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９年，我學會了騎自行車。那個時候村莊的房子大部分還是土房，村北的村西的土崗下還殘存著過去的寨牆。寨牆的上部長著茂盛的青苔和雜草，寨牆的下部不斷向下掉著被風雨剝蝕的無力的細土。當風雨襲來的時候，在霹靂雷電的不斷閃射下，村莊一下就縮小得看不見了，如同激光的迪士高舞廳中人們的抽動一樣，村莊也在那裡無力地抽搐。陽光燦爛的日子裡，我所有的鄉親和親人們，我的大舅、二舅是或表哥們，我的姥娘、舅媽或是表姐們，又在那裡上演著一場和煦溫情的鄉村社會中表面霧氣和靜水之下的刀光劍影的宏偉話劇。美好的朝霞或是夕陽是暫時的，更加持久和耐心的是陰雨連綿的天氣或是烈日當頭我們在地里割毛豆的時候。還有我們那些以小做大的父母呢。這就是我們對世界恐懼和永遠擔心的童年和少年的開始。世界上永遠不存在歡樂的童年和少年。因為世界永遠在成年人手裡握著。大人一板臉，我們就害怕。只有等我們也長大成人以後，我們才發現過去大人對我們的訓斥和教育原來是那麼可笑和可悲。他們更多的是不懂裝懂和裝腔作勢。但這個時候我們也已經蛻化成這樣的人了。世界就是這樣倒著腳步在前進的，你讓我們這些孩子怎麼辦呢？這裡說的刀光劍影還不是簡單明了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那是一目了然的，那是顯而易見的，那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而是在風和日麗和和風細雨之中，看著平穩的水面什麼也沒有發生，是溫暖的所謂家之中或是電影散場時在急著相互喊叫和尋覓的親人們之間，那些表面看沒什麼一切都是笑語歡聲而在靜水深流之下潛藏著的永遠抹不去的險惡的記憶。不是一種大起大伏的千軍萬馬的奔騰到來，而是在一個個人內心之中陰雨連綿的不斷──那些說不清道不白的永遠的恩恩怨怨和是是非非。日常的憋屈比劇烈的衝突還讓人難耐。這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毫不例外的日常擔心。我們想喝農藥的心都有了。當我們撇開這些的時候，當我們只看到世界上大的事情和外在矛盾的時候，我們還覺得我們的一生是那麼地光明和獻身，但是當我們細想起身邊的每一分鐘時，我們就覺得在水下憋屈著的一個人能頂上一個世界了。我們是多麼想從深流和潛流中爬到水面透上一口氣呀，我們是多麼想把自已的矛盾往外引和把自己的苦水往外倒呀，我們多麼地想把自己的矛盾擴大成階級矛盾呀，我們又多麼地想把這階級矛盾擴大成民族矛盾呀，我們是多麼地想從此離開這家和這個村莊坐上火車到遠處去從軍呀，這個時候村莊倒是一下子顯得親熱了，嬸子大娘把煮好的紅皮雞蛋塞到了你的軍用挎包里。──但就是這樣，我們還是力圖想從過去的童年中找到一些可供我們回憶的細節和可供我們放下一個叫溫暖的地方。那樣的一個情景，那樣的一個表情，那樣的一個動作和那樣一個溫暖的笑容，那樣的人生故事的遞進和嬗變，於是無時無刻不出現在我們的夢中。我們在夢中甚至還說：
「娘，我要撒尿。」
……
或者是為了一個錯誤，娘不可避免地打了我們一脖兒拐，接著你哭了，娘也哭了。還有寨牆上掉落的那些無力的細土，或是早已在１９６９年就被我們打死的一條禿尾巴狗，或是早年的一聲偶爾的蟈蟈或是青蟲的叫聲，你在３０年後你家的陽台上或是一首無意的音樂中偶爾聽到了，一下把你推回到３０年前──一棵青草或一束野花，漫地的星星草，你家後院的那棵老棗樹或是大楝樹，你都想重新與它們對話。３０年前的對話不過是一個剛剛犯了錯誤挨了打光著黑瘦身子的兒童或少年在喃喃自語，但是現在在你的心頭，卻共鳴和弦出那巨大溫情的音樂的篇章了。甚至成了你和你所親愛的人之間的一種談資。當然這一方面說明我們一代一代的遞進是多麼地相像和重複，同時也說明我們是多麼地健忘和好了傷疤忘了疼。當我們對娘厭惡從心理上要拋棄她們的時候，作為男孩我們成年之後就留成了長發作為女孩就挫起了短髮，當我們要拋棄爹的時候作為男孩我們就推成了板寸作為女孩我們就留起了飄逸的長髮。當爹娘都該拋棄的時候我們就只好留一個光頭了。還有更不幸的呢，我們甚至被他們生錯了我們長大以後急著要做變性手術。就是因為這樣──本書作者白石頭說，我要在這張揚的《故鄉面和花朵》飛舞和飄動了三卷之後──你是三個大氣球嗎？現在要墜一個現實的對故鄉一個固定年份的規定性考察為鉛鉈。或者哪怕它是一個空桶呢，現在要在這空桶里裝滿水，去墜住那在天空中任意飄蕩的三個氣球或是乾脆就是風箏，不使它們像成年之後的人一樣過於張揚和飛向天外或魂飛天外，自作主張或張腔作勢──那就不知道自已吃幾碗乾飯或家裡的狗窩裡還剩下幾塊干饃嘍。你就是一個狗窩裡放不住剩饃的人呀──白石頭說，我就用這個，來做你們所有回憶錄的序言吧。雷電之下的村莊，畢竟托起過我們童年和少年的夢想；在我們成年之後的夢境里，他總是一個不變的背景；當我們出門遠行走到一個陌生地段時，我們總拿它來較正我們的方向和丈量他們的距離，這時我們就已經在重回和溫故我們的村莊了。說起陌生地方的三里五里，我們就想起了村莊到集上的路程；說起四十五十里，我們就想到了村莊到縣城的距離──如果用步行的速度，恐怕得走一晌呢。──寫到這裡白石頭接到遠在天邊的朋友女兔唇──這個時候就不好叫女兔唇了，已經在巴黎做了縫合手術，鼻子下沒留一點傷疤──的一封來信，她在信里說，她又要從巴黎回到中國了，她想在上海開一個法式酒吧；又說時到今日才發覺自己在後生時代怎麼沒有今日有酒今日醉呢？現在想這樣，身邊已經有兩個混血的孩子在看著你；大的正在那裡「嗷嗷」叫著等你給他換剛剛尿濕的牛仔褲，小的才剛剛一歲。接著又說，去年她在上海呆了十個月，怎麼一直在那無所事事和虛度光陰而沒有想辦法跟白石頭見上一面呢？接著這封信，白石頭三天恍若隔世；三天之後，他用村莊的距離和方位丈量這信之後，喃喃自語地說：
「遠水解不了近渴呀。」
……
這個處於規定性的故鄉和村莊──在比例尺下和軍用地圖上只是一個小黑點──這個作為我們方位和距離的參照坐標──這個共同的鉛墜和水桶──本來我們在挑選坐標的時候完全可以忽略它，僅僅因為這個鉛墜要由白石頭來裝，這個空桶的水要由白石頭來灌，而這個村莊恰好是白石頭度過童年和少年和地方，於是白石頭也就湊巧和偷懶地拿它當一個現成端了出來當一切都不可改變的時候我們也覺得挑選它天經地久義脫離它倒大逆不道，於是它就真的和永恆地成了我們的參照系──在什麼地方呢？它是：
河南省延津縣王樓鄉老莊村。
１９６９年，姑娘們梳頭用的還是化學梳子。從縣城到鄉村，開始鋪第一條柏油馬路。路上的行人和車輛還沒有現在這麼多，你還可以看到不斷遊動的拾糞老頭。這年你剛剛１１歲，你學會了騎自行車。於是你騎著自行車在路上就碰到了背著包袱上城離婚告狀的呂大和呂桂花父女。當時你的腳還夠不著腳蹬子呢，你把你的棉襖墊在了自行車的前樑上，你掉著屁股騎在棉襖上，你歪戴著一頂軍帽──那還是一個盛行軍帽、糧票和布票的年代，嘴裡打著口哨，第一次風馳電掣地從剛剛修好還散發著柏油芳香的平坦的光溜溜的馬路上一閃而過。因為一個自行車，你自動跟所有的成年人站到了一個制高點上。鄉村的公共汽車不給呂大父女停車，你騎著自行車從他們身邊風馳電掣一閃而過也沒有發覺。多少年過去，呂桂花開始追問你那次鄉村柏油路上的自高自大，你想了半天──在麗麗瑪蓮的酒吧里──竟想不起還有那麼回事。你倒問：
「是１９６９年嗎？」
呂桂花肯定地說：「是１９６９年。」
你摸著臉想了半天：
「我是１９６９年學會騎自行車的倒是不錯，我在馬路上威風的一閃而過也是不錯──現在想起來還有些興奮呢，世界在我眼裡真是青山綠水；但說起路上碰到你和你爹還在自行車上做大，我真想不起當年我會是這種品質。」
呂桂花朝你臉上「呸」了一口：
「那個時候你覺得自己已經成精了和長大成人了，哪裡還會把我放到眼裡？當你騎在自行車上的時候，早已經忘記在我新房裡跟我玩我一切都讓你看的時候了吧？那個時候你還沒有變聲呢，你都開始不要臉地跟我胡纏了。你想一想，你在這個世界上第一次看到月經帶是在什麼地方？你第一次摟著女人親嘴是和誰？那個時候你嫩得像一隻鴨子。後來突然有一段你沒有來──不知道是和誰賭氣呢，是嫌我對別人親熱對你不親熱了是不是？──後來突然有一天你又來了，我從屋裡聽到窗戶外的聲音，我說這是誰呢？那天是你第一次變聲。這一段你還記得不記得！」
這時你趕緊承認：這一段我倒記得。那是我的變聲期。一段時間不來肯定也不是賭氣和耍小心眼，那時我不還在上學嘛！」
呂桂花:「學騎自行車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