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六賊」之一的王黼，是一位投機取巧的能手。
王黼原名甫，因與東漢的一個宦官同名，宋徽宗改賜今名。造物主對王黼頗為慷慨，使他生成了一副漂亮的臉蛋，英俊魁梧；還給了他「多智善佞」的聰明頭腦和能說會道的口才。王黼的命運也頗佳，雖然不學無術，但卻中了崇寧進士第。王黼中進士後，任相州司理參軍，與何志共同領局編修《九域圖志》。司理參軍這個官並不大，野心勃勃的王黼不甘心就此沉於下僚，他無時不在作著陞官夢。
但是他知道，靠學術而出人頭地，對於他是完全不可能的。對於武略他更是一竅不通，而且軍戎之道又充滿危險，他也無心靠此道去獵取高官厚祿。那麼，就只有通過歪門邪道去投機鑽營了，而這又正是王黼的強項。因而，王黼剛一涉足官場，便密切注視著時局的變化，窺伺著鑽營良機，尋找著得力靠山。至於編修《九域圖志》，他只不過是敷衍塞責罷了，其興趣不在於此。
何志的父親何執中為朝廷重臣，他雖然平庸碌碌，但由於地位高，實際權力和影響並不小。王黼認為他可資利用，便千方百計巴結奉迎，首先取得何志的好感。最後終於使何志向其父推薦了他。何執中一見王黼，即為其漂亮的儀表和便捷的口辯所吸引，再加上王黼巧妙的諂媚逢迎，庸相何執中果然喜歡上了王黼，並極力將皇上作了推薦，使王黼很快升為校收郎、符寶郎、左司諫。
王黼略施小計，便旗開得勝，連晉官職，他不禁為自己的聰明才智而暗自得意。但這只不過是他向上爬的第一步，他豈能以此為滿足。王黼利用過何執中之後，隨即轉移了目光，他開始在尋求新的更大靠山。善觀風色的王黼，經過仔細的觀察和認真的思考，最後將搜索的目光停留在蔡京身上。此時，王黼了解到，張商英雖居相位，但不被徽宗所喜歡，後來，又聽說徽宗曾於錢塘召見蔡京，並遣使賜給蔡玉環，於是便準確地嗅到了徽宗再度起用蔡京的意向，因而他決定開始新的政治投機。他先是上書奏事，無恥地為早已嗅著的蔡京歌功頌德，接著又以一副「義正辭嚴」的架勢對張商英進行彈劾。
此舉投合了徽宗的心意，因而張商英隨之被罷免了相職。蔡京復相後，非常感謝王黼彈張助己之功，因此對王黼大加提拔，接連授王黼以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等職。只用兩年時間，王黼便從校書郎這樣的小吏驟升到御史中丞這樣的高位，他的第二次投機又大獲成功。投機，給他帶來了莫大的利益，他更加如痴如狂地迷戀上此道了。
找到了蔡京這個大靠山，為了進一步加深蔡京對他的好感，王黼又想出了一個新主意，即謀罷何執中的官位，而使蔡京專執國政。為此，他不惜恩將仇報，上疏彈劾何執中，竟將何的「罪狀」羅至二十條之多。此時，他不僅一腳踢開了何執中，而且還投井下石，其人品之卑劣，實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而在此過程中，何執中還蒙在鼓裡，對王黼稱讚不已，直至他獲悉真相後，才氣憤地大罵王黼「不是東西！」
時鄭居中頗有權勢，王黼看到他未來潛力很大，於是又去巴結鄭居中。不過他這次投機不為得計，蔡京因與鄭居中不合，看到王黼又去巴結鄭居中，不禁發怒，結果將王黼貶為戶部尚書。
宦官梁師成、童貫深得徽宗寵幸，權傾朝野，王黼更是竭力巴結之，尤其是對號稱「隱相」的梁師成，王黼更是奴顏婢膝，以父禮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認賊作父，這在一般人看來，簡直難以想像，但對於王黼，這卻算不得什麼，權勢就是他的父母，他只認權勢，不知其他，為了權勢，他什麼下賤的事都幹得出來。這也是歷史上一切佞幸的共同特點。他們正是依賴這一常人所不具備的特殊素質而得以飛黃騰達。
王黼為獲得高官厚祿，不斷在尋求政治靠山，絞盡腦汁去巴結各種權好，但他們還都不是他最大和最後的靠山，他的最大和最後靠山是皇帝——宋徽宗本人。王黼完全清楚這一點，因而在向徽宗諂媚邀寵方面，他更加使出了渾身的解數。王黼憑著他「多智善佞」的天才，逐漸獲得了徽宗的寵信，因而此後更是青雲直上。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連超八階，官至副相，成為「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的特例。可謂寵傾一時。
「善佞」給了王黼如此豐厚的報償，此後，他益發堅信此道，變著法兒地向皇帝獻媚，而不顧個人廉恥及國計民生。
為了讓徽宗玩得盡興，他極力迎合併設法滿足徽宗荒淫靡爛的生活，對人民盡收刮敲榨之能事。為此，他還建議成立了供奉皇帝享樂所需的專門機構——應奉司，自兼提領而以梁師成為副。北宋官僚機構效率低下在歷史上最為著名，而這應奉司倒是效率頗高，剛一成立便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時間，全國大小官吏莫不競相將本地最好最貴的物產珍品，最美最亮的女子上交應奉司，而轉呈皇帝老兒，供其享用。而此時正值四海困窮、民不聊生之際，王黼只顧取寵徽宗，而根本不顧百姓死活。
為了博得皇帝老兒的歡心，王黼個人在徽宗面前更是媚態百出，不成體統，而全然忘記了自己的大臣身份。侍宴時，王黼為了給徽宗助興，常常「短衫窄侉，塗抹青紅，雜倡優價儒，多道市井淫蝶試浪語」。有時在進行耍集市的遊戲時，由王黼扮演市令，徽宗故意責罰「市令」，用鞭子抽打王黼取樂，王黼則連連哀求徽宗：「求求堯舜賢君，您就饒了我這一回吧！」君臣玩得十分盡興，旁觀者則啼笑皆非。值得玩味的是，王黼諂媚成性，哪怕是在做這種君不君、臣不臣的遊戲時，他也沒忽略藉此對徽宗歌功頌德，而稱其為「堯舜賢君」，這真是一大諷刺！
浪蕩皇帝宋徽宗還喜歡微服出遊以消愁解悶，有時甚至尋花問柳。王脯作為副相大臣，不但不予勸止，反而大加慫恿，同時還經常隨侍，君臣共作逍遙遊。一次微行時，路遇牆頭擋道，王黼便立即送上肩膀，徽宗踩著他的肩頭翻越過了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