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把自己從沙阿——美國在波斯灣的殘暴警長——手底下解放出來，結果發現自己住進了一座神權統治的墳場裡。那時美國像一塊巨毯壟罩在中東之上；有些人利用仇美的民意壯大起來，背叛了伊朗人的民主選舉。
——羅伯特．費斯克（Robert F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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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二月伊朗沙阿（Shah，伊朗國王的稱呼）倒台，阿亞圖拉．盧霍拉．柯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接掌大權，這在地緣政治上註定要成為一個災難；這件事帶來的後果，今天我們仍然面對著。我是英國當時的外交大臣。英國、西方其他國家與沙阿之間的關係，從來都不單純。這個區域對英國來說具有關鍵性的經濟與戰略利益，而他，伊朗沙阿，是英國在這個區域裡的盟友。然而他同時也是一位專制的君主，試著把他的國家予以轉型與現代化，而同時國內有許多強大的力量反對著他，對他張牙舞爪。在一九七○年代時，局勢已經明白指出，如果沒有某種程度的民主改革，包括向君主立憲制度踏出一步，那麼他的統治就會越來越困難。但是從伊朗以外很難對這個過程施加影響，最主要的原因是，沙阿雖然是專制君主，卻也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而且當美國與英國在一九五三年把宰相穆罕默德．默撒迪克（Mohammad Mossadeq）予以罷黜時，等於把自己對民主的承諾也打了折扣。
一九七三年時沙阿的病變的非常嚴重；他得到的是一種慢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Lymphocytic Leukemia），但是只有極少數的人知情。他對此疾病採取完全的保密，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他發展出更為嚴重的症狀時才為外界所知。這時他的政治生命以及個人的命運已經沒有轉機了。他於一九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埃及流亡途中因此病而過世。（白血病是一個概括性的名稱，指稱白血球細胞的惡性或癌症性增生所導致的一切疾病。分類的方式是看哪一種白血球細胞出問題，所以有淋巴細胞性、淋巴母細胞性/淋巴性〔lymphoblastic/lymphatic〕、或骨髓細胞性〔myeloid〕等不同的類型的白血病。不正常增生的速度，則決定是急性病還是慢性病。急性淋巴母細胞白血病是一種兒童疾病，現在透過類固醇化療以及對腦脊髓液〔cerebrospinal fluid〕作放射線治療有突破性的良好反應。慢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的成因仍然未知。男性患此病的比例是女性的兩倍，通常在六十歲以上開始。）
伊朗的沙阿，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於一九四一年從他的父親禮薩．沙阿．巴勒維（Reza Shah Pahlavi）手上接下王位。禮薩．沙阿在一九二六年自立為王，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即巴勒維王朝。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與蘇維埃軍隊入侵伊朗之後，被迫遜位（伊朗當時仍普遍被稱為波斯）。當羅斯福、邱吉爾與史達林於一九四三年於德黑蘭舉行會議時，這位年輕的沙阿並不是一個十分顯著的角色。這幾位巨頭當時完全料想不到，他在未來三十年裡，將成為波斯灣地區最具關鍵地位的統治者。
沙阿優柔寡斷的性格最早在一九五三年的政變中顯現出來；在那次政變裡，他的宰相穆罕默德．默撒迪克遭到罷黜。默撒迪克將石油產業收歸國有，因而引起美國與英國的不滿。但是默撒迪克在伊朗內部也面臨強大的反對力量，這使得中情局與英國祕密情報局得以策動使他倒台。事後看來，英國與美國較明智的選擇應該是集中力量來影響默撒迪克所領導的伊朗，改善其國家體質，催生適當的民主體制，並且協助伊朗抵禦蘇聯共黨的滲透。而且，若在英伊合資的石油公司裡建立一個較為開明的英國高層，也比較能夠因應伊朗人民對分享石油收益的需求，從而達成一個較為穩定的解決方案。
在政變期間，沙阿不只是極端的緊張，甚且還舉棋不定；在一個關鍵的時刻裡，他以為計畫要失敗了，就帶著王后索拉雅（Soraya）搭乘一架小飛機逃到伊拉克。在巴格達時他與美國大使進行過談話。英國大使法蘭西斯．薛福德爵士（Francis Shepherd）向倫敦發出了一份電報描述了沙阿的談話內容：「他當時決定，作為一位憲政君主，他不應該訴諸武力，因為那將導致流血、動亂以及蘇聯的介入。」在其中，沙阿對未來的態度表露無遺。
一開始沙阿不知道再來要往哪裡去，最後則是飛到了羅馬。他住在一間旅館裡，沒有錢，也無法對局勢做任何影響。美國方面試著讓他強硬起來，讓他主張憲法賦予他的權力，並且宣告默撒迪克的行動為非法。德黑蘭的街上擠滿了默撒迪克的支持者以及由民眾黨（Hudeh Party）派出的共產黨員，但是中情局撒錢動員了許多反對默撒迪克的遊行。這些支持沙阿的群眾呼籲軍隊出來擁護沙阿，並且推翻默撒迪克。當默撒迪克被送上法庭時，他譴責英國以及所謂的「趕走行動」（Operation Boot）要為他的失勢負責。所以英國背上了首謀的名聲，雖然實際上是美國人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美國方面實施的是「埃傑克斯行動」（Operation Ajax），而且對自身的角色沒有像英國人那樣的顧忌。
然而沙阿認為他之所以能在一九五三年返回伊朗，完全都要歸功於他的人民。他宣稱：「我知道他們愛我。」這是一個他用來讓自己安心的神話。在那以後，由於出亡的經驗一直讓他提心吊膽，所以他決定要在國外備足相當的財富以確保他的未來。他也覺得有必要建立專屬於自己的國家情報單位暨安全組織「薩瓦克」（SAVAK，伊朗文全名為Sazemane Etteiat va Amniyate Keshvar）。他選擇了美國中情局與以色列祕密情報局（Mossad）作為創建機構的主要顧問，而不是英國的祕密情報局。這個機構便成為廣泛動用酷刑與實施鎮壓的殘酷核心。
沙阿政權持續成功有相當程度是由於他一九六二年任命了阿撒多拉．阿藍（Assadollah Alam）擔任宰相。他給阿藍兩個主要任務：一個是擺平對土地改革日漸升高的反對聲浪，另一個是推動所謂的白色革命。一九六三年一月舉行的全民公投通過了一項包含六大要點的社會改革。在一九六三年的春天裡，阿藍鎮壓了法爾斯（Fars）的部族酋長，廢止了古老的部落制度傳統，摧毀了部落居民的忠誠情感。德黑蘭與庫姆（Qom）繼續有抗議行動，由地區領袖柯梅尼推動。緊要關頭上阿藍鼓舞著優柔寡斷的沙阿，極力敦促政府予以反擊。「但是要怎麼反擊呢？」據說沙阿如此提問。阿藍回答：「用子彈，陛下。」阿藍還補充道，如果行動失敗他將擔起一切的責任。一九六三年六月五日，在阿藍本人的號令之下，動亂在數小時之內被擺平。
起初沙阿決定要處決柯梅尼，但有人認為把他變成烈士是不明智的作法。沙阿於是轉而對教派人士施加政治壓力，讓柯梅尼成為一位阿亞圖拉（Ayatollah），然後將他驅逐出境。首先到土耳其，後來又到伊拉克。這項作為開啟了沙阿一連十多年的成功統治；至少從物質建設的標準來說是如此。但是沙阿著重於建立一個世俗的國家，也致力於婦女的解放，這令柯梅尼以及愈來愈多的教派人士感到深惡痛絕。沙阿的父親也是一位改革者，而且，正如阿塔圖克（Mustafa Kemal Ataturk）總統在土耳其提倡拿下面紗，沙阿的母親塔姬．歐爾默魯克王后（Tadj ol-Molouk）與她的兩位女兒莎姆絲公主與雅希拉芙公主也首度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不帶面紗出席公開場合。
一九七一年的德黑蘭協議（Tehran Agreement）很大程度是由沙阿促成的；此一協議大幅增加了伊朗的石油收入。然而隨著這項成功，沙阿的朝廷開始表現出奢華與揮霍。當年十月，一場鋪張到達荒誕程度的派對在古城遺址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舉行，主題是為了慶祝波斯王朝兩千五百年紀念。沙阿似乎就是在這個時點上失去了現實感以及對人民的掌握。他的狂妄症嚴重了許多，但是他的自信多是表面的姿態，而非源自真實的確信。他用帳篷搭建了一座城市來接待各國皇族與貴賓，招待所需全出自巴黎最昂貴的商號：美心餐廳（Maxim's de Paris）準備飲食，浪凡服飾（Lanvin）提供製服，博豪布藝（Porthault）供應亞麻布。露天聲光秀歌頌著居魯士大帝，而先知穆罕默德與伊斯蘭題材則遭到忽略。
一九七四年年初時，沙阿是整個中東地區裡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他的利益與西方民主國家的利益大致上重疊，美國、英國、法國與其他國家都鼓勵他把影響力拓展到中東以外的地區去。伊朗是防衛機構「中央條約組織」（CENTO, the Central Treaty of Organization）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