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小書該結束了，想到從各個方面談人生，近思遐想，且不管談得怎麼樣，總該問問，這值得嗎？不問則已，一間就不由得想到可憐，甚至可笑。談，可憐；更嚴重的是所談，即人生，同樣可憐。為什麼會有生，我們不知道，有了生，愛得了不得，想盡辦法求能活，為什麼，我們也不知道。願意活，而偏偏不能如願，自然，天命，或再神奇一些，上帝，為什麼這樣演化，或安排，我們還是不知道。我們微弱，只能接受定命，或動或靜，等待死。死，如莊子所說，「息我以死」，依理可以一了百了了吧？然而不然。舉古今高低不同的兩個人為例。魏武，至少在這方面同凡人一樣，也迎來死之將至，瞑目前口述遺令，不忘姬妾，讓她們分香賣履，定時望西陵墓田。可是入墓田不久，姬妾們就被移到曹王的後宮，陪酒陪笑去了。另一個無名氏，沒有英雄一世，卻幸或不幸，略有資產，而且上壽，至「文革」時期而仍健在，信傳統，願意入棺土葬，於是遠在死之前就準備了講究的棺木。這也是遺令性質，可是也如魏武，未能如願，因為被紅衛英雄除四舊時除了。這兩個例都表示，就是已經俯首接受死，還會留個可憐的尾巴。
這可憐的尾巴是有關身後的，因而就引來應該如何處理身後事的問題。顯然，這先要看對於身後的情況，自己是怎樣推想的。秦始皇大造兵馬俑，是因為他推想，或說信，死後他還是帝王，也就還需要武力，去征服疆界以外的大民，鎮壓疆界以內的小民。一般小民呢，不需要兵馬俑，卻仍舊要花錢，見小鬼，准陽世之例，不能不意思意思，路過酒鋪，難免想喝幾口，所以儉之又儉，也要棺內放些銅錢，棺外燒些紙錢。這是信死後仍然有知，或說身死而靈魂不滅。如果真是這樣，如秦始皇，大造兵馬俑，如歷代不少高級人物，迫使姬妾殉葬，如一般小民，清明時節，紙（錢）灰飛作白蝴蝶，等等，就對了。不只對，而且很好，因為這樣，我們的世界就成為《聊齋志異》式的，我們的生命就沒有斷滅，或者說，我們渴想活著，就真正如願了，雖然這如願要打點折扣，即要換換方式。但信身後仍有另一形式的存在，也會引來情理上的不少麻煩，只說兩種。一種是國產的不變，如崇禎皇帝走投無路，只得自殺，死前說無面目見祖先於地下，這是相信祖先仍存在於地下，就這樣長存而不變嗎了如果是這樣，比如第仁－代祖先短壽，死對二十歲，第三代祖先長壽，死時八十歲，都同住於地下，那就八十歲老朽要呼二十歲的青年為爺爺，就是在陰間，也太離奇了吧？另一種是（印度）進口的，死後要輪迴，也就是要變，比如變的幅度不大（人間道未墮入畜生道），由趙老太太變為錢小姐，清明時節仍到趙老太太墳上燒紙錢，還有什麼意義呢？這是說，就是相信靈魂不滅，處理身後的問題也難得順理成章。
不能順理成章，也可以用陶淵明的辦法處理，不求甚解。幾千年來，人們就是這樣處理的，比如未亡人對於已亡人，節令燒紙錢，用真食品上供，燒了，紙灰飛作自蝴喋，不深究能否真正收到，真食品則收回，吃下己肚，也不深究死者未吃如何能夠果腹。這也好，鄭板橋有雲，難得糊徐。不幸是西學東漸，先只是泛泛的賽先生，繼而大到河外星系，小到基本粒子，都闖進來，知識成為系統化的另一套，我們就欲糊塗而更不可得。這是說，科學知識表示，我們住的世界不是《聊齋志異》式的，其中可以容納期望和幻想，而是冷冰冰的因果鎖鏈式的，什麼都是命定的，其中之一既最切身又最可憾，是，至少就個人說，生活只此一次，死則不再能覺知，也就一切化為空無（就是確信這個世界不會因自己之斷滅而斷滅，總是與自己無關了）。
依理，如果確信實際就是這樣，心情也就可以輕鬆，放手不管了。然而又是不然．鮮明而有力的證據是，如果不是措手不及，都會或說或寫，或繁或簡，立遺囑。其意若曰，某某事，如何如何處理。我就心安了。如果這時候邏輯闖進來，說，心安，先要有心，有心，先要有人，事實是人沒了，心也就沒了，還有什麼安不安呢？可見遺囑式的心安，追問來由，是渴望活著的心情放射為仍有知的幻象．核定實質，是求死前的心滿意足，縱使本人未嘗這樣想。或擴大一些說，只有活人能活動；因而一切得失、一切問題都是活人的；人死就不再有所需，也就不再有間題。扣緊本題說，所謂身後云云，其實都是為生時；一切願望，求實現，不能實現則心不安，都應該是指死前的生時。
這樣理解遺囑一類的期望和行動，有所失，是不得不犧牲身後的一段，因為這一段不屬於自己；不屬於，因為其時已經沒有自己。但也有所得。理由有實惠的和邏輯的兩種。先說實惠的，以唐太宗為例，據傳疾大漸之時，求將繼承皇位的李治，用王羲之的《蘭亭序》帖殉葬，兒子當然跪答遵命。依照我們上面的論證，真用王帖殉葬，唐太宗並沒有什麼獲得，因為其時己經沒有他。但他又有獲得，而且很大，是兒子表示遵命之時，心裡的欣慰。這樣說，也許過於唯心了嗎？而其實，人生的任何所謂受用，不管來由如何唯物，不通過唯心這條路，是不能受而用之的，再說邏輯的理由，是上面提到的那個闖進來的邏輯，就沒有插嘴之地了．因為把身後的移到死前，則期望、幻想、得失、心安等等就都有了著落，因為人還在，能感知的心也就還在二這樣一來，談到身後問題，我們就等於使陰間的問題陽間化，說為身後，可以費苦心，但所求不過是生時的心安。求心安，馳騁的範圍可以大，比如一個人，不管賽先生怎樣在耳邊大喊沒有鬼神，還是相信死後用錢處不少，那就會多用真錢換紙錢，燒。範圍還可以更大，是擴張到己身以外，比如立遺囑，讓兒孫也多用真錢換紙錢，不斷為自己燒。為求心安，這都情有可原，但化為行動就會觸及是非、好壞問題。分辨的原則仍是上面說到的，一切問題都是活人的，所以一切舉措的好壞．都要看對於活人（包括己身以外的），能否利較多，害較少。
以下進一步，或縮小範圍，說為身後事而求心安，通常是做什麼，或應該做什麼。可以分作兩類：一類偏於保守，是「盡責」；另一類偏於進取，是「求名」。自然，這只是為了解說的方便，就某一種情況或某一個人說，兩者常常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先說盡責。仗古詩十九首》說：「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清人徐大椿作詩有這樣一聯：「一生那有真閑日，百歲應多未了緣。」人，即使謙退，而且高壽，總不會感到，一切心期都已經滿足，一切心債都已經償還，可以輕裝去見上帝。也為了解說的方便，我們稱一切當做的以及想做的為人生之債。就老之已至以及未老而死之將至的人說，人人有債。有的人債多，有的人債少。有的人債重，如青壯年夭折，撇下嬌妻弱子；有的人債輕，如還想看看黃山。有的人債複雜，如想以己力求得治平；有的人債單純，如一部書，想寫完。債的性質也各式各樣。有的債非還不可，如扶養無工作能力的親屬；有的債還不還兩可，如想坐坐超音速飛機。有的債影響面大，如研究抗某種病毒的新葯；有的債影響面小，如想學會拉小提琴。有的債容易還，如想寫一篇以教師為題材的小說；有的債不容易還，如把二十四史翻譯成白話。總之，如果把當做的以及想做的都看作債，那就就性質說多到無限，就數日說也多到無限。通常，一個人的債總不會多到無限。但也不會少到稀稀落落，舉目可見，屈指可數，應如何對待？自然只能說說原則。那是一，爭取早清，即今年能做的不要推到明年，因為明年怎麼樣，不能預知。二，爭取多清，多清則遺憾少，有利於心安。三，要分緩急，如影響大的必急，影響小的可緩，應該先急後緩。四，除非萬不得已，以少拉新債為是。五，盡人力，由於客觀原因或主觀原因，不能如願，無妨用道家的態度，即安之若命，而不怨天尤人。
再談進取的一類，求名。人過留名，雁過留聲，正如有了生，兢兢業業活一場，同樣沒有究極意義。這裡談身後，已經肯定了死前心安的價值，也就可以不必往形而上的悶葫蘆里鑽，自討苦吃。不形而上，也就是信任常識，我們都認為，有名比無名好，名大比名小好。名有好壞問題，比如依照歷史的評價，岳飛和秦檜都有名，前者好，後者壞。歷史時期長，難免變，因而好壞的定評也會成為不定。最突出的例是前不久的孔老二又複位為至聖先師，在這裡，我們可以不岔出去，只說所謂名，都是指流芳而不包括遺臭的，那就會想到一種情況，是求名，想到身後的時候就更加急迫。原因有二：一是時間不多了，慢慢積累必須變為搶修；二，想到生命結束，才更珍視流芳千古。流芳，就是不求干古也大不易，要如何努力？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說，三種成其一就可以不朽。我們也未嘗不可以來個二合一，說求名而得，就要在利人（或說造福社會）的事業方面有較大成就。舉古今中外的二人二事為例。司馬遷，流芳千古，是因為寫了《史記》。華盛頓，也流芳千古，是因為爭得獨立，還為美國創建了個民主制度。傳名後世，也有多靠機遇的，如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