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我們不知適時收手以致壞事，有時我們太過熱切求新因而鄙視老舊，有時我們讓知識先於智慧，讓科學先於藝術，讓聰明先於常識，有時我們把病人當作病歷，使病人忍受治療比忍受疾病本身更為痛苦，主啊，請拯救我們，讓我們免於這些錯誤。
——羅伯特赫欽森爵士（Sir Robert Hutchinson, 1871-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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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覺得這個醫生的祈禱，如果把「病人」換成「選民」的話，同樣可以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祈禱》。因為政治家同樣把人民的性命握在手裡。當他們在戰爭期間統治國家時，特別是如此，但在非戰爭期間，這句話也還是有效。政治人物，特別是政府領袖人物所做的許多決定，對他們所統治的人民之性命具有深遠的影響，甚至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會決定他們活著還是死去。赫欽森祈禱文的主旨，在於醫師應該牢記他們的首要任務是不要讓疾病更為嚴重，這在一個由於醫療錯誤而引起的疾病如此普遍的時代裡，是很重要的事。
而政治家的職責，是只在可望改善現況的前提下才介入，並且能夠抵擋民眾為行動而行動的大聲要求。俾斯麥著名的評論：「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這句話同樣表達出一種洞察：「在企圖心裡要有謙虛。」對政治家與醫生來說，有無才幹與能力讓他做出符合實際的判斷—什麼可以達成、什麼不可能—是關鍵的問題。任何事如果妨礙到這種判斷力，就能造成可觀的傷害。
我成年以來，對於在政治家與醫生、政治與醫學兩者問的關聯性，一直感到著迷。無疑地，我自己同時是醫生又是政治家，這樣的背景給我的興趣提供了動力，也影響了我觀察的角度。我特別感到興趣的是，國家元首所患的疾病，對於歷史的發展造成那些影響。這樣的疾病拋出了許多重要的議題：對做決策的影響；疾病潛在的危險性被視為機密而未能公開；換掉生病的元首有其難度，不管是在民主體制還是獨裁國家；以及最有意思的，國家元首的疾病讓他們的醫生扛上了怎樣的責任。他們應該完全只為病人著想，像一般的情形那樣，還是他們也有義務把國家的政治健全納入考量？
世代以來，我的家族有許多成員都是醫生，或者從事跟醫學有關的職業。從事政治的成員也不少，主要是在地方的層級，當中有些試著同時涉足醫界與政界。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覺得，醫學與政治在我的人生中扮演兩個自然的夥伴是很正常的事情。雖然某些時期太多的政治活動把醫學擠出我的生活之外，但是我對醫學的喜愛從來不曾稍減。即便當我擔任外相一職時，我也還是帶點學究氣息地在官方文件上自稱是一位醫學執業者，好像從某種角度來說我一直把政治生涯看成某種暫時性的狀態。確實，我從來沒把政治當成一種職業。我從一次大選走向另一次大選，從來不確定自己能夠一再連任重新選上，贏得我在普利茅斯（Plymouth）選區高度競爭的國會席位。儘管如此，最後我還是成了這個城市服務最久的國會議員，在任職了二十六年之後，於一九九二年從下議院離開政壇。
我這樣結合著醫學與政治的人生是從一九六二年開始的。那時我還只是倫敦的聖托馬斯醫院（St Thomas's Hospital）—這間醫院座落在泰晤士河畔，正好跟國會大廈西敏宮（Palate of Westminster）隔岸對望—一位資淺的醫生，就被挑選為國會議員候選人。某種角度來說，是醫學把我帶進政治的。一九五九年還是醫學系學生時，我就加入了工黨，因為我看到聖托馬斯醫院所服務的倫敦南區裡的貧困以及貧窮的居住環境。我們為病人治病，但是他們還是回到一樣潮溼與擁擠的公寓，於是很快他們又回醫院來報到。就在一九六二年通過醫師資格考試之後，黨裡問我是否願意擔任工黨在一個相當大的鄉下選區的候選人。那不是一個工黨能選贏的選區。為什麼我會走上這一步，至今我還弄不清楚原因何在。但是我相信這是為了讓自己不至於變成我口中常說的那種「醫學麻瓜」，就是那種只著迷於鑽研醫學的人。我看到許多跟我時代相近的人，一通過醫生資格考試，就完全投入醫學的事務裡，因而妨礙了生活的許多其他面向。他們不再讀報紙新聞，也沒時間聽廣播或看電視。
當一九六四年大選選戰的時間到來，我請了三個星期的無薪假期。我試著爭取到足夠多的選票，保證金才不至被沒收。當我回到醫院，政治又變成次要的事情，而我專注在醫學的工作上。在聖托馬斯醫院我專攻的是神經科，這個科別也牽涉到一點精神治療。這裡的環境充滿著工作的刺激，很快地我就投入了對於腦化學的純粹研究。我在聖托馬斯醫院醫學部的研究夥伴是一位傑出的神經科學家馬爾士登（C D. Marsden），他後來成為倫敦市中心國家神經學與神經外科醫院的神經學教授。我們對腎上腺素對於生理顫抖所產生的影響的研究發表在《生理學期刊》（Journal of Physiology）上，對於周邊的、與顫抖相關的乙型腎上腺素受體的研究發表在《臨床科學》（Clinical Science），以及對情緒變化的底層機轉的研究發表在《神經學裡的帕金森顫抖》（Parkinsonian Tremor in Neurology）。乙型腎上腺素阻斷對於焦慮與甲狀腺毒症病患的手指顫抖以及阿基里斯腱反射時間的影響，則發表在《內分泌學報告》（Acta Endocrinologica）。腎上腺素是由位於腎臟頂端腎上腺體的髓質所分泌出來的一種對維持生命非常重要的荷爾蒙。這種激素讓身體進入「戰鬥，戰鬥，再戰鬥」的狀態。它也對血液循環、肌肉與糖代謝有廣泛的影響。心臟的動作會加快，呼吸的頻率與深度會增加，基本的代謝速率也會升高。由於過敏反應造成的過敏性休克【常見的例子是被蜜蜂或胡蜂螫咬】，可以注射腎上腺素來處裡。心跳停止時也可以使用。
然後，一九六五年夏天，很令我意外地，普利茅斯一位資深的工黨市議員問我，他可不可以提名我參選普利茅斯蘇吞（Plymouth Sutton）的席位，這幾乎是我家鄉的選區。當時一般廣泛相信一九六六年一定會有一次大選，而這會是個勝負差距非常小的席位。事後看來，當他們挑選我成為候選人時，我應該了解到我的選擇很可能會改變我的人生。你們也許很難相信，我當時還沒有了解到我可能就此成為一位國會議員。儘管如此，我做了一個半調子的選擇——我想要有機會在一塊更寬廣的帆布上塗抹揮灑。我也許並非真正做出了選擇政治的最終決定，但是選民或許會幫我選擇政治這條路，對這個可能性我保持開放的態度。即便心態如此，在一九六六年投票日的次日，我發現自己突然成了下議院的議員時，還是感到十分意外。
往後的兩年裡，我來回於西敏橋上，繼續在聖托馬斯醫院的實驗室從事腦化學研究，同時在河的另外一邊參加國會議事。這樣的生活在一九六八年時忽然宣告結束，因為我被任命為海軍大臣，根據悠久的傳統，王國的大臣不得從事其他工作。一九七○年，在工黨政府輸掉大選之後，我仍然是國會議員，也兼職從事商業活動，其業務牽涉到以電腦模擬大公司的決策過程；有些是製藥業裡的公司。從一九五五年起，我擔任美國大型健康醫療公司亞培（Abbott Laboratories）的董事。
一九七四年的兩次大選工黨獲勝，醫學與政治再度並駕同行，不過這次模武大不相同，因為我當上衛生大臣，為時兩年半。在那以後再沒有一份工作，不管是一九七七到一九七九年的外交大臣，或者一九八三到一九八七年與一九八八到一九九○年的社會民主黨黨魁，還是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五年前南斯拉夫國際會議的副主席，給我個人帶來過同樣的滿足感。
整體來說，我當職業醫生有六年的時間，從這令人著迷的工作經驗中我有很多的收獲。所有這些都體現在本書裡，但是有個面向特別重要。我在聖托馬斯醫院時為一些顧問醫師、神經科醫師與精神科醫師工作，他們常常為為數不少的知名政治人物看診，在這種相互信賴的醫病關係裡，我看到了政治生涯的摧折與壓力。我協助治療過一位年長的政治人物，他的問題是酒精成癮；另外一位則有嚴重的沮喪症。我看到他們在何等的壓力下生活，開始好奇壓力在他們的疾病裡到底扮演了多大的角色。我治療過其他藥物成癮的病人，有的是海洛因，有的是安非他命，也有鎮定劑。全國各個地方都有病人轉診過來，以尋求第二個診療意見，這些病人常常是在罕見的條件下得病，每個個案都提供獨特的深度省察。我在那個時期就變得十分專業，常常開玩笑說我是一位只管轄「頭部以上」的醫生，也就是完全只專注在腦部的問題。即使是為期六個月的強制性外科服務，我擔任的也是眼部外科醫生，這在今天已經不能符合一般外科的駐院要求。如果我一直留在醫界裡，我應該會努力成為神經精神醫療的教授。
在這幾年醫生生涯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