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人所長吾人所短
團體與個人是西洋人的老問題；全部西洋史幾乎都表見在這問題上面。他們在這問題上所受教訓及鍛鍊既多，自然有許多長處。這許多長處，亦可分兩面來看。關於個人一面的，且容後談。關於團體一面的，可以約舉為四點：
第一，公共觀念；
第二，紀律習慣；
第三，組織能力；
第四，法制精神。
這四點亦可總括以「公德」一詞稱之。公德，就是人類為營團體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這恰為中國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覺得，自與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覺到。距今四十五年前梁任公先生倡「新民說」，以為改造社會，挽救中國之本。他第一即揭「公德」為論題，已予指出。今在本書討究工作上，還要不放鬆地說一說。
先從末後第四點說起，此處所云法治精神，蓋就西洋人之執法與中國人之徇情，對照而說。在大團體中一辦公機關，應付眾人，處理百事，只有訂出律條而拘守之，無論什麼人來一律看待。然後乃少費話，免糾紛，公事進行得快，而秩序以立，群情以安。其中雖不免忽視個別情形，而強不齊以為齊，竟不洽情不中理者。卻是不如此，大事小事都將辦不成。法治之必要即在此。然而在家庭間親族間就不然了。一家之中，老少，尊卑，男女，壯弱，其個別情形彰彰在目，既無應付眾人之煩，正可就事論事，隨其所宜。更且以密邇同處，一切隱微曲折彼此無不瞭然相喻，難以抹殺不顧。而相親如骨肉，相需如手足，亦必求其細膩慰帖，乃得關係圓滿，生活順暢。此時無所用其法治，抑且非法所能治，雖無所謂為徇情，而凡所斟酌，卻莫非情致不同。
徇情的問題，是在較大範圍中乃發生的。此因其一面範圍漸大，人數漸眾，頗非隨便應付得了，漸有用法之必要；另一面則親疏厚薄，其間自有差別，尚難盡捨人情而專用法。中國人的生活，既一向倚重於家庭親族間，到最近方始轉趨於超家庭的大集團；「因親及親，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總喜託人情。你若說「公事公辦」，他便說你「打官話」。法治不立，各圖儌倖，秩序紊亂，群情不安。當然就痛感到民族品性上一大缺點，而深為時論所詬病了。
次說到組織能力。此所謂組織能力，即指如何作團體一分子的能力，其要素在對於團體之牢韌的向心力，和耐煩商量著向前進行的精神。有人說「中國人不是自暴自棄，就是自尊自大；他或者不要發言權不要監督權，乃至不要自由權作一個順民亦可以，或者就是要想作皇帝的，乃至想給他皇帝也不作的。」〔註一〕這種情形，確隨處可見。例如近幾十年自有「有限責任股份公司」這種組織以來，往往都是極少幾個人把持其事，多數股東不聞不問，聽受支配。只要分到股息，心滿意足，假如虧折，自認晦氣而已。除非蓄意尋事，鮮有考研內情，查問帳目的。又如民國七八年以來，各地學生會，其中熱心的廢寢忘食，真可犧牲一切；但事情必須聽他主張。如果他的主張行不去，他的意見沒人聽，馬上心灰意懶，好歹不問了。賭起氣來，鬧到分裂散夥亦可以；相持不下；將團體之事擱起來不進行亦可以。又如鄉鎮地方之事，由地方官以命令行之，大家聽從沒有話說；或由一二領袖作主，亦可行得通。一旦地方官好意召集眾人，以問題付之公議解決，往往就議論歧出，商量不到一處，事情反而辦不動。此時再下命令，他們亦不願聽了。總之，或者受人支配作一個順民；或者讓他做主，眾人都依他的。獨於彼此商量大家合作，他卻不會。凡此種種，例證甚多。時論所譏「一盤散沙」，「沒有三人以上的團體，沒有五分鐘的熱氣」，大抵指此。
其實，這是不足怪的。中國人原來個個都是順民，同時亦個個都是皇帝。當他在家裏關起門來，對於老婆孩子，他便是皇帝。出得門來，以其巽順和平之第二天性，及其獨擅之「吃虧哲學」（見後），遇事隨和，他便是順民。參加團體眾人之中，不卑不亢的商量，不即不離的合作，則在他生活中夙少此訓練（尤以士人生活及農人生活為然）。
往者胡石青先生（汝麟），在民國初年嘗遍遊全球各地。特別是北美、南美、南太平洋多有華僑之處，他都到過。他常愛談所見華僑故事，而結論說：華僑的才幹非他僑民（例如日本僑民）所及，亦非其當地人所及。不論幹哪一項事業，皆能有他的表見；乃至當強盜，作乞丐，亦復出色當行。但有一點：這都是其個人本領，而非成功於群策群力的組織。就因在團體組織上不如人，又得不到國家保護，終為日本僑民所勝，為當地人之所欺。——這真是很好例證。處此競爭世界，中國人所以歸於劣敗者，其最大原因實在此。
組織能力缺乏，即政治能力之缺乏；蓋國家正不外一個大團體。四五十年前梁任公先生嘗論中國人無政治能力，而辯其非困於專制政體。他反詰說：若謂為專制政體所困，則何以專制政體所不能及之時如鼎革之交，專制政體所不能及之事如工商業如教育等，專制政體所不能及之地如殖民海外，特別是如百年前之舊金山者，均無所表見〔註二〕。另在其《新大陸遊記》中略點出其理由說，中國有「族民」而無西洋之「市民」，有族自治或鄉自治而無西洋之市自治。西洋之市自治為其政治能力之濫觴，而中國之族自治鄉自治則其政治能力之煬竈〔註三〕，雖於中西社會演進之兩條路，尚未言之深切著明，而所見正自不差了。
再其次，論紀律習慣。所謂紀律習慣，蓋指多人聚集場面，無待一條一條宣佈，而群眾早已習慣成自然的紀律。在消極一面，例如：開會場中不交談、不咳嗽，走路不作聲響，出入不亂擠，一舉一動顧及前後左右而不妨礙旁人等等。在積極一面，例如：坐則循序成列，行則排隊成行，發言則當機得時，動作則彼此配合照應，種種細節，難以枚舉。無論消極積極，扼要一句話：必求集體行動起來，敏捷順利，效率要高，不因人多而牽擾費時。試看車站或戲院集票的門窗前，西洋人自然魚貫成行，順序而進；中國人卻總是爭前竄後，雖有警察，猶難維持秩序。其實不守順序之結果，事務進行反而緩慢，甚至進行不得。只有各守順序，乃得讓大家較快達到目的。西洋人從事實教訓上深明此理；中國人事實不夠，所以還不明白。又在開會場中，中國人還當他在家裏一樣，耳目四肢只為其個人用，不曾意識到團體的要求，妨礙公務於不自知，更為習見不鮮。
這些都不是曾受教育沒有的問題。若以為西洋教育普及而中國中沒有受教育的太多，遂有此不同結果，便錯了。要知道這些多半不是意識之事，而寧為習慣之事。習慣為身體與環境間的產物，而養成於實際生活。假若一個人生長在欹重家庭生活之社會，如中國者，縱然受過大學教育，一樣犯這些毛病。西洋人之紀律習慣，不是出於它的文化，而寧出於它的武化——即仍為其集團鬥爭之所鍛鍊者。好像今日學校裏，亦還是寓群育與體育，藉著體育上種種運動競賽以訓練集體行動，其理正同。
人們的品性，固皆養成於不知不覺之間；但同時亦應承認，公共觀念不失為一切公德之本。所謂公共觀念，即指國民之於其國，地方人之於其地方，教徒之於其教，黨員之於其黨，合作社社員之於其社……如是之類的觀念。中國人，於身家而外漠不關心，素來缺乏於此。特別是國家觀念之薄弱，使外國人驚奇。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戰役中，巴黎晨報記者行經上海不甚遠的地方，看見一切如無其事然，不禁大大惶惑，莫名其妙。後來馬君武先生曾寫一文，舉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六日德國恢復徵兵之消息發佈，柏林一位六十多歲女房東聞訊歡喜過度，倒地而死之例，以為對照。其實這種不同，絕不是天生地從血裏帶來，亦不是學說或教育（狹義）之結果，而是社會構造不同，生活環境有異，從而形成之情操習慣自不免兩樣耳。二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
二、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
從西方人鬧得最大問題而我們沒有，從西方人之所長恰即我們之所短，早已證明出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了。但我們仍不妨從宗教、經濟、政治各方面，分別來檢看一番。
在檢看之先，卻要把何謂集團生活確定了，才行。所謂集團生活，諸如前述誠然形形色色；但亦有其一致之點可指：
一、要有一種組織，而不僅是一種關係之存在。組織之特徵，在有範圍（不能無邊際）與主腦（需有中樞機關）。
二、其範圍超於家族，且亦不依家族為其組織之出發點。——多半依於地域，或職業，或宗教信仰，或其他。
三、在其範圍內，每個人都感受一些拘束，更且時時有著切身利害關係。
合於此三條件者，即可說是集團生活；不合的，便不是。我們以此為衡，則中國人是缺乏集團生活的。
第一，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怕都不在宗教組織中。一個中國青年到印度，人家問他是哪一教；他回答：任何宗教都不是。當地人聞之全都詫訝不解。這回答若在歐洲中古，亦將為人所不解的。然而這不是中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