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簽當政】
孫丕揚於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五年）出任吏部尚書，時年六十二歲。他的職責是協助皇帝選拔德才兼備的官員，將他們安排到適當的崗位上。孫丕揚的職務類似現在的組織部長，在明朝的地位高居中央六部尚書之首。明朝在名義上沒有宰相，六部尚書之首在名義上簡直就是天下最大的官了。
孫丕揚是個廉潔清正的人。《明史》卷二二十四上說：「丕揚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私幹者」。遙想當年，這個陝西籍的倔老頭整天板著臉端坐辦公，成千上萬善於鑽營的官迷，居然沒人敢打他的主意，真叫我們這些五百年後的晚生肅然起敬。意味深長的是，這位孫先生當了吏部尚書之後，創建了「掣簽法」，明朝的幹部安排方式從此一變，官員們無論賢愚清濁，一概要憑手氣抽籤上崗了。一個聰明正派的重臣，竟把皇上託付給自己的選賢任能的重大職責，轉交給了一堆竹簽。
按照現代管理學的原則，不同的職位對人員素質有不同的要求，要根據不同的職務要求選擇人才，揚其所長避其所短。這個道理當然是不錯的，當時的人完全明白。于慎行比孫丕揚年輕十來歲，當過禮部尚書，他就在《谷山筆塵》卷五中批評孫丕揚道：人的才能有長有短，各有所宜；資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務有繁有簡，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遠有近，各有所準。而這一切差別都付之竹簽，難道遮上了鏡子還能照見面貌，折斷了秤桿還可以秤出分量麼？于慎行的這些批評很精當，簡直就像是比照著管理學原理說出來的，而且他還考慮到了上任路途遠近這個時代特點很強的問題。順便提一句，那時候交通不便，千里赴任，通常要借一大筆債。在工資不高的條件下，還債的壓力很容易轉化為貪汙的動力。因此，這個距離因素便關係到「德才兼備」中的「德」。赴任的官員到了千里之外，情況不熟，語言不通，辦事便要依靠名聲很壞的吏胥，領導和監督作用也就無從談起。這又關係到「德才兼備」中的「才」。可見這個不起眼的距離因素也不容小看。
明朝大學者顧炎武對竹簽當政的指責更加尖銳。他從孔聖人的教導的高度出發，逕直聯繫到天下興亡，真是堂堂正正，義正詞嚴。
顧炎武說：孔夫子對仲弓說：「舉爾所知。」如今科舉取士，禮部要把名字糊上再取，這是「舉其所不知」；吏部靠掣簽安排幹部，這是「用其所不知」。用這套辦法的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面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面倒很巧妙。如此選出來的官員赴任之後，人與地不相宜，於是吏治就要變壞，吏治變壞則百姓造反，百姓造反則大動刀兵①。
總之，孫丕揚創建的抽籤法很危險——甄別使用人才的重任怎麼能轉交給沒頭沒腦的竹簽呢？這位正人君子既違反聖人的教導，又違背職責的規定，用現代的說法就是「違憲」地另搞一套，他到底出了什麼毛病？
【灰色權勢集團的壓力】
據《明史》記載，孫丕揚誰都不怕，惟獨怕太監。千千萬萬的文官都不敢找孫丕揚走後門，但是宦官敢。宦官沒完沒了地託他給親信安排肥缺，孫丕揚安排又不是，拒絕又不敢，於是就發明了抽籤的辦法，讓那些宦官不要再來走後門。孫丕揚用心良苦。
宦官在名義上當然沒有孫丕揚的官大。孫丕揚是正二品的高官，而宦官的頭子，也就是擔任太監的宦官，不過是個四品官，與孫丕揚差著四檔。而且宦官是不許干預政事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規定，宦官干預政事者斬。同樣，明朝也是沒有宰相的，開國初期的三個官居一品的宰相似乎都不可靠，朱元璋殺掉他們，然後就廢除了宰相制度，並且在《皇明祖訓》中寫下一句嚴厲之極的話：後代有敢建議立宰相者，滅九族。如此說來，孫丕揚只需直接向皇上負責，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不必再怕什麼人。但是實際情形不然。
朱元璋廢除宰相，就等於迫使他的子孫後代親自出面管理國家。必須由所有者親自出面管理一個大企業的制度，尚且不能叫好制度，更何況管理一個大國。這是個體戶的思路。這個思路容不下專業分工的出現，不承認臣民之中有更善於管理而且樂於管理的專家人才。
這種制度禁止外人插手代理，它自己所提供的皇帝又如何呢？顯然，生長在深宮內院的皇太子，對民間實際情況的瞭解必定是膚淺的，中國的儒家教育又是春秋筆法的隱惡揚善教育，告訴學生的都是理想的模式是什麼樣子，為什麼說這是理想的，等等。教的那一套與實際情形相去甚遠。也就是說，一個滿腦子教條和理想的書生，就是這種制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領導者。這不過是一個有德無能的最高管理者，而更大的可能是碰上一個無德又無能的管理者，一個既缺乏理想又沒有頭腦的敗家子。這兩種皇上都缺乏管理國家的能力，很需要一些助手協助他處理六部首腦提出的複雜問題。
在實際情形中，皇上批閱的章奏，譬如孫丕揚的什麼奏疏，首先要由內閣大學士——皇上的秘書——看一遍，替皇上草擬一個處理意見，用小紙條貼在奏疏的前面，這叫擬票。現在的官場用語譬如「擬同意」之類，大概就是從這裡來的。票擬過的章奏呈到皇上手裡，皇上便參考大學士的意見口授旨意，秉筆太監持紅筆記錄，這叫批紅。無論名義上如何規定，呈送章奏的人，總不如閱讀章奏並提出處理建議的人權力大；提建議的擬票人，總不如拿著紅筆寫批示的人權力大——特別是在皇上又懶又好糊弄的條件下。譬如正德皇帝貪玩，太監劉謹便把章奏拿回家與親戚和哥們商量著批，首輔李東陽也難以辨別真假。於是，就在這個並不違背常識和情理的過程中，行政權力的重心悄然轉移。
《明史．職官志》總結明朝的行政權歸屬，說：洪武十三年廢除宰相制度之後，天下事就由各部尚書負責處理。大學士當顧問，皇帝自己做決定。這時候的大學士很少能參與決策。到了第五代的宣德年間，大學士因為有太子的老師的資格，威望隆盛，地位和作用已經在六部尚書的地位之上了，內閣權力也從此超過了六部。到了第十二代的嘉靖中期，夏言、嚴嵩用事，其地位已經赫然為真宰相。不過，內閣的擬票權，不得不決於內監的批紅權，於是，宰相權實際就到了宦官手裡。
不知不覺中，朝廷決策、官員進退，都把持在宦官之手了。不許干政云云，早就成了一紙空文。
明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卷八講了一個宦官對這種權勢變化的親身體會。嘉靖年間的一位宦官說：「我輩在順門上久，見時事幾復矣。昔日張先生（內閣大學士中的首輔張璁）進朝，我們多要打個躬。後至夏先生（首輔夏言），我們只平著眼看望。今嚴先生（首輔嚴嵩）與我們拱拱手，方始進去。」
這套體現在鞠躬拱手上的禮節變遷，實際上標出了明朝行政權力的變遷。名義上權力在皇帝手裡，但是皇帝不能幹、不肯幹，這時候，在沒有合法的代理制度如宰相制度的條件下，行政大權就悄悄落在皇帝的私人顧問和隨從手裡了。這是潛在的規矩，卻是真正管用的規矩，不懂這個規矩的人將在官場上碰得頭破血流。究竟是公開代理的宰相制度好，還是明朝的悄悄代理好呢？公開代理好歹還有個公開推選宰相的過程，悄悄代理則全憑個人的私下手段，譬如劉謹那種引導皇上玩鷹玩狗討皇上歡心的手段。
話扯遠了。簡單地說，就是明朝必定出現一個灰色的權勢集團，一個在典章制度中找不到的權勢集團。這個集團有能力讓正式制度的維護者給他們讓路。孫丕揚不願意讓路，又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讓路。雙方較量的結果，就是孫丕揚帶頭放棄自己手裡的安排幹部的權力，放棄肥缺的分配權，同時也就取消了灰色權勢集團的肥缺索取權，任何人都不能憑自己的標準安排幹部，一切由竹簽和當事人的手氣決定。這個抽籤制度建立後，吏部的後門果然堵住不少，當時的人們便盛讚孫丕揚公正無私。在這種盛讚中，我們也可以感覺到人事安排或者叫肥缺分配方面徇私舞弊的嚴重程度。
【論資排輩的緣故】
顧炎武在《日知錄》裡考察了論資排輩的由來。論資排輩制度和抽籤制度一樣，都是捨棄了選賢任能功能的官員選擇制度，都是蒙上眼睛碰運氣的肥缺分配製度。這兩種制度還可以配合使用：首先要夠資格，夠年頭，然後才輪得上你抽籤。有意思的是：在論資排輩制度的源頭，顧炎武看到了我們在抽籤制度的源頭看到的景象。
顧炎武說，如今談到論資排輩制度，都說起源於北魏的崔亮。讀讀崔亮的本傳，才知道他也有不得已的地方②。
據《魏書》卷六十六崔亮傳記載，崔亮當吏部尚書的時候，正趕上武官得勢，太后下令要選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中做官。但是官位少，應選的人太多，前任吏部尚書李韶按照老辦法提拔人，眾人都心懷怨恨。於是崔亮上奏，建議採用新辦法，不問賢愚，完全根據年頭任用官員。年頭不對，即使這個職位需要這個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頭夠長就先提拔任用。於是久滯官場的人都稱讚崔亮能幹。
崔亮的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