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之不像國家
第一章列舉中國文化特徵，曾以中國不屬一般國家類型，列為其中之一（第十一特徵）。中國何以會這樣特殊，這就為一般國家都是階級統治；而中國卻趨向職業分途，缺乏階級對立，現在就這問題一為申論。
中國之不像國家，第一可從其缺少國家應有之功能見之。此即從來中國政治上所表見之消極無為。歷代相傳，「不擾民」是其最大信條；「政簡刑清」是其最高理想。富有實際從政經驗，且卓著政績如明代之呂新吾先生（坤），在其所著《治道篇》上說：
為政之道，以不擾為安，以不取為與，以不害為利，以行所無事為興廢除弊。（見《呻吟語》）
這是心得，不是空話。雖出於一人之筆，卻代表一般意見；不過消極精神，在他筆下表出的格外透徹而已。所以有一副楹聯常見於縣衙門，說「為士為農有暇各勤爾業，或工或商無事休進此門」，知縣號為「親民之官」，猶且以勿相往來詔告民眾，就可想見一切了。
事實上，老百姓與官府之間的交涉，亦只有納糧，涉訟兩端。河北省民間諺語，說「交了糧、自在王」，意思是：完過錢糧，官府就再管不到我（亦更無其他管制）。至於訟事，你不訴於官，官是不來問你的。不論民刑事件，通常多半是民間自了（詳後）。近代以前的西洋社會，多數人沒有自由；而昔日之中國人卻可說是自由太多——孫中山先生有此語。古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哉！」或出文人想像，未必實有此謠。然而太平有道之世，國與民更彷彿兩想忘，則是中國真情。
這種無為而治，如其不是更早，說它始於西漢總是信而有徵的。當時相傳曹參為相而飲酒不治事，汲黯為太守而號曰「臥治」，如此一類有名故事可見。但我們不可就信他們只是受黃老思想的影響。主要是因為中國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構造，於此時慢慢展開，其需要無為而治的形勢（詳第十章），就被明眼人發見了。
前引長谷川如是閑的話「近代英國人以國家為必要之惡，而不知中國人卻早已把它當作不必要之惡」，正是指此而說的。
復次，中國之不像國家，又可於其缺乏國際對抗性見之。國家功能，一面是對內，一面是對外。中國對內鬆弛，對外亦不緊張。照常例說，國際對抗性之強弱似與其國力大小不無相關。然在中國，國力未嘗不大，而其國際對抗性卻總是淡的，國際對抗性盡缺乏，而仍可無害於其國力之增大。此缺乏國際對抗性，有許多事實可見。——
第一就是疏於國防。例如沿海港口，為國防重要秘密，引水權絕無委諸外人者。內河航行，允准外人充當嚮導，尤為世界所未聞。清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中法之役，法軍艦深入閩江，即係由中國海關頒給執照之美國人引水。事載於慕爾氏之國際公法，各國學者引為奇談。據說在中國海關註冊為輪船引水者，外國人約佔半數。然這不過是其一端；類此不講國防之事例，大約要數出十件八件亦不難。
第二就是戶籍地籍一切國勢調查，中國自己通統說不清。這原是國際對抗的本錢家當，時時要算計檢討，時時要策劃擴充的。自家竟然一切不加清理，足見其無心於此。不知者或以為中國人頭腦知識尚不及此，那便錯了。史稱「蕭何入關，收秦圖籍」，那正是此物。其實早在先秦戰國，便已有之。不過在二千年後，倒不加講究罷了。
第三就是重文輕武，民不習兵，幾於為「無兵之國」。所以我們在第一章中，曾據雷海宗教授《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所指出之「中國自東漢以降為無兵的文化」，列以為中國文化特徵之一（第十二特徵）。蓋立國不能無兵；兵在一國之中，例皆有其明確而正當之地位。封建之世，兵與民分，兵為社會上級專業；中國春秋以前，合於此例。近代國家則兵民合一，全國徵兵；戰國七雄率趨於此，而秦首為其代表，用是以統一中國。但其後兩千年間，不能一秉此例，而時見變態。所謂變態者：即好人不當兵；當兵的只有流氓匪棍，或且以罪犯充數，演成兵匪不分，軍民相仇之惡劣局面。此其一。由此而馴至全國之大，無兵可用。有事之時，只得借重異族外兵，雖以漢唐之盛，屢見不鮮，習為常事。此其二。所謂無兵者，不是沒有兵，是指在此社會中無其確當安排之謂。以中國之地大人多，文化且高於四鄰，而歷史上竟每受異族憑陵，或且被統治，詎非咄咄怪事。無論其積弱之因何在，總不出乎它的文化。看它的文化非不高，而偏於此一大問題，少有確當安排，則謂之「無兵的文化」，謂其積弱正坐此，抑有何不可？頗有學者不同意雷說〔註一〕，從歷史引出許多證據，以明其不然。其實至多不過證明常態變態相間互見，固不能把變態否認掉。中國歷史原多往復之象，儘管未曾一變到底，而變態之發見不亦儘夠嚴重了嗎？即此已盡足顯示其文化之特殊，有大可注意論究者在。在這裡則至少見出國際對抗性之特弱，與其大有可觀之國力（地大、人多、文化高），絕不相稱。
最後，則從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極度缺乏國家觀念，而總愛說「天下」，更見出其缺乏國際對抗性，見出其完全不像國家。於此，梁任公先生言之甚早。——
夫國家也者，對待之名辭也。標名某國，是必對於他國然後可得見；猶對他人，始見有我也。……非有國而不愛，不名為國，故無所用其愛。……外族入主而受之者，等是以天下人治天下事而已。既無他國相對峙，則固當如是。（下略）（見《飲冰室文集》《中國之前途與國民責任》一文）
（上略）其向外對抗之觀念甚微薄，故向內之特別固結亦不甚感其必要，就此點而論，謂中國人不好組織國家也可，謂中國人不能組織國家也可。無論為不好或不能，要之國家主義與吾人夙不相習，則彰彰甚也。此種反國家主義，或超國家主義，深入人心；以二千年來歷史校之，得失蓋參半。常被異族蹂躪，是其失也；蹂躪我者不久便同化，是其得也。最後總結算，所得優足償所失而有餘。蓋其結果，常增加「中國人」之組成分子，而其所謂「天下」之內容，乃日益擴大也。歐洲訖今大小數十國，而我則久成一體，蓋此之由。（見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一章）
像今天我們常說的「國家」、「社會」等等，原非傳統觀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後新輸入的觀念。舊有「國家」兩字，並不代表今天這涵義，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說。自從感受國際侵略，又得新概念之輸入，中國人頗覺悟國民與國家之關係及其責任；常有人引用顧亭林先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話，以證成其義（甚且有人徑直寫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完全是不看原文，原文是：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中略）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此出顧氏《日知錄》論正始風俗一段。原文前後皆論歷代風俗之隆污，完全是站在理性文化立場說話。他所說我們無須負責的「國」，明明指著朝廷皇室，不是國家；他所說我們要負責的「天下」，又豈相當於國家？在顧氏全文中，恰恰沒有今世之國家觀念存在！恰相反，他所積極表示每個人要負責衛護的，既不是國家，亦不是種族，卻是一種文化。他未曾給人以國家觀念，他倒發揚了超國家主義。
「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這是中國思想正宗，而顧先生所代表者正是這個。它不是國家至上，不是種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於國家種族，彷彿皆不存彼我之見；而獨於文化定其取捨。九十年前，曾、胡所以號召國人抗禦洪、楊，共討洪、楊者，就是站在此文化立場說話〔註二〕。而太平天國之所以命定地失敗，亦正為它違反固有風教之故。三十年前，我先父亦即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滅，而不惜以身殉之〔註三〕。此種衛道精神，近於宗教家之所為，卻非出於迷信而寧由於其寶愛理性之心。
梁任公著《先秦政治思想史》，述各家思想不同，而言政治莫不抱世界主義，以天下為對象；其彀的常向於其所及知之人類以行，絕不以一部分自畫。而儒家態度則尤其分明。茲引敘於下：
春秋之微言大義，分三世以明進化軌跡：
第一，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
第二，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
第三，太平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夷狄進至於爵。
（見《公羊傳》注，哀公十四年）
蓋謂國家觀念僅為據亂時所宜有。「據亂」雲者，謂根據其時之亂世為出發點而施之以治也。治之目的在平天下；故漸進則由亂而升至於平；更進則為太平。太平之世，無復國家之見存，無復種族之見存。
至孟子時，列國對抗之形勢更顯著，而其排斥國家主義也亦更力。（中略）凡儒家王霸之辨，皆世界主義與國家主義之辨也。（《先秦政治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