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快要開學的時候，權虎和姐姐的案子也開庭宣判了。姐姐犯包庇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馮伍犯窩藏罪，私藏槍支彈藥罪，並處有期徒刑九年；權虎犯串謀殺人罪，買賣和私藏槍支彈藥罪、窩藏罪，合併判處無期徒刑。
那一陣保良忙於聯繫落實雷雷上學的事情，但每次庭審還是會去旁聽。姐姐被判後從看守所轉押到監獄，在獄中給保良來過一封信，信是寄到東富大酒店的，信中要求保良給她寄些錢去，還說她的身體如何糟糕。保良馬上給她寄了五百塊錢，他知道寄多了在監獄裡也花不了的。他同時還給監獄寫了一封信，要求獄方批准他前往探望姐姐。
雷雷終於上學了。
雷雷的學校離保良的住處和單位都不太遠，上學前保良帶著雷雷在三點之間多次往返，好讓雷雷盡量熟悉路線。上學後的雷雷已經能夠自己回家，或者在路過東富大酒店時到酒店職工出入口等候保良下班，然後和他一起走回家去。
保良和雷雷的生活，進入了新的階段。每天早上，兩人一起起床，一起洗臉刷牙，一起準備早飯--上學後的雷雷應當有所成長，所以保良開始教他幹些家務--雷雷不僅學會了使用煤氣，廚房從此不用再鎖，而且，他還得到了一把家門的鑰匙，他們每次走出家門時保良都讓雷雷動手鎖門。孩子的動手能力需要點滴培養，而動手能力的培養又可大大啟發智慧。所以凡雷雷能動手的事保良都要他動手去做，動手也可以養成勞動的樂趣和服務的精神。
鎖好家門之後他們並肩下樓，一路走到東富大酒店的街口才告別分手，保良上班，雷雷往學校的方向繼續前行。中午雷雷就在學校里吃學校準備的學生餐，保良也不用天天衝刺般地趕回家裡熱飯了，他終於可以安心地坐在職工食堂的椅子上，和同事一起有說有笑，享用一頓從容不迫的午飯。享用這個字眼對保良來說，並不誇張，恰如其分。
因為有了菲菲給的一千塊錢，也因為「駱駝樣子」這份額外的工作，保良在交完雷雷的學雜費用，中午的學生餐費，上學應用的所有配備的費用之後，錢包里還余幾百元錢可供機動。他從中拿了兩百塊錢，去分局還給夏萱。夏萱當初在他行乞被收容時給了他二百元錢，他當時就下決心一定還她。
他想，他今後一旦攢夠了錢數，一定要向過去承諾的那樣，把菲菲的錢全部還上。如果說，他償還夏萱的錢是因為內心對夏萱始終若有的那份崇敬和感激，那麼他償還菲菲的錢則是因為他不想欠著菲菲。菲菲的錢是賣身的錢，用這種錢讓人難以安心。
還有，他暗暗發誓，他以後一定要還掉張楠的錢。
想到張楠保良的心情總要陷入傷感，已經成了難以克服的一個「條件反射」。想到張楠他就不能不想起他們在一起的每個幸福時刻，那些記憶仍然保留著鋒利的刀刃，讓他的思緒稍一觸及就會疼痛流血……
保良去了分局，去找了夏萱。
他和夏萱的見面，就在分局的食堂裡邊。
不是開飯的鐘點，食堂里沒有聲音，這給保良帶來一種異樣的心情，有點緊張，也有點激動。而夏萱和他顯然不同，她用她一向特有的平靜，用一種事務性的表情，接受了保良的好意，拒絕了保良的償付。
「我不記得我借錢給你，」她說，「我不記得了。」
保良把那兩百元放在桌上，他說：「那天我在地下通道，碰上你們和派出所一起清查。後來在派出所你們把我放了，你給了我兩百塊錢，我當時……我當時連聲謝謝都忘記說了。」
夏萱淡淡一笑，反問一聲：「我們為什麼把你帶到派出所去了?」
保良愣了半天，不知夏萱是不是真的忘了，他說：「因為我乞討。」
夏萱說：「既然你是乞討，那我給你的二百塊錢，就是施捨，施捨是不需要還的。」
保良低了頭，並沒有收回放在桌上的鈔票，他說：「也許你不願意承認，可我一直把你當成……當成是我的同學，我的校友，你可能不願意承認……」
夏萱打斷保良：「我沒不願意承認，你是公安學院的學生，我知道的，我為什麼不承認呢。」
「因為我是被學院開除的，因為我犯過很多錯誤，有我這樣一個校友，你也許覺得恥辱。」
夏萱沉默了一會兒，不知為什麼，只說了一句：「你現在不是挺好的嗎。」然後把話題岔開，「你姐姐的判決已經下來了，你知道嗎?」
保良點頭：「知道了，我前兩天給她寄了點錢去。」
夏萱問：「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嗎?」
保良想了一下，想不出什麼，他說：「沒有。」
夏萱說：「以後你有什麼難事，需要我幫忙的話，就來找我。」
保良不知道夏萱是在表達一種由衷的友情，還是一種常規的客套，抑或是希望見面到此結束。但無論如何，他站了起來，向夏萱說了告別的話。
「謝謝你，」他說，「如果你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幫忙的話，也請儘管找我，我一定儘力而為。」
夏萱也站起來了，笑了一下，但很節制，她說：「我又不去你們酒店消費，你能幫我什麼忙啊。」
保良想了一下，說：「我現在，是個體力勞動者了，有需要出力氣的活兒，我都能幹。」
夏萱很認真地接話：「不用出力氣活兒，你能辦嗎?」
保良馬上回答：「當然能啦，你說吧，我一定能辦。」
「把這兩百塊錢拿回去。」夏萱說，「過去的事情別總放在心裡，你已經有了新的生活，每一種生活都能找到幸福的感覺。我真心地祝願你，能找到那種感覺。」
周三，保良接到了女子監獄寄來的通知，通知他在本周的周日，可以前往監獄，探視他的姐姐。
周日，保良和雷雷早早起床，天沒大亮就走出家門，提著為姐姐買好的食物和用品，向公共汽車的車站走去。
女子監獄設在省城附近的一個鎮郊，清晨出發，乘公交車和長途車在途中輾轉，上午九點就能到達那個無名的小鎮。那一天從全省各地趕來探視的犯人親屬相當不少，青年壯年，老弱婦孺，全都拿著剛剛領到的探視證，排在監獄巨大的鐵門前面。
上午十點，保良和雷雷隨著第二批會見的親屬被民警帶進鐵門，魚貫進入會見大廳，肅靜地坐在一面玻璃隔牆的一側，等著自己的親人出來。五分鐘後，犯人們從隔牆的另一側被帶進來了，保良和雷雷豎起脖子緊張地張望，在列隊而進的女犯當中，竟然沒有找到雷雷的母親。當進人大廳的女犯全都依序坐定，面對自己的親人用通話機開始交談以後，保良才看見一位女警扶著面色蒼白的姐姐，從門外蹣跚地走了進來。
雷雷沒有遵守和保良事前的約定，眼淚嘩嘩地哭起來了。保良本想忍住不哭來著，但看到姐姐病人膏盲的樣子，看到姐姐頃刻哭歪的面孔，他的眼圈立刻紅了起來。他聽著雷雷用通話機叫著媽媽，看見姐姐邊哭邊叫雷雷，他聽不見姐姐說了什麼，但從她臉上的表情可以想到，日復一日的與世隔絕，日甚一日的疾病磨損，姐姐乍一見到她親愛的兒子，那是怎樣一種肝腸寸斷的心情!
那次會見只有二十分鐘，大部分時間由雷雷佔用，保良和姐姐說話時注意到姐姐的目光，在他的左耳的耳垂停留了很久。那裡有母親留下的一隻耳環，那隻耳環一直是母親和兒女之間彼此相思的念物。
姐姐的聲音虛弱，先問保良雷雷聽話不聽話，說雷雷要是真不聽話你該打就打，別慣他寵他。然後，姐姐又問保良能不能去求求父親，讓父親替她去求求公安廳司法廳的頭頭，讓她儘早出去，求父親可憐她現在一身是病。保良含混地點頭，答應姐姐去找父親盡量說情。他沒有告訴姐姐，他和父親因為雷雷，因為陸權兩家的前仇舊恨，已經中斷來往，他不想讓姐姐感到絕望。當一個人的肉體受到束縛的時候，內心殘留的希望也許是生活下去的最後支柱。
會見結束的時間到了，犯人們聽到民警的命令，紛紛站起身來。姐姐仍然由一位女警扶著，一步一挪地走在最後。保良和雷雷從另一側走出會見廳時，有民警高聲在問：「誰是陸保珍的親屬，誰是陸保珍的親屬?」保良不知出了什麼事情，連忙出聲答應：「我是。」民警說：「你過來一下。」
保良便拉著雷雷，尾隨那位民警走進旁邊的一間屋子。在那間屋裡，一男一女兩位民警讓保良和雷雷坐了下來，由女的開口，第一句先問保良：
「你是陸保珍什麼人呀?」
「我是她弟弟。」
「你叫什麼?」
「陸保良。」
「這小孩是陸保珍的兒子吧?」
「對，他叫權雷。」
保良表面鎮定，心裡緊張，他抓住那位女獄警低頭在小本上記錄的間隙，插進去問道：「我姐，我姐在這兒有什麼問題嗎?」
「你姐姐進來已經一個多月了，」那位年長的女警說道，「進來後我們發現她的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