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馬的產生有其一定的社會原因。細說起來，它是社會學領域的研究專題。這裡，我們就從理論上作一些探討。只是在進入這一話題之前我們要作些說明的是，不要以為我們的基因分析就是那麼準確的。事實上，我這裡只能是掛一漏萬，如果有疏忽，也請諸位予以原諒，在這裡我要先拍一拍諸位的馬屁了。
首先，我們以為拍馬的歷史生成人性的弱點：懦弱。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懦弱又是與慾望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拍馬產生之前，兩者缺一不可。米蘭，昆德拉在其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描寫了一個鄉下小鎮的年輕姑娘特麗莎，她年青、漂亮，渴望過上體面的生活。於是，她帶著這種慾望主動選擇了一個四十歲的醫生並嫁給他。在七年的婚後生活裏，她忽然發現自己的一切美好追求都化作了依賴而他又不忠於她時，她突然感到了自己無法抗拒的軟弱：「一個從自覺軟弱後，決定寧可屈從而不再堅挺，就是被這種軟弱醉倒了，甚至會希望變得更加軟弱，希望在大庭廣眾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軟弱者永遠是一個模仿者。他們矯揉造作，照葫蘆畫瓢。弱者是生活中的人格失敗者。人格失敗是生活中的一個大問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對我們的生活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成了我們的羈絆。
人們厭惡和恐懼失敗是有原因的。由於失敗常常與失去生存基礎作為代價，因此它的威懾力足以使人遠離自由和一切美好正義的東西。當代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對這一問題有深刻的見解：「崩潰和失敗揭示了事物的本質。在失敗中，生命的實在並未實在；正相反，在失敗中人才完全澈底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實在。沒有超越就不存在悲劇。甚至在與神和命運對抗的絕望的戰鬥中，對死亡的挑戰也是一個超越的行為；這一種超越行為是向人的特有本質的邁進，人是在面對毀滅時才認識到他自己的本質的。」當然，並非所有的弱稈部是拍馬者，但是所有的拍馬這必定是弱者，哪怕是暫時的。
假如說剛毅是強者性格的話，那麼軟弱就是弱者的基本性格。唯命是從，恐懼、畏縮、妥協，這一切都與軟弱緊密相連。虛弱的自我昏迷的結果便是拍馬。人是軟弱的了，既然已經無力，這時候就會讓外在的對象來支配自己。為外在的事物所決定，人就變成了奴隸。
其次，我們說拍馬這個第二個基因是虛榮所致。虛榮是拍馬這個基本性格。一個人最大的缺點是自私、膚淺、虛榮。由於總是想把生活理想化，喜歡奉承別人，也喜歡別人奉承自己，天長日久，就有了拍馬的實際行動。虛榮心是一個拍馬者的降低了人的標準的東西，顯示了他缺乏人格精神力量的一面。這種人不是把有輝煌價值的生活本身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而是把光榮作為目標，這無疑是虛榮滋生的最適應的土壤。虛榮者的表現興趣起源於他日常生活中的無表現。這種精神癱瘓的狀況是由其媚骨造成的——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資於依附上，把人的生活同那些假品德與假德行裝飾起來以炫耀自我。因此我們說，追求偉大事業的人得到了光榮，而追求依附媚上的人則得到了虛榮。虛榮帶給他的是深陷於拍馬的泥濘中。
媚上的人沒有一個是非標準。他表面上看來是一個君子，其實是一不折不扣的贗品。先哲孟老夫子將其稱為「鄉愿」。這樣的諂媚者過度依賴別人，善於迎合。他如同一根草一樣，渾身沒有骨氣，不知自重，卑躬屈膝，輕浮得左右搖擺。宋代哲學家朱吾曾這樣形容說：「鄉愿是個無骨肋的人，東倒西擂，東邊去取奉人，西邊去周全人，看人眉頭眼尾，周遮掩蔽，唯恐傷了人。」如果這種人進一步發展，他就會變成一個人云亦云的「應聲蟲」。
明代文學家馮夢龍的《古今笑史》中有一個典故：據說古時候有一士人楊某，在中年時得了一種怪病，每當他出言與人應答時，腹中就有蟲聲效仿他。幾年過去了，蟲聲越來越大。有一個道士發現了他的怪病，告訴他說：「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並告訴他一個辦法，讓他大聲地讀《本草》，一旦遇到腹中應聲蟲效仿時，就這樣辦。不知這位楊先生是讓遮蓋應聲蟲鬧煩了，還是太喜歡自己的妻子，他馬上照辦了。當他讀到「雷丸」時，應聲蟲就不敢應了。
後來他在長汀遮蓋地方也遇到一個乞丐有如此怪病，而且還在大庭廣眾之中表演。他上前告訴他怎樣醫治，不料那乞丐卻說：「某貧無他技，所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不知真有應聲蟲，還是哲人編笑話警示後人，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馮夢龍的話是有現實性的。與「應聲蟲」可以媲美的一種昆蟲是「跟屁蟲」。他的拍馬行為就是為了從別人那裏討得一點殘羹冷炙。「跟屁」化作了這些人求得生存的方式。
這種人發展到了第三個階段就成了「勢利眼」。
宋代人寫的《諧史》中記載了這樣一段事：「殿中丞丘浚在杭州渴釋，珊見之殊驕。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驕，而接州將子弟乃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看來打得好，打得妙！把一個勢利和尚加以懲辦，真有點「可口可樂」的滋味。「勢利眼」發展到今天，似乎和古代的並沒有什麼兩樣。
這種勢利眼具有較強的拍馬能力。他們這種能力在社會上就是一種生成力——社交公關能力。他的能力說不定在某一天就給他帶來好運，使他達到較高的位置。這正如法國著名作家巴爾扎克所說的那樣：「拍馬從來不出自偉大的心靈，而是小人的伎倆，他們卑躬屈膝，把自己盡量地縮小，以便鑽進他們趨附的人物的生活核心。而且拍馬諂媚背後有利害關係。」他們拍馬的目的就是希望某一天登上一個較高的台階。因為一個地位高的人可能佔有更多的社交機會，與地位較低的同伴相比較，更容易得到同伴的追求與榮耀。勢利眼所追求的正是這樣一個「良性循環」的境遇。在別人的眼中，他正乃「往上爬」的屁精。
「勢利眼」往往處於與他人的緊張關係中，而且會經常受到人們的嘲諷、揭短、尷尬之中。在一般人看來，他們最不自尊。其實，他們是為了將來的自尊才這樣搖尾乞憐的。世界上的事有時總是這樣陰差陽錯：以為有自尊的人恰恰沒有自尊，認為別人缺乏自尊的人永遠找不到自尊。面對我們的拍馬「英雄」，你又怎能用一個「錯」字了得？
就中國特殊的社會環境而言，其拍馬產生的歷史基因要比外國土壤肥沃得多。由於中國封建社會的時間與實踐長達兩千多年之久，所以它的專制性也比西方國家強。假如我們以先秦時期的人格理想為參照體系的話，秦漢以後的兩千年，士大夫的精神境界每況愈下。君主利祿的誘惑使知識分子以名利勸天下，完全淪為御用工具，道義精神也日趨沉落。知識分子尚且如此，更何況一般老百姓乎？
如果我們要對中國文人心態作一番細緻地考查的話，我們會發現：道義精神的沉淪，根本願意還在於利義的南轅北轍。漢代的劉向就在《說苑，指武》中說：「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本來是真理所革，人心所向，應該有其自在自為的價值。但是在現實社會中，它有賴於權勢的支持。譬如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有言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批天下寒士俱歡顏」；白居易也有：「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之類。其「窮年憂黎元」的兼濟情懷固然值得讚賞，但是要知道這種「秀才」的意氣只能是於世無補的一廂情願，有鑒於此，歷史有志之士，無不以躋身仕途作為自我施展人生抱負的階梯。的確，他們為了追求自己崇高的理想而努力往上爬。戰國時期的士人可以憑借自己的一技之長說動人主，平步青雲。
但是漢代以後的文人就失去了這種可能。他們必須請託名流為之舉薦，然後才有可能爬上去。多了一道程序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因為在舉薦者那裏，你的能力怎麼樣就不是你說的那樣了：「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面的話我就不說了，你一定知道一般性的結果到底是怎樣的了。不言而喻，在這樣的社會體制下，拍馬逢迎，吹牛阿諛者舉不枚舉。違心說話，看眼色行事，種種不正之風就這樣產生了。一開始做這種事，他們還可能臉紅心跳，汗顏萬端，也可能常常受到良心的譴責，時時會感到有傷人格尊嚴，然而他們很快就會說服自己適應這個環境：眼下所做的意氣無非是在逢場做戲，以屈求伸。一點不假，拍馬就是為了騎馬。為了實現自己的遠大理想就必須與現實妥協。他堅信自己外圓而內方，出污泥而不染。
但是，有了第一次的沉淪，就難免有第二次的墮落。一次次地違心從俗，一次次地自我原諒，他們會熙孕不安的感覺，並且會為自己尋找到「成熟」的喜悅，為自己的成功而躊躇滿志。這就是社會人常說的「小人得志」。久而久之，他感到有點累了，開始玩世不恭起來，原來的價值體系全部崩潰，生存的意義也開始模糊。於是，中間目標取代了終極目標，權力爵位成了價值所在。韓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