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妄與無知讓小布希貿然行動，那些在海外的、更該關心的嚴重問題，他卻視而不見。
——史帝芬．格勞巴德（Stephen Graubard）
※※※
布萊爾這時看似一個政治巨人，半邊是凱撒，半邊是彌賽亞。但是當伊拉克的局勢開始呈現糾結與混亂，他又以同樣的幅度變成一個孤立無援、失去保護的犧牲者，還因為陷入「金錢換爵位」的醜聞而被打上恥辱的烙印。布萊爾跟在他之前的勞合．喬治與柴契爾夫人一樣，忽然發現英國政治並不輕易接受拿破崙的統治風格。
——摩爾根勛爵（Lord Morgan），評論東尼．布萊爾二○○一年在工黨大會上發表的演說
※※※
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與英國首相東尼．布萊爾兩個人，在決定發動伊拉克戰爭以及處理戰爭篇後續發展的過程中，清楚地演示了狂妄症候群上身是怎麼一回事。我做這樣的詮釋，證據一方面來自於目前已經公開的大量資訊，這些資訊說明了這場戰爭是如何發生的；但是另一方面，特別關係到布萊爾，證據還來自於我就此事親身與他的交涉，時間是在一九九八年到二○○三年之間。這一章跟本書其他章節的案例研究（第三至六章）有所不同，先後的章節對於所描述的歷史時代，有較大的觀察距離與縱深。
東尼．布萊爾
雖然伊拉克戰爭在壓倒性的比例上是由美國主導的行動，但是我相信，先討論布萊爾從一九七年五月掌握大權時起（比布希總統進入白宮早三年半），在處理伊拉克問題的方式上有怎樣的演變，會是一個有意義的談法。我第一次與布萊爾討論重大議題，是在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在他家裡，當時他是在野黨領袖，討論的議題是我是否願意公開支持新工黨。我第一次與他討論伊拉克問題是在一九九八年三月二日在唐寧街官邸。為了讓他知道我對薩達姆．海珊政權的深刻感受，我送給他一本由約拿珊．藍道爾（Jonathan Randal，華盛頓郵報資深的戰地通訊記者）所寫的關於庫德族的書。這本書說出了我當時對庫德族問題的深刻關切，也說明了為何我相信西方民主國家長期所忽略的對庫德族處境的處理，已經變成如此關鍵的問題。我希望布萊爾的幕僚長約拿珊．包威爾（Jonathan Powell）能讀一讀這本十分精採的書，因為這本書為將來指出了許多問題。比如說，書中討論了一九九一年在擊敗伊拉克部隊之後，其事態的後續發展卻是問題百出。藍道爾寫道：
美國的計畫是由頭腦簡單與拳頭政治兩個元素拼貼起來的，有很多戰術卻欠缺戰略，表面上看起來前後一貫，卻建立在一些未必成立的奇特假定前提之上。從一九九○年八月二日起，當伊拉克入侵並佔領科威特，到次年的三月底薩達姆．海珊鎮壓什葉派與庫德族暴動時，這當中所發生的所有事情，若我們考慮到美國是如此計畫，也就都不令人感到訝異。
在那次會面之後，我於十一月十二日寫了一封信給布萊爾，重申我會面當時所表達的關切，主張我們需要一個政治策略來納入庫德族的力量，以協助推翻海珊。布萊爾的回答是：「我們工作的目標並非推翻薩達姆．海珊及其政府。我們沒有立場來指定誰應該擔任伊拉克的總統，不管我們多麼希望看到巴格達能有一個不一樣的政府。」這個回答具體而微地點出了英國一個特別的問題；歷任英國政府都覺得，在就外國政權更替問題發言時，措詞必須遵守聯合國憲章——但這是建立在一種對憲章特別缺乏彈性的詮釋之上。這樣的立場需要被重新檢視。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在聯合國的調查人員由於海珊的拒絕配合而撤離伊拉克之後，美國與英國對伊拉克境內目標發動了一次為期四天的轟炸行動。英美在這次軍事行動中所主張的法律基礎，跟先前一九九三年與一九九六年時，以及日後的二○○二年與二○○三年時相同，都是聯合國大會於一九九○與一九九一年通過的決議案，此外還加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一二○五號決議案。在這次閃電轟炸開始後的第三天，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曰，布萊爾請我到唐寧街十號用晚餐。這次邀請的主要原因，是布萊爾希望說服我放棄建立一個跨黨派的組織——後來稱為「新歐洲」——其立場是反對英國加入歐元。但是我們也花了一些時間討論伊拉克。他此刻的心情跟兩天之前已經很不一樣：據稱兩天之前當他與夫人以及兩位好友共進晚餐時，他看上去「明顯頗為焦慮」。
但是在十八日的晚餐上，同樣是雙方夫人都出席的場合，我注意到他顯得輕鬆，幾乎是高枕無憂的模樣。他出任首相一開始就很順利，特別是在處理北愛爾蘭的問題上，種種跡象顯示他會成為一位成功的首相。那天他並沒有不恰當的亢奮言行，也沒有請求離席去掌握發動攻擊的最新匯報。我覺得他冷靜、理性，沒有絲毫的狂妄。他願意跟我討論伊拉克境內佔多數的什葉派穆斯林、庫德族人以及什葉派穆斯林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但只能談到某個程度；他對這些事情的知識並不十分豐富，顯然也還沒讀過藍道爾的那本書。我們都同意，目前的狀況海珊還能夠維持權力，這是令人完全不能滿意的。我們對於聯合國的相關限制也都感到挫折；布萊爾認知到，在形式上他只能在這些限制之內操作。關於伊拉克政權更替問題，美國國會此時已經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了《伊拉克解放法案》（Iraq Liberation Act），而柯林頓總統並未動用否決權。法案中所稱對美國最大的威脅，並非大規模毀滅武器，而是海珊繼續掌權。法案裡對大規模毀滅武器著墨不多，雖然我們兩人都相信伊拉克仍然擁有這些裝備。
美方與英方在這次行動中針對伊拉克境內目標一共投放了超過六百顆炸彈，發射了四百一十五枚巡弋飛彈，並且根據估計，殺死了伊拉克共和國衛隊一千四百名成員。被攻擊的目標包括部分核子設施；後來的評估是，海珊的核子武器計畫因此延遲了兩年的進度。國會所通過的要促成伊拉克政權更替的法案，柯林頓雖然堅定支持，但他卻從未傾向授權全面性的軍事行動來達成此一目標。美國輿論的意見並不支持在伊拉克地面上再次發生戰爭。一九九九年二月，柯林頓的彈劾案雖未通過（由於與莫妮卡．柳文斯基發生性醜聞），但也削弱了他的聲望以及號召美國人民行動的能力。當柯林頓在決定該如何回應奧薩瑪．賓拉登以及蓋達組織（al-Qaeda）對美國日漸增加的威脅時，這或許也是一個左右他決策的因素。在北約方面，在可預見的一年之內，軍事行動的第一優先都是科索沃。
我下一次與布萊爾談話是在科索沃危機期間，當時北約正忙於對塞爾維亞實施空中攻擊。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六日，布萊爾首相出乎意料地撥電話給我，想跟我做一次詳細的長談，討論他對局勢惡化的憂慮。塞爾維亞的軍隊很大部分仍未受到北約轟炸的影響；而他想跟我談一談我已經公開表達過的觀點：我們應該一開始就啟動北約的地面部隊。我這些看法與季辛吉相左，也曾經被當時的英國國防部參謀長查爾斯．古特里將軍（Charles Guthrie）在一篇文章中點名批判。這多少是有點悖於慣例的，因為參謀長不應該有政治化的發言；這是個雖然微小但不容忽略的警訊。柯林頓的軍事顧問顯然讓總統以為，可以用威脅的方式讓米洛塞維奇退縮，如果他不退縮的話，來一次四十八小時、最多七十二小時的轟炸就能搞定他。結果最後北約花了七十八天進行空中轟炸，而且更重要的是，還需要葉爾欽的強力介入才讓米洛塞維奇同意撤回塞爾維亞的武裝軍警。他們離開時極不情願，也從未承認是軍事上的敗退。
電話開始不久我提醒布萊爾，我人在柏林，使用的是公共線路。布萊爾笑了出來，他說他希望每個側聽的人都知道他的焦慮何在。他是出奇地坦率，我們進行了一場熱烈的討論。然而這是我第一次留意到他的音調裡有一種亢奮的味道。不久之後布萊爾與柯林頓之間產生了實質的緊張關係，因為他們對於是否需要準備派出地面部隊意見不同。四月二十一日，布萊爾對國會說，地面部隊是一個選項。
次日布萊爾在芝加哥發表了一場演說，演說中他試著界定一件事：英國「應該在什麼樣的狀況下積極地介入其他民族的衝突」，以便捍衛英國信奉的價值。先不管布萊爾的論點有何正確或錯誤之處——事實上那些觀點我大多也都同意，真正令人驚訝的是，為了這場如此重要的演說，白廳內部事先所做的研究與準備是如此之少。演說是由一位研究戰爭的教授勞倫斯．傅利德曼（Lawrence Freedman）起草的，當他看到布萊爾近乎原稿照用也感到意外。外交部與國防部只做了微乎其微的貢獻。
科索沃戰爭造成的一個有害副作用，就是讓布萊爾在處理外交事務時，開始展現出自信滿滿的氣勢以及個人主導的風格。科索沃是布萊爾第一次在重大的國際危機裡遭遇到的考驗，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徵兆，顯示他毫無疑問開始有狂妄的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