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政府領導人的疾病（無論是上任前就有的還是任職期間發生的）以及這疾病對政府運作所造成的結果，在這本書中已有某種程度的詳細討論。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有趣的、相當不尋常的現象，如前面已經討論到的，那就是：握有領導大權的經驗本身，似乎會讓政府領導人染上一種我稱之為「狂妄症候群」的東西。
醫學專業在談到精神疾病時，很正確地避免使用如「瘋狂」（Madness）與「古怪」（Lunacy）等語彙。但是許多世紀以來，人們一再觀察到，有些人一旦掌權，精神的穩定性就出問題，而且，在掌握權力以及那種像是精神不穩定的反常行為之間，存在一種因果關係——哲學家羅素有一個詞把這回事掌握得很準確，那就是「權力中毒」，我在導論裡也已經提過。權力是一種效力很強的藥，並非每一位政治人物都具有那種不可或缺與根深蒂固的性格來抵禦它的影響：這樣的性格要包括常人思維、幽默感、不做醜惡的事、有懷疑精神，以及甚至包括一點喜歡譏嘲的習性，因為這樣的心態會把權力實然地只當成權力來看待，那不過是一個特權的機會，可以服務公眾以及影響（有時也決定）事態的發展。
狂妄症幾乎一定是政府領袖的職業風險，對其他如軍隊與企業等領域的領導者也是一樣，因為在這類人士的周遭，總是會築起一道隔離之牆，而狂妄症在這種環境中最會滋長。有趣的是，通用汽車公司有一份研究報告在描述自我欺騙與拒絕面對現實的企業領導人時，特別討論到狂妄症。報告論證，這種問題常發展到一個局面，即領導人完全脫離了他們領導的企業所生存的世界；報告的結論描述了當這些手握大權的凡人宣稱自己不只是凡人時，會產生怎樣的恐怖情境。「希臘人稱這種事為狂妄（Hybris），而且他們知道諸神（我們或可稱為現實）並不允許此事。他們要求的是謙。」
狂妄的政府領導人所能帶來的浩劫，通常都是他所代表的人民來忍受。代議民主制的長處在於，被選出的領導人得到空間來遂行真正意義下的領導，並且在最大多數選民選擇猶豫、疑惑與舉棋不定的時候展現出堅決的意志。但是要遂行這種領導，前提是選民的信賴；而當領導者的決策跨過了適任的界線，而進入不適任的狂妄狀態裡時，信賴通常也就消失了。
精神疾病的醫療程序，常常必須在病人沒有任何身體症狀或病徵的狀況下進行；因為病人讓醫生警覺到的，不是身體的毛病，而是某種異常的行為。一個非常常見的狀況是，醫學專業可能無法找出這異常行為背後的原因，但仍然會認為這構成了一種精神的病態。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醫界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承認這種病），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這種症狀只會發生在創傷事件之後。一組訊號與症狀，例如經驗重現、過度警戒、圍繞在創傷事件的噩夢等。在經過許多辯論與爭議之後，現在被承認為一種醫學上的病症。
二○○九年二月，我與大衛森（Jonathan Davidson）教授合著一篇關於狂妄症候群的論文，發表在神經醫學期刊《腦》之上。大衛森是北卡杜克大學精神醫學名譽教授，曾經主持一項研究名為「一七七八年至一九七四年美國總統的精神疾病：由傳記找尋線索」（Mental Illness in US Presidents between 1778 and 1974: A Review of Biographical sources），這項研究曾在導論提到過，而和他合作讓我獲益匪淺。
我們在論文中描述狂妄症候群只有在掌握權力一段時日之後才會開始發展，在這層意義下，狂妄症候群時罹患與發展將會遵循一種病態人格改變的路徑，例如《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第十版》所標示的四種類型：創傷後維持一段長時間的人格改變、精神疾病、長期疼痛與無以名之的狀況。罹患了狂妄症候群的政治領袖在本質上是拒絕承認自己可能會生病的，因為生病是一種缺陷的徵兆。他們也是人群當中最有可能率先服用認知增強劑（cognition enhancers）的一種人。根據科學期刊《自然》一項針對其主要科學讀者的非正式調查發現，一千四百名受訪者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會在非關醫療用途的情況下服用興奮劑或促醒劑（wake-promoting agents），例如派醋甲酯（methylphenidate ）、普衛醒（Modafinil）或Bete阻斷劑。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狂妄症候群是否在本質上與自戀型人格失調（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NPD）相同，它是自戀型人格失調的一種亞型，還是另一種失調。我們刊登在《腦》上面的論文所指出的十四種狂妄症候群的病徵當中，有七種符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中描述自戀型人格失調的標準，有兩種則符合反社會型人格失調與歇斯底里型人格失調的標準。餘下的五種被視為獨特的病徵，從來沒有在別處被分類過：（五）把自己跟國家或組織等同起來；（六）喜歡使用王室的口氣說話，例如「吾人」；（十）堅信一個更高的法庭（無論是歷史的或上帝的）將會證明自己是對的；（十一）不知休息、輕率魯莽以及衝動；（十三）道德行為凌駕於可行性、成本與後果。在診斷是否罹患狂妄症候群時，我們建議十四種病徵當中至少要出現三種或三種以上，而且當中至少要有一種屬於前述五種被視為獨特的病徵。
我們在《腦》上面的論文指出，狂妄症候群與自戀型人格失調之間的確切關係不明。然而，有一項研究結果顯示，自戀型人格失調本身是非常變動不拘的，只有百分之四十六到五十之間的案例經過三年的追蹤期之後仍然維持原先的診斷結果。這項結果有助於說明狂妄症候群屬於一種後天失調，而且該項研究發現，在二十名原先並沒有出現失調病徵的患者當中，會有四名在追蹤期期間發展出失調病徵。
根據一項大型的流行病學研究顯示，有百分之六點二的受試者產生出終身的自戀型人格失調，這個數據是較高罹患率的男性（百分之七點七）與較低罹患率的女性（百分之四點八）的平均值。在自戀型人格失調患者之間所顯示的高比例躁鬱症現象，提醒我們在診斷狂妄症候群時，應該要持續注意那些有憂醫症病史的案例。
在狂妄症候群與自戀型人格失調和反社會型人格失調所共通的這些元素中，例如不良的決策、差勁的情緒控制、無法克制的侵略性、缺乏適當的同理心等，所發現的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血氨酸功能的改變，彼此之間有可能是相關的。額葉紋狀體系統與邊緣系統的多巴胺路徑已經被證實為衝動與/或嚴謹行為的重要控制中心，而這可以反映出人在動機上或認知上的控制是否有缺陷。其他神經傳導物質，例如正腎上腺素或血清素，所扮演的角色，則有待驗證。病態的賭博行為，由於把冒險視為功業，似乎顯示出某些狂妄症候群的病徵。從神經生物學的觀點來看，病態的賭博行為被視為不正常的行為上與神經內分泌上的反應，以及，至少在男性之間，是一種特定的基因。病態的賭博行為經發現與多巴胺受體D2、D4這兩個基因、多巴胺運轉子、色胺酸水解酶、alfa 2C腎上腺素受體之間有關連，其中多巴胺基因、血清素基因與正腎上腺素基因各擔負不到百分之二的責任。而當決策的管控以及與處罰有關的訊息處理受到損害時，就有可能出現狂妄症候群的病徵。
主宰正確的風險評估與決策制定的大腦腹內側額葉與島葉區域若發生病變，則傾向於做出高風險的決策，而且對自己所做決策的正確性有著錯誤的自信心。這些發現對我們來說似乎與狂妄症候群的神經學有關，其中不適當的信心導致（一）以冒險為尚，（二）無能預見不樂見的後果；（三）做出危險的決策以及造成對他人的傷害。這些發現同時暗示了自戀型人格失調可能在成年生活中來來又去去。因此，假定狂妄症候群既是後天養成的、但又會隨著權力的脈絡產生改變而趨緩，一點也不牽強。
要抑制政治人物的狂妄行為，得依靠國內民主的審查與制衡。這些機制多年來已經在美國與英國裡建立了起來。最重要的是內閣的警醒與審議，因為內閣成員是最完整地看到在職的政府領導人行事真相的人。內閣部長願意為原則問題而辭職，是非常重要的。美國司法部長艾略特．李查森（Elliot Richardson）沒有聽從尼克森的命令裁撤特別檢察官阿奇鮑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而是選擇辭職。當卡特總統不顧國務卿塞魯斯．凡斯的建議，硬是派直昇機進入伊朗，笨手笨腳地嘗試解救美國人質時，凡斯也是辭職走人。二○○三年時，下議院議長羅賓．庫克為了入侵伊拉克問題而辭去職務。如果柯林．鮑威爾或傑克．史卓在伊拉克戰爭開始之前辭職，很可能會產生可觀的效果。然而與部長辭職同樣重要的，是選民分別在二○○四與二○○五年獲得了開除布希與布萊爾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