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內容方面的要求，從消極方面說是不要空洞無物。這物，通常是「自己」的思想感情。說通常，因為在少數情況下，作文也可以是代言。代言，有時是代一人。比如在舊社會，農村婦女幾乎都是不識字的，有事需要寫信，常常是由學塾老師代辦。這信的內容與塾師無關，有些甚至是塾師認為不當的，這編組成文就不是自己的思想感情。但這仍然應該說是言之有物，因為其中有某婦女的意見和要求，如果無此文，收信人是不會知道的。代言，還有時候是代眾人。比如，小的，為什麼事用團體名義寫個通知；大的，為什麼事用行政單位名義寫個通報，這也是作文，內容卻不表示自己的思想感情。代言，也要內容充實，條理清楚，措辭得當，卻不必也不當染上個人色彩。
我們一般說作文，說寫作，很少是指代言，這從正面說是必須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自己的，對面是別人的；或說一己的，對面是一般人的。這相對的兩方面有關係問題，有高下對錯問題，有如何處理的問題。為了減少頭緒，突出重點，我們無妨略去感情不說，專說思想，這問題就成為：作文，要求言之有物，這物如果是「意見」或「看法」，而碰巧牽涉到「自己」和「別人」，「一己」和「一般」，我們要怎樣對待？
自己和別人，問題比較小。「英雄所見略同」，當然有好處，可以證明對的可能性大。不同，也沒什麼了不得，亦各言其志而已矣。自然，如果這別人在這方面是專家，而且向來態度持平，你的看法與他距離遠，甚至相反，下筆之前就要慎重考慮，因為很可能是膚淺或一偏之見，經不住推敲。不過無論如何，他的同樣是一己之見，不同，無妨各行其是，只要經過周密思考，顧慮不必過多。又，人的見聞有限，作文，談某事物或某問題，不能等待耳聽八方之後再下筆，所以考慮別人的意見，事實上難得周遍。因此，關於寫自己的思想，需要多注意的是「一己」和「一般」的關係以及如何處理的問題。
所謂一般，是多數人，甚至長時期，認為對，不當提出疑問的。這裡面也是內容很雜，有性質、程度等等的差別。比如牛馬是脊椎動物，千真萬確，這是不容懷疑的一極端。可以由此向下移。比如《史記》是典範的歷史著作，懷疑的人很少，但不見得沒有，我們可以說這是較高的一般；蘇東坡的詞成就大，同意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這樣看，我們可以說這是較低的一般。對於某事物或某問題，關係遠，興趣低，我們常常沒有意見；沒有，不想說，自然更不必寫。但對另一些事物或問題，我們就可能有意見。這意見，最大的可能是與一般一致，或大致相同，可以不可以寫入作文？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因為人人有思想言論的自由。不過，如果這一般是「牛馬是脊椎動物」之類，那就還是不寫為好，因為你有思想言論的自由，讀者還有不看的自由。著文，較高的目的是述新知，解舊疑，使有疑的人不再疑。
疑，來源於有可能錯。一般說，多數人的共同看法，對的可能性比較大。這可以用統計學的原理來證明，也就是諺語說的，「三個臭皮匠，湊個諸葛亮。」事實正是這樣，一個人，思想片面是常見的；千百人，思想都片面是少有的。回顧歷史，情況也是這樣，無論人文科學或自然科學，時間放長一些，多數人首肯的意見通常是不錯的。
但這只是通常，不是永遠。有例外，較大的原因是難免所謂局限性。最明顯的例證是時代的局限性。歷史上有不少認識或主張，在當時成為多數人首肯的，如道德方面的愚忠愚孝、婦女守節等等，現在看起來，就是在當時也並不合理。還有風氣的局限性，如明朝的文風重複古，多數人以為寫文章應該模仿秦漢，至於為什麼必須像秦漢才算好，一般人不過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不管是時代的局限還是風氣的局限，總之是一般人首肯的未必就沒有問題。較小的原因是有時（自然不多）會有個別的一己之見衝破局限性，而這類一己之見，經過長時間檢驗，證明卻是可取的。歷史上這類例證很不少，我國的，如范縝的《神滅論》，西方的，如達爾文的「進化論」，都是。
這樣，作文，怎樣處理一己和一般的關係，對應客觀情況，原則就比較容易規定，是：尊重一般，不棄一己。應該尊重一般，理由已經說過，這裡著重說說為什麼要不棄一己。所謂一己之見，就它同一般的距離說，有兩種情況。一種，對於某事物或某問題，經過思考，認為一般是對的，自己同意，嚴格說這也是一己之見。但這是一己與一般相同，沒有互不相容的問題，可以不管。這裡只說通常說的一己之見，是多數人不這樣想，而自己卻這樣想的那種看法。
這樣的一己之見，也可以甚至值得寫成文章，理由之一是，它有對的可能。一己之見的對錯問題更加複雜。一個重要的關鍵是具有一己之見的個人的學識如何，態度如何。學識豐富，態度持平，對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對的可能性就小。還要看具體情況，同一個人，對兩種事物都有一己之見，也可能對這種事物的看法是對的，對那種事物的看法卻不然。學識和態度，不同的人可以很不同；不同事物的性質、廣狹、深淺，屬於何種專業，更是千變萬化。總之，泛泛地說，所謂一己之見，有不少錯的可能，但也不是沒有對的可能。既然有對的可能，我們就沒有理由阻止它寫出來。
理由之二是前面說過的，作文要「言為心聲」。不同於一般的一己之見，即使未必保險不錯，但只要是自己思考之後確信的，就可以如實地寫出來。不然，那就會成為人云亦云，還有什麼價值呢？
理由之三是，對於某事物，有時候自己有新的想法，卻拿不準究竟對不對，這也宜於寫出來，算作對一般的看法提個疑問。提出質詢，如果證明一般的看法不誤，這是真理愈辨而愈明。
理由之四，這是舊話了，好的文章應該是「言志」的。還是五四以後不很遠，文壇有過「言志」與「載道」的小爭論，當時所謂載道是指韓文公那樣的言不離聖道，言志的志則與聖道相左，是指一己之見和一己之情。在五四的帶有文藝復興精神的風氣的影響之下，一般認為寫文章應該言志，不當載道。其實，平心而論，這樣極端對立的二分法，無論理論上還是實際上，都是扞格難通的。譬如說，道未必錯，也自認為不錯，而以信服的心情寫它，有什麼不可以呢？因此，有人就改用圓通的處理辦法，是：言他人之志即是載道，載自己之道亦是言志。按照這種精神，執筆為文是應該寫一己之見的。
這言志的主張也許偏激一些，不如改為較平實的說法，是：對待一己之見，總的精神應該是慎重思考，實事求是，認真負責。這表現在筆下是：（1）形成一己之見之前，要多對慮一般意見的各個方面；（2）一己之見不當來自靈機一動，而必須要求言之成理；（3）有所信，不因為不同於一般就不如實寫；（4）尤其重要的是不立異以為高，已經發現不妥而堅持己見，成為「爬也是黑豆」派。（西方諷刺故事：甲乙為地上一個黑點是什麼爭論，甲說是蟲子，乙說是黑豆，正在相持不下，黑點爬了，甲說：「你看怎樣？」乙說：「爬也是黑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