從索馬利亞返回祖國，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回到家的我們異常激動，過去的十八天就像做了一場夢，這段經歷讓我們第一次深深感覺到生活在和平年代裡是一件多麼值得慶幸的事情，第一次對自己擁有的幸福生活感到如此滿足。怎麼個滿足法？一下飛機就直接打車奔簋街，一人來上一碗打滷麵，好好調理調理咱這中國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