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馮友蘭氏的解釋
我們於前章所列舉中國文化十四特徵中，可以從任一點入手，來進行研究。現在就以中國人的家在其社會組織中實際生活中之特見重要（第七特徵），這一點上起始走。
家庭在中國人生活裏關係特見重要，盡人皆知；與西洋人對照，尤覺顯然。現在就是要追問其所以然之故。馮友蘭先生近著《新世論》一書，有「說家國」「談兒女」等篇，似在解答此問題。他大致是本於唯物史觀，以一方在產業革命前，一方在產業革命後，彼此生產方法不同來解釋的。他先闡明：凡未經過產業革命的地方，無論這地方是東是西，生產方法在某一階段內，都是以家為本位；是即謂之生產家庭化。在經過產業革命的地方，主要是用機器生產，即打破了以家為本位的生產方法，而是以社會本位行其生產；是即謂之生產社會化。於是他就說：
在生產家庭化的社會裏，人之依靠社會是間接的。其所直接依靠以生存者，是其家。但在生產社會化的社會裏，社會化的生產方法打破了家的範圍。人之所直接依靠以生存者，並不是家，而是社會。
他隨著又強調這是兩套不同的文化：
在某種的生產方法之下，社會必須有某種組織，人必須有某種行為。對於人此種行為之規定，即是道德。（中略）生產方法不是人所能隨意採用者，因為用某種生產方法，必須用某種生產工具。如某種生產工具尚未發明，則即不能用某種生產方法，人亦不知有某種生產方法。所以生產方法隨著生產工具而定，社會組織隨著生產方法而定，道德隨著社會組織而定。生產方法不是人所能隨意採用者，所以社會組織及道德亦不是人所能隨意採用者。
有以家為本位的生產方法，即有以家為本位的生產制度。有以家為本位的生產制度，即有以家為本位的社會制度。在以家為本位的社會制度中，所有一切的社會組織均以家為中心。所有一切人與人的關係，都須套在家的關係中。在舊日所謂五倫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關於家的倫已佔其三。其餘二倫，雖不是關於家者，而其內容亦以關於家的倫類推之。如擬君於父，擬朋友於兄弟。
（上略）我們可以說，所謂產業革命者，即以以社會為本位的生產方法替代以家為本位的生產方法，以以社會為本位的生產制度替代以家為本位的生產制度。（中略）因此，在經過產業革命的社會裏，一個人不能在他家內謀生，他必須離了他的家去謀生。因此他的行動，即不能以家為本位，亦不必以家為本位。
民初人對於這一點完全不瞭解，以為人可以隨所意欲，願行什麼社會制度即行什麼社會制度。對於中國人之以家為一切的出發點集中點，他們特加攻擊，認為此是中國人的大短處大壞處。他們不知道，凡是在生產家庭化的社會中之人，都是如此。這亦不是什麼短處壞處；這是生產家庭化的社會所需要；這是生產家庭化的社會的制度，民初人不知將一套制度作一整個看，而只枝枝節節，看見不合乎他們的成見者，即指為不合。（下略）
當然地，在他看這兩套文化，恰是一古一今，並非什麼中西不同；中國今天正處在如何轉入現代化之一過渡時代中。此即在前章所曾徵引過的盧作孚先生書中，其見解亦復差不多。不過他沒有用「生產家庭化」、「生產社會化」這種名詞。他只解釋說：
因為農業民族的經濟單位，非常簡單；簡單到一個經濟單位，只需要一個家庭。所以農業民族的社會生活，就是家庭生活。縱然有時超越了家庭範圍，然而亦是家庭關係擴大的。其所謂農業，是指舊日未曾工業化的農業，未曾現代化的農業而言；所以意思上都是差不多的。
二、反證馮說未盡是
馮盧兩位的見解，自有一部分是處，且亦代表了時下一般人的見解。我們應予檢討者——
中國人特重家庭倫理，蔚成家族制度，雖相沿自古，但各時各地亦有變化不同。例如戰國時代就有相當變動，特別是商鞅變法的秦國。據史書所載：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父借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並踞；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並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見《漢書•賈誼傳》）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見《史記•商君列傳》）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同上）
當時商君的意思，是站在國家立場，實行軍國主義，獎勵耕戰，用以對外。所以必要打破家族，而使個人直接國家。關於這一點，證據甚多。例如他實行一種戶籍法：〔註一〕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見《商君書•境內篇》）
舉民眾口數，生者著，死者削。（見《去強篇》）
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見《墾令篇》）
還有其他類乎後世保甲法者，類乎後世兵役法者，種種組織民眾的辦法，此不具引。看所謂商君作法自斃的「舍人無驗者坐之」一句，似乎還有國民身份證之一物。其《農戰篇》中固說：「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又說明要「摶」才可以「強」。總之，無非是國家要直接掌握其人民。其勢便不容家庭家族在中間橫梗、牽掣而弛散其組織關係。明眼人當可看出，在歐洲亦正是這種情形；或說，這種情形正是歐洲的情形。生產工具生產方法之進步，絕不是使家庭家族解體的唯一因素。當時秦國的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有無改進，現已無從詳考，誰亦說不清。在我想馮先生怕亦不會固執地說，當時必然有改進的話罷！經濟誠然可說是一切上層建築（道德法制等）的基礎；但必謂一切上層建築都是被決定的，則亦不然。即如秦國當時，怕正是倒過來由上層建築（新法）而促進其經濟起大變化罷。
再舉第二個例。歐洲的瑞士於一九○七年新頒民法，頗重家庭制度。〔註二〕。在其第三三一條以下，特置家權一節，其最重要為家產共有，且於親權之外並立家長權。但我們卻不曉得瑞士到這二十世紀來了，是不是還未曾經過產業革命呢？
還有第三個例是蘇聯。由於我平素愛留心之故，使我覺察近年蘇聯，在婦女問題上婚姻問題上家庭問題上是有變化了。在我手冊所記下的，有下列各材料為證——
（一）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大陸報載《莫斯科的轉變》一文（據西風節譯），是新到過蘇京的人所作報導。其第四條有云：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亦恢復了。十年前口號是「國家是最好的兒童保護人」，而今則莫斯科公立學校校長卻公然對人說：「兒童的教導者實在是家長而非學校」。
（二）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桂林《大公報》載一長篇關於蘇聯的報導，有這樣的話：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是清教徒式婚姻看法的恢復。離婚雖仍屬可能，卻並不容易了。工人農人中離婚者，更屬絕無僅有。家庭又成了根深蒂固的組織，被認為民族生命的基石。
（三）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紐約《前鋒論壇報》載蘇聯中央委員奧羅加米希可娃訪問記一篇，在重慶《民憲》第一卷第二期上，經張君勵夫人王釋因女士譯出，並附誌了一段話：「記得一九三二年我從德國回來，懷著思親念子心情，經過莫斯科，看到最新典型的俄國婦女，又看到一切家庭社會化的機關，如托兒所、如公共食堂等，給我精神上一種新刺激，使我起了莫名的悵惘。我覺得如果人類理想，單是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兩個極端的發展，那末蘇聯社會制度之完全實現，即是人類生活之極端集體化與機械化，由於家庭制度之廢除，將使人類天性之愛，夫婦親子之情，皆不復存在；而人群生活之冷酷將不可以想像。」（下略）但事實沒有如王女士所顧慮那樣演下去，蘇聯終於轉變了。那篇蘇聯女中央委員訪問記，主要敘述蘇聯把女子教育和男子教育從小學到大學徹底分開。這是戰前所決定者，雖德人侵蘇，在戰爭中還要實行。米希可娃說：「女人畢竟是一個女人。我們以前忽略了對女子所應有的特別教育，即她們如何成為賢妻良母所需要的教育。」
試問蘇聯這種轉變——初時家庭幾於可廢，之後家庭制度又被看重而鞏固起來——如馮先生之說，將又是隨著其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有什麼更不同的變動而來呢？不待言，而知其不然了。
從上三個事例（秦、瑞士、蘇聯）來看，馮說之未盡是既甚明白。家庭在中國人生活裏之所以特重，亦就非「生產家庭化」單這一點所能解釋了。除此之外，馮盧兩位還有一種錯誤。如盧說：農業的經濟單位，非常簡單；簡單到一個單位只需要一個家庭。如馮說：生產家庭化的社會裏，家是一個經濟單位。它固亦不能離開別的經濟單位（家）而存在，而可以彼此有種種關係，但不能融為一體。他們兩位恰是以中國這樣一家一家的小農小工小商，誤會為中古經濟之一般的方式。不知道事實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