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達而已矣」是《論語·衛靈公》篇的一句話，這裡借用，是想談談作文的表達方面的概括要求，寫到什麼程度算妥善的問題；這個問題，簡明而合適的答覆是「辭達而已矣」。辭，原意是說的話，我們現在借用，範圍要擴大，兼指語言文字，談作文，還常常專指文字。「達」包括兩個方面，用佛家的術語，一個方面是「所達」，即意思，或說知識、思想感情等；一個方面是「能達」，即語言文字。所謂達就是能達與所達一致，換句話說，語言文字所表達的與心裡想的一模一樣。這一模一樣，還可以說得更淺近，更明白，打個比方，甲乙兩方，甲能用一種特殊的辦法，讓乙看到自己的思想感情流（也許已凝聚為模糊的語言文字），然後委託乙轉換成文字，乙做了，讓甲檢查，甲覺得文字所表達的恰好是自己的思想感情流，而且簡練明確，正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所說：「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作文，從表達方面說，一般的要求，也是相當高的要求，不過是這「辭達」而已。
上面的話說得稍嫌粗略，還需要分析。
很多人都知道，清末一位翻譯大師嚴復，翻譯赫胥黎《天演論》的時候，在「譯例言」的開頭說：「譯事三難：信、達、雅。」我們無妨從這裡說起。先說嚴氏的三難，——其實是四難，除信、達、雅以外；還有一難是三者有時難於兼顧。
「信」是忠於原文，比如原文意義是東，變成譯文正是東而不是南、西、北、中，謂之「信」。但這也很不容易，即以嚴氏為例，《天演論》書名照原文應譯為《進（「演」好一些）化論與倫理學》，正文第一句原意是「我如何如何」，嚴氏譯為「赫胥黎如何如何」，這是遷就「雅」而放棄了「信」。不得不離開原文譯是表面的難。還有深一層的難，是兩種語言常常難於恰好對應。以「有學識」為例，在赫胥黎時代的英國，要包括通拉丁文、讀過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等等，在中國則指通經、史等舊學，都是有學識而內容不是一回事。「達」是明白，在這方面，嚴氏也是偏重「雅」，譯文用了秦漢式的古文，並且說：「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譯例言）這至少就現在說，多數人會不同意，因為如不通曉文言就不能一看就明白。「雅」，嚴氏指語言的「古」，對面的「今」，如白話小說之類是「俗」。這是受時代偏見的局限，不必深責；至於我們現在，談到雅俗，總是聯想到品格以及表現在思想感情和行動方面的正派或不正派。這與我們想分析的事物關係不大，且撇開不談。
撇開嚴氏的「雅」，只保留「信」與「達」，我們分析「辭達」的問題會感到更方便。因為眉目更清楚：信，要求書面寫的與心裡想的一致；達，要求除自己以外，一切看到的人（受者）一見就覺得明白易曉，並且感知的內容與傳者心裡想的一致。問題在於怎麼樣算「一致」，怎麼樣算「明白」。
「一致」可以有兩種意義：一種，可以名之為「個體」或「實質」的一致；另一種，可以名之為「類」或「相通」的一致。甲有某種感受，這感受為甲所獨有，是「個體」的，為甲所實有，是「實質」的。由甲自己寫出來，表現為文字元號，比如「牙疼很不好受」。文字元號的意義是概括的，它可以指甲實有的個體，也可以指甲以外的別人的同類的無限個體。因此，對於甲實有的個體，文字元號可以包括它，指示它，而不能一對一地等於它，也就是不能一致。甲寫的文字元號（牙疼很不好受），乙看了，覺得完全理解。其實所謂理解，不過是設想，甲的感受一定就是某種性質的感受。這某種性質的感受為乙所獨有，是「個體」的，為乙所實有，是「實質」的，也可以由「牙疼很不好受」的文字元號包括，指示，卻與甲的感受不是同一個「個體」。個體非一，應該說沒有一致的可能；即使有可能，也沒有辦法檢查是否真正一致。總之，無論拿寫者的感受與文字元號相比，還是拿寫者的感受與讀者的感受相比，都不能有前一種意義的一致。但是，文字元號可以適用於同類的無限個體，是「類」的；是大家共用的，甲可以用之「傳」，乙可以用之「受」，是「相通」的。不同的個體屬於同一類，通過文字元號，甲和乙可以相通，這樣，只要表達和理解是確切的，我們無妨說，無論拿寫者的感受與文字元號相比，還是拿寫者的感受與讀者的感受相比，都是一致的。顯然，作文的「辭達」只能指這後一種意義的一致，就是，作者所想表達的實體，恰好屬於用以表達的文字元號的「意義類」。這意思可以說得通俗一些，就是，寫的同想的一模一樣。
寫的會不同於想的嗎？不只會，而且常常見。詞語不當、造句有誤、篇章混亂等就是這種情況。舉兩個突出的例：想的是「團結」什麼人，卻寫成「勾結」什麼人，想的是「我對小說」很感興趣，卻寫成「小說對我」很感興趣，其結果就是寫的與想的南轅北轍，讀者的理解自然也就不能與寫者想的一致了。作文要避免這樣的不一致；從正面說是要做到「信」或「一致」。這是一方面。
還有一方面是要求「達」，或說「明白」。已經「一致」了，還會有不明白的情況嗎？這裡的意思是，一種意思，用以表達的方式（選用什麼詞，組成什麼句式）不只一種，不同的表達方式，效果常常不一樣，我們要分辨好壞，衡量得失，選用那效果最好的。所謂效果最好，是表意確切，簡明易曉。想做到這樣，下筆的時候還要注意以下幾點：
（1）語言要是通用的，就現在說是普通話，因為懂的人最多，明白易曉。在這方面，戲劇電影等早已注意到，比如故事是上海的，演員說的卻是普通話，這是為了「達」而寧可丟掉一些「信」。准此理，非必要的時候，最好少用方言（如不說「追」而說「攆」），少用專業語（如不說「鬍子」而說「髯口」），更不要生造詞語（如「冠帽」、「乘騎」、「茁強」之類），等等。
（2）語句要盡量求明確。有些話，比如「念了很久，覺得腹內空空」，看字面也清楚，可是仔細捉摸，「很久」究竟指多長時間，不定；「腹內空空」指所知不多還是指肚子餓，也不定。像這種地方，最好換用明確的說法，以求不生歧義。（3）語句要盡量求簡練。古人說「辭達」，後面還有「而已矣」，意思是能達就夠了，不必「瘠義肥辭」（《文心雕龍·風骨》），多費話。有的人提起筆，總怕詞語力量有限，不保險，願意多用一些，比如「我用手拿起來，用眼睛一看」之類。這樣寫自然意思也不錯，不過那既然完全同於「我拿起來一看」，就不如少費一些筆墨，意思反而更顯豁。
（4）語句要盡量求樸實，能夠用本色的話說明白，就不多方修飾；能夠用質直的話說明白，就不多繞彎子。所謂「辭達而已矣」，漢人的解釋是：「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艷之辭。」宋人的解釋是：「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當然，有時候，文艷、富麗也不一定非必要，問題是有不少人，在非必要的時候也偏偏大量堆砌形容詞語，追求文艷、富麗。樸實反對的是這種扭捏造作，言過其實。
有思想感情需要寫出來，能夠用確切、簡練、樸實的通用語言，而書面上的文字又恰好與心裡的思想感情一致，這樣的境界，作文如果能夠達到，從表達方面說也就夠了。當然，文章的好壞還要取決於，甚至主要取決於內容的好壞。這在前面已經談過，不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