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期性的亂
在此特殊構造的社會中，一個人時時都需要一種自反的精神，如我上文所云向裏用力者，這是為了他自己，亦是為了社會。社會秩序不能假強制而自能維持，蓋以其形勢照然，人們各知自勉於此，且已習慣成自然也（習慣未成時社會構造亦未成）。若還不夠，則有士人為之表率，為之指導點醒。一句話：這就是倚重於理性及禮俗以為治。因它既缺乏兩個強大威權——宗教、國家——之任何一個，則此更有何道？知治世之所以治，即知亂世之所以亂。歷來大亂之所由興，要不外「人心放肆」那一句老話。人心放肆即不易尊重對方，更不易節制自己，皆有悖於治道，這固是一層。更要緊的，乃為人心放肆便是其禮俗失效之徵。禮俗實為此社會構造社會秩序之所寄託。禮俗之效，最上者在有所興起，其次則給人一限度，不使逾越。這雖沒有一權力機關監督執行於上，卻有社會輿情為之制裁於後。人心放肆，小之可見社會制裁漸已失效，大之則徵明社會制裁已經沒有了。到此地步，還有不亂的？
人心放肆，則天下將亂，這在有心而閱歷多的老輩，感覺上非常敏銳清楚的。然而每臨到某一時期，放肆輒不能免。此可從三方面見之：君主一面，民眾一面，士人一面。其所以流於放肆，殆皆有從乎事實所不得不然者：
一、君主一面——歷代創業之主，多半來自民間，習知民間疾苦，社會情偽。他自己天資又極高，明白如何自處如何處人之道，自然不生問題。及至傳了幾代下來，天資寖已平庸，又生於深宮，長於婦人女子之手，於外邊問題一切隔膜。甚至如晉惠帝問告歉歲者說「胡不食肉糜」之類，這時雖有諫官講官亦無所用。昏淫暴虐，重刑恣殺，苛斂橫徵，濫用民力，一味向外，不知自反。試檢史乘，幾乎成一公例，而無可逃。
二、民眾一面——天下承平日久，人口逐年蕃殖加多，而土地卻不加廣（不會向外侵略），尤其生產技術不見進步（這在中國文化裡面是一定的，詳後）。倘若連遭天災（這是農業社會所最怕的），則大家吃飯問題便不得解決。此時再不能向裏用力了——再向裏用力，為生理所不許。而恰亦到了君主昏暴官逼民反時候，一經動，則饑民變為流寇，殆亦為歷史定例。
三、士人一面——不獨君主、民眾到一定時候各要發生問題，即在士人亦然。蓋承平日久，爵祿彌覺可羨，熟輭側媚者日進，而高介之士沉隱於下。士風士習寖寖偷敝，一心貪慕於外，更無責任之自覺。於君主不能諫諍，或且助桀為虐。於社會不能領導，或且為一切敗壞所自始。此驗之於歷史，亦幾乎依時而可見。
社會秩序至此，無法維持，天下於是大亂。在大殺大砍之後，皇帝是推倒了，人民亦死傷無數。久之，大家都受不了這種痛苦。而人心厭亂。此時再有創業之主出來收拾殘局，隱居不仕之士亦從其悲憫心懷，出而救民水火；而人口亦已大減，於是治道又可規復。一經休養生息，便是太平盛世。但承平日久，又要亂，亂久又治。此即中國歷史上所特有的一治一亂之循環〔註一〕。
當然這是極粗的說法。所謂亂世，固不僅指幾次改朝換代而言。秦漢後，倫理本位職業分途之結構漸著；順此方向，則條理昌明，而為治世。悖此方向，則結構為之破壞，失其所以相安者，便是亂世。至於干戈擾攘，雞犬不寧，乃又亂之表面化耳。上文曾說：「中國歷史就是這樣逆轉順轉兩力相搏之歷史」，又說：「治世亂世難於截然劃開」，皆謂此。唯治亂之機，繫於人心敬肆（或振靡）之間，則上下數千年無二致。在中國，恆見其好為強調個人道德之要求，實為此之故。此一要求既難有把握，則治難於久，而亂多於治，蓋屬當然。
二、不見有革命
中國歷史自秦漢後，即入於一治一亂之循環，而不見有革命。革命指社會之改造，以一新構造代舊構造，以一新秩序代舊秩序，像資本社會代封建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代資本主義社會那樣。雖亦有人把推翻政府之事一概喚作革命；那太寬泛，非此所云。中國歷史所見者，社會構造儘或一時破壞失效，但不久又見規復而顯其用。它二千年來只是一斷一續，斷斷續續而已，初無本質之變革。改朝換代不下十數次，但換來換去還是那一套，真所謂「換湯不換藥」，所以說沒有革命。假如不是世界大交通，因西洋近代潮流輸入而引起它的變革（如今日者），無人可想像其循環之如何打破。
若究問其何以不再有革命，則凡明白上來各章所說者，不難得其解答。但我們仍不妨多方以闡明之。——
第一便應指證此亂與革命之不同。亂與革命之不同，上章曾說到：「此亂世迫害雜來，紛擾騷亂，不同於階級革命有其一定之要求方向，及其劃然之壁壘分別。」往者梁任公先生嘗有《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註二〕，恰好可借來一用。他指出中國不同於外國者七點：
一、有私人革命而無團體革命。——此謂西洋革命類皆本於多數人之共同要求，而出之以團體行動；中國則自楚漢革秦命以來，其蓄謀、戮力、喋血、奏凱，率為一二私人之事。
二、有野心革命而無自衛革命。——比如陳涉所說「苟富貴毋相忘」，項羽所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所說「某業所就孰與仲多」，皆顯然可見；與西洋之迫不得已，起而自衛其生存權利者異。
三、無中等社會革命。——近代西洋為中等社會之革命，世人所熟知。但中國革命或起自下層，如漢高祖、明太祖；或起自上層，如唐高祖之類；而起自中等社會者則缺乏。
四、各地紛然並起而不單純。——例如十七世紀英國「長期國會」時，革命軍只克林威爾一派；美國獨立戰爭時，只華盛頓一派；此外都沒有紛雜不相統屬之革命軍。這便是單純。但中國卻照例是「群雄並起」了。
五、時間比較要施長。——此蓋繼第四點而來。即在推倒舊統治之後，還要削平其他並起的革命軍，併群雄為一雄而天下乃定。每每這後一段時間，比之前一段還長。這似乎亦是西洋所無。
六、革命陣營內之爭頗多。——第五點已經就是革命陣營內之爭，但還不止此。往往在同一派系之內，亦還要爭殺。太平天國之失敗，半由於此，人所熟知。事例甚多，此不具引。西洋唯法國革命有黨派相殘之事，其情形亦且與此有別。
七、外族勢力之消長有異。——中國每當國內革命時代，即外族勢力侵入時代；綜觀歷史，其關係暨結果可分五種：（一）革命軍借外族勢力以倒舊政府者；（二）舊政府借外族勢力以倒革命軍者；（三）屬第一例而革命軍與舊政府兩斃者；（四）屬第二例而舊政府與革命軍兩斃者；（五）革命軍敗後引外族以為政府患者。五者事例甚繁，不備引。然在西洋則法國大革命後，猶能力抗各國聯軍之干涉。
七點合起來，正見其為中國所特有的亂，而非所謂革命。革命是為了一階級的共同要求，向著另一階級而鬪爭的，它既不是什麼各人「逐鹿中原」，更不能這樣分不清壁壘的亂鬪。這明明是缺乏階級，特見散漫，一人一家各求前途的職業社會，當其失去倫理秩序時，所表見之行為。除上面七點外，我們還可補充一點：即以「攀龍附鳳」那句老話，可以見出他們是為了鬥爭而後成集團的，不同乎西洋革命是由集團而發出來鬥爭。他們是以一個領袖為中心，而形成的集團；領袖為本，團體為末。不同乎西洋之由集團中推出來一個領袖；團體為本，領袖為末。——原來之第一點，必經此補充，方才明確。
更有好的證明：歷史上每值天下大亂，往往有人率宗族戚黨入山避亂，遂自成邑落者。如東漢末田疇之事，即其一例據史書上說：
（上略）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眾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擇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中略）曰：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眾，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見《三國誌•田疇傳》）
孫夏峰先生（奇逢）在明末，亦有類似的事跡，不過規模或不逮。又梁任公先生嘗述及廣東花縣人民自全於明末清初之事：
吾粵之花縣，在明季蓋為番禺之甌脫地。流賊起，其民築堡砦自衛。清兵入粵，固守不肯薙髮，不許官吏入境。每年應納官課，以上下兩忙前彙齊置諸境上，吏臨境則交割焉。一切獄訟皆自處理，帖然相安。直至康熙廿一年始納土示服，清廷特為置縣，曰「花縣」。（中略）蓋有明末遺老二人，如田疇者，為之計劃主持。二老臨終，語其人毋復固守，民從其言。吾幼時，先父尚能舉二老姓名。（下略）〔註三〕
這在階級國家是不可能的。試問：若在階級統治之下，舊統治行將被革命勢力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