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堂作文，假定教師的評定是正確的，有好壞；好的分數高，比如八九十以上，壞的分數低，比如五六十以下。課堂之外的大著作也是如此，有高有低。分高低，主要看兩個方面：（1）內容，也就是所表達的是什麼事實、什麼知識、什麼思想感情等；（2）怎麼表達的，也就是用什麼體裁，行文能不能確切、簡練、優美、有條理等。內容和表達可以協調，也可以不協調。以古代子書為例：《孟子》協調，思想成一家之言，文筆雄偉暢達，如江河一貫而下，欲罷不能；《韓非子》和《論衡》不怎麼協調，前者有些篇為專治君主集權策畫，思想差些，可是文章寫得好，出言鋒利，頭頭是道；後者思想高超，可是文字差些，既不簡明，又不流利。評論文章高低，主要看內容呢還是看錶達？內容當然是首要的，但過分強調，至少就談論作文說，也許會產生輕視表達的偏向，所以不如用個不左右袒的圓通說法，二者不可偏廢。
這裡先談內容。題目用「言為心聲」，這是隨手抓來一個常用的成語，表示作文應該做到寫心；如果按字眼摳，那就不如用揚雄《法言·問神》篇所說「言，心聲也；書，心畫也」的後半，「書為心畫」。但這太冷僻，不大眾化，只好割愛，而用爛熟的。只求讀者記住，這裡雖然用「言」，用「聲」，本意卻是說「文」，說「形」，即仍是談作文。
作文，評高分，先要內容好，理由用不著說。問題在於怎麼算好。好壞是內容的評價；談評價之前，先要知道內容都包括哪些「內容」。這真是一言難盡；如必欲一言以盡之，也可以說，凡是自己聽到的（包括讀到的）、看到的、想到的、感到的，只要是有益而無害的，無一不可為作文之內容。舉例說，可以是大事，如赤壁之戰，小事，如《紅樓夢》中焦大罵街；可以是偉人，如王安石，細人，如阿Q；可以是遠物，如河外星雲，近物，如臂端十指；可以是實事，如吃飯喝水，虛事，如仲夏夜夢；等等。但情景雖萬千，卻可以歸類。甚至可以綜合為外、內兩類：外界事物為己所知，或總稱之為知識，是「外」；有時明顯受外界影響，有時不明顯受外界影響，心中形成某種思想感情，是「內」。這外、內之分，不少講認識論的哲學家會抱懷疑態度，那就算作「方便說」也好。方便說之，區別還是有的，比如在司馬遷的眼中，漢高祖劉邦大有流氓氣，這是他的思想感情，屬於內；但不管他高興也罷，不高興也罷，劉邦終於成了帝業，可以作威福，傳天下，這不因他的思想感情而有小變，屬於外。作文，內容不過是這外和內，或外和內的融合。換個說法，所寫不過是知識和思想感情而已。
已經知道什麼是內容之內容，這就可以轉入本題，問問應如何評價，也就是要用什麼標準評定內容的好壞。這可以從四個方面衡量。
一是看是否「真實」。就是說，無論寫外寫內，都真實就好，虛假就不好。真實，有客觀的，有主觀設想的。某日某時月蝕，由初虧到復明經歷多長時間，是客觀的真實；前幾年傳說東北發現大蟒，曾吞下吉普車，一青年告訴我，繪影繪聲，我不信，他急得捶胸頓足，這是因為他設想這是真實的。此外，小說、戲劇等是創作，或者可以名之為藝術的真實，性質不同，須另作處理，這裡不談。寫文章，記述外界事物，當然最好符合客觀的真實。但這常常不很容易，例如司馬遷寫垓下之圍，項王歌，虞姬舞，大似耳聞目見，難道實況真是這樣嗎？不管信或疑，反正無法證明。因此，在這方面，我們最好（1）要求增長知識，筆下不出現過於荒唐的笑話；（2）不得已而取其次，一定要有根據確信它是真實的。
還會出現自己不確信為真實的情況嗎？不只會，而且不稀有。正如說假話，成文也同樣可以不出於本心。隨便舉兩個例。三國時候有個陳琳，曹丕《典論·論文》讚揚他長於章表書記，是建安七子中的佼佼者，可巧《文選》選了他兩篇這類文章，可以讓我們見識見識。前一篇是《為袁紹檄豫州（劉備）》，後一篇是《檄吳將校部曲》，都收入卷四十四，更有意思的是兩篇緊緊相連。前一篇是吃袁紹飯時候寫的，所以大罵曹操，不只說曹操「贅閹遺丑，本無懿德」，而且上及其祖曹騰，是「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其父曹嵩，是「乞丐攜養，因贓假位」，正好罵了三代。後一篇是後來吃曹操飯時候寫的，所以大捧曹操，是「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同是一個曹操，忽而是小丑，忽而又成為天人，這樣立言，所寫會是自己確信的真實吧？這或者應該算作文人無行，可以不在話下；我們無妨再看看另一位，是大名鼎鼎、言不離「道」的韓文公。他作《師說》，任國子博士為人師；但知師者莫如弟子，且看他的門人劉叉怎麼說。《新唐書·韓愈傳》附《劉叉傳》記載，劉叉為什麼事跟他鬧翻了，離去時拿了他不少錢，說：「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以諛墓之文換錢，這所寫也顯然不是自己確信的真實。古人有這種情況，現在呢？我們還常聽到「違心之論」、「言行不一致」一類的話，所以仍然要警惕。因為所寫非自己確信的真實，輕言之是沒有給人讀的價值，重言之是反而出醜，所以不能不視為寫作的大忌。
二是看是否「通達」。就是說，文中如果有自己的什麼思想認識，這思想認識即使夠不上什麼驚人的創見，如哥白尼的地動說、達爾文的進化論之類，也總要用現時的知識水平衡量，絕不含有陳腐愚昧至於使人齒冷的成分，如變相的《太上感應篇》、《麻衣神相》之類。見識正確，才談得到通達。前很多年聽到一個故事，是諷刺毫無新意的文章的，文章以「二郎廟」為題，其中有這樣的警句：「夫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而老郎之子也。廟前有二松，人皆謂樹在廟前，我獨謂廟在樹後。」其實，由宋朝經義發芽，一直繁盛到清末變法時的八股文，與這二郎廟的妙文，就內容的無價值說，並沒有什麼兩樣，雖然也費了心思，費了筆墨，結果是作了等於不作，甚至不如不作，原因就是不通達，或說沒有見識。自然，作文，尤其初學，要求內容必有新意，必不失誤，標準難免過高。我們無妨從消極方面要求，就是，雖然意思不新，不深，甚至多值得商榷，但確是經過思索，言之成理，不是人云亦云，甚至將錯就錯。見識是學而思，思而學，逐漸增長的，未可一蹴而就；但作文要重視見識，寫見識，卻是由一執筆就應該長記於心的。
三是看是否「懇摯」。通達主要是就見識說，懇摯主要是就感情說。寫文章，目的是讓看到的人信服，求人信服，自己先要有可取的見識；還要讓看到的人感動，求人感動，自己先要有懇摯的感情。有些文章可以不包括作者的感情，現代的，如科學論文、出差證明之類；古代的，如《竹書紀年》、《天工開物》之類。但絕大多數含有作者的感情，也最好含有作者的感情。《史記》是記人記事之書，照理應該客觀地據實陳述，可是就連寫經濟狀況的《貨殖列傳》，也在許多地方一唱三嘆。范縝《神滅論》是講哲理之文，照理應該平心靜氣，可是義憤之情卻溢於言表。像這樣的著作，因為感情真摯而充沛，所以後人讀了會受感動，甚至灑同情之淚。作文，凡可以含有感情的，這有如畫龍點睛，應該以表現感情見分量，顯奇妙。孟棨《本事詩·事感》記白居易曾因小蠻作楊柳詞：「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里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得到唐宣宗的讚賞。這首七絕前三句只是描寫外物，照貓畫虎，意思平平，及至加上第四句的悵惘之情，分量立即重了，以至感動了皇帝，這就是以感情點睛的手法。
感情要懇摯，甚至懇摯到近於痴也無妨。《牡丹亭》之感人，主要在於杜麗娘之痴，這痴甚至掩蓋了死後復生故事的荒唐。懇摯的反面是輕薄。懇摯與輕薄對比，一好一壞，可以借用王國維《人間詞語》及其刪稿的兩段話來說明：
a．「昔為倡家女，今為盪子婦。盪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久貧賤，轗軻長苦辛。」（案皆出《古詩十九首》，引文有小誤）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為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
b．艷詞可作，唯不可作儇薄語。龔定庵詩云：「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閑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為汝歸。」其人之涼薄無行，躍然紙墨間。
言為心聲，文是為人的寫照，人無真情是涼薄無行，文無真情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是看是否高尚。就是說，所表現的知識、思想感情等能不能引導人、促使人求好、求向前、求向上，能是好的，不能是壞的。這裡我們會碰到一個較玄遠的問題，什麼是好、是向前、是向上？幸而常識上我們大致有個共同的認識，比如頹廢不如精進，後退不如進步，殘暴不如寬厚，損人不如利人，利私利己不如為國為民，等等，因而這裡無妨假定有個明確的標準。這標準是道德的，因為是道德的，它就不只統轄作文之道，而且統轄立身治世之道。也就因為這樣，所以從理論的角度看，它似乎比前面提出的「真實」、「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