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背痛好些了嗎？」
甘迺迪微笑著回答：「這個嘛，要看氣候——政治的以及別種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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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甘迺迪在一九六○年十一月當選美國總統，以三百零三選舉人票對尼克森的兩百一十九票，但是總投票數只有些微的勝差：在所有投出的近六千九百萬票（68,837,000）裡他只贏了不到十一萬兩千票（118,574）。然而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甘迺迪發表就職演說之後，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幾乎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同他們的新總統。一個年輕、自信的聲音在全世界迴響：
此刻號角再度召喚我們；不是叫我們拿起武器，雖然我們需要武器，也不是叫我們走上戰場，雖然我們不乏準備，而是叫我們扛起重擔，年復一年地長期的在微光中奮鬥……對抗我們共同敵人：暴政、貧窮、疾病以及戰爭。
年僅四十三歲，這位新任總統看起來充滿了「維加」（Vigah）——一個廣泛流行的甘迺迪用語，代表著活力、魅力與幽默。他是第一位當選總統的天主教徒，第一位現任總統獲頒紫心勳章，也是歷來選出的總統裡最年輕的。悲劇的是，他同時也是死亡時最年輕，而且是第四位遭到暗殺的美國總統。
但是有些人並不覺得甘迺迪有魅力，也不是每個人從一開始就為他著迷。記者桃樂西．湯普森（Dorothy Thompson）看了甘迺迪的就職演說；她對朋友說：「這個年輕人有某種虛弱跟神經質的地方。」這個敏銳的觀察並不符合當時的流行觀點，但卻不時浮現在今天對甘迺迪總統表現的評估裡。
在大西洋兩岸，佔據權位的是較老的領導者。蘇維埃聯盟的總書記赫魯雪夫是六十六歲，英國首相麥克米蘭也是六十六歲；法國總統戴高樂七十歲；印度總理尼赫魯七十一歲；以色列總理本—古里昂七十四歲；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是七十九歲；而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是八十四歲。然而所有這些人的健康，都好過甘迺迪。
很少人能夠達到最高權位，而同時不把一些祕密遮掩起來的。當甘迺迪宣誓就職時，他藏著一個天大的祕密：他在自己的健康問題上故意誤導美國人民，他的健康其實比大眾猜測的都要糟糕的多。他有愛迪生氏病，必須依賴荷爾蒙替代療法才能活命；他認為必須保密才能贏得選舉並且保有總統的位子。在他的選戰過程中，一個裝著他醫療祕密的袋子不見了，而甘迺迪知道，如果這訊息在這個關鍵的階段中走漏出去，那麼選民對他掩蓋行為的震驚，以及對他健康真實狀況的知悉，很可能就會使他輸給共和黨的競爭對手副總統尼克森。（愛迪生氏病也稱為慢性腎上腺素功能低下症以及腎上腺素皮質機能減退症〔Hypocortisonism〕。這是指腎上腺體的功能缺損；首度由托馬斯．愛迪生醫生〔Thomas Addison〕於一八八五年做病理描述。今天絕大多數的醫生認為愛迪生氏病代表的是腎上腺皮層自體免疫功能缺損。身體病弱的症狀在童年時期可能發展地十分緩慢，在青春期裡逐漸顯著，甚至持續到青春期以後，如甘迺迪的例子；或者，這種疾病可能呈現為劇烈的急症，大多數如此發病者，其正常功能會完全崩潰。患者的腎上皮質素分泌不足，也就是皮質醇、醛固酮以及雄性激素。病的盛行率是人口的兩萬五千分之一。從前被緊密地跟肺結核關聯在一起，不過今天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病人是由於肺結核而得病，而有百分之七十的病人是由於自體免疫的損害。這種病偶爾可以被腫瘤的二度增生或轉移而引起，比如支氣管腫瘤，或者由於腦部基底的腦下垂體被移除或損害。治療方式是使用氫化可體松來替代所缺乏的荷爾蒙。）
但更令人憂慮的是，當他戮力於為國服務時，這位新任總統一點也沒有改變他生活方式的跡象。甘迺迪沒有安排國內任何頂尖醫生當他的私人醫生，也並不試著限制他的娛樂性藥物，也許他有嘗試，但就是沒有成功。不圖此，他努力的重心在於運用總統的權力來使他的醫療狀況成為機密，並且向外投射出正常、健康、快樂、愛家的形象。這跟真實有非常大的距離。
甘迺迪剛當上總統時，我還是倫敦的醫學系學生，而且跟世界上許多年輕人一樣，對他抱持很高的期望。當時我們無法不意識到，我們生活在一個危險的時代裡。冷戰處在高峰時期，當時的焦點在於共產黨威脅將封鎖西柏林，以及在蘇聯與美國之間持續升溫的核武競賽。其中一部分是古巴飛彈危機，後人將為此記得甘迺迪總統。
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一，甘迺迪公開發布壞消息，他們發現射程足以打擊美國的飛彈部署在古巴。一億美國人打開電視聽他的演講，另外有同樣多人在世界各地聽這場演說。在此時，甘迺迪政府所不知的是，蘇聯在古巴有一百六十二個核武彈頭，還有四艘潛水艇正在島嶼附近追蹤美國海軍船艦。每一艘潛艦攜帶了配備核武彈頭的魚雷，雖然它們在蘇維埃潛艇基地的連繫範圍以外，也仍然獲得授權可以發射這些核武。冷戰跟核武大戰之間只有非常危險的小小距離。用赫魯雪夫的話來說，那是一個「燃燒的氣味在空氣中漂浮的時代」。
在克里姆林宮，赫魯雪夫等著收看甘迺迪的演說；如果甘迺迪宣布要進犯古巴，他就考慮從島上發射核武飛彈。赫魯雪夫故意在美國近岸挑戰甘迺迪的威望；自從一八二三年的門羅主義以來，美國政府就把這個地區視為美國的勢力範圍。
當甘迺迪對全國演說時，蘇維埃人已經給他們在古巴的指揮官以撒．皮列夫（Issa Pliev）擬好了指示，要他「讓全部的軍力進入待命狀態」。如果美國入侵古巴，在古巴的這四萬一千名蘇維埃部隊在軍力上將會落於絕對的劣勢，唯一的救贖是他們有蘇聯製的短程核武飛彈「月神」（Luna）。蘇聯方面嘗試性地擬定了一組命令，以便授權指揮官動用月神。幸運的是，蘇維埃的國防部長馬歇爾．羅迪昂．馬凌諾夫斯基（Marshal Rodion Malinovsky）說服了他的同僚們，延後發出動用月神的指令，並且傳了一道命令給在古巴的蘇維埃部隊，嚴禁使用任何核子武器。馬凌諾夫斯基明智地考慮到，如果在美軍尚未進犯之前，華盛頓就攔截到授權動用戰略核武的命令，那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莫斯科也明智地下達了指令，除非有直接命令，否則不得發射射程達一千一百英哩（約一千七百七十公里）、攜帶核武彈頭的R12彈道飛彈。
如果說在一九六二年十月這幾個緊張萬分的日子裡，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的命運都握在甘迺迪與赫魯雪夫的手裡，那是一點也不誇張。不過，除了一開頭的挑釁，蘇聯處理這個局面時，展現了相當大的自製。甘迺迪總統處理古巴飛彈危機的手腕也值得高度讚許。他的動作是有分寸的，某些時點上甚至非常細緻，但同時也是堅定與充滿決心的；撇開那些事後諸葛的觀點，甘迺迪的正面衝突策略發揮了效用。不過，跟他在這個危機裡的出色表現比較起來，我一直感到相當困惑，不過在一年之前，在也跟古巴有關的豬灣挫敗事件（Bay of Pigs Fiasco）裡，他卻出現一連串的決策錯誤。他為什麼會計畫與支持那一千五百名反卡斯楚的古巴人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對古巴發動攻擊？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甘迺迪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初跟赫魯雪夫進行的維也納會議是這麼一個完完全全的失敗？
歷史家提奧多．德拉培（Theodore Draper）說，豬灣事件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歷史上失敗到這樣徹底的例子還並不多見」。豬灣事件之後不久與赫魯雪夫進行的維也納高峰會議甚至可以說是更為嚴重的慘敗，而需要負全部的責任的是甘迺迪一人。簡單而且最明顯的解釋，是甘迺迪與他的團隊缺乏經驗。但是我相信，這種說法並沒有充分地解釋一切。雖然判斷力與智慧是需要後天學習的，但是甘迺迪在他就職第一年裡犯下的判斷錯誤，並不單純是那種缺乏經驗的類型。我相信那些錯誤是根源自他整體的健康狀況。儘管先前對甘迺迪疾病的調查報告以及醫生對此所做的陳述，都遭到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的抗拒與鄙視，但是我們現在知道，特別是透過傳記作家李查．李維斯（Richard Reeves）的作品，這些揭露大部分都屬於事實。約翰．布姆迦納醫生〔John R. Bumgarner〕寫過一本書《總統的健康》。書中談甘迺迪的一章，開頭兩句是這樣：「我寫到這一章時，心裡有極大的恐懼與抗拒。許多才華洋溢與富有調查精神的作者，都因為那圍繞在甘迺迪身邊的迷霧遮罩而打退堂鼓，因為任何對甘迺迪真正模樣的探究，都被隔擋在外。」在羅伯特．達列克關於甘迺迪健康經過授權認可的書出版之前，有四本傑出的著作對於揭開甘迺迪疾病的真相有很大的幫助。
在本章裡，我期望能夠提供一個嶄新的觀點，來探討為什麼甘迺迪的決策能力在豬灣事件與古巴飛彈危機之間會有這樣大的落差。我相信解決這個謎團的——迄今一直被忽略——關鍵因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