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德國哲學家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曾說：「有兩種事物，我們越思索它就越感到敬畏，那是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感到敬畏，我的領會，是因為竟會有這樣的事物，真是意想不到。道德律是一種奇怪的像是與自然相對的強制力量。飢而思食是自然的；可是伯夷叔齊不吃，以致餓死，這強制不吃的力量來自道德律。寒而思衣也是自然的；可是羊角哀解衣與友，以致凍死，這強制不穿的力量也來自道德律。照宋儒天理、人慾的對立劃分法，道德律屬於天理，它是理應與人慾作對的。為什麼會有天理？我們現在分析，那是一種玄學信仰，是現實生活尊重道德，希望尊重不只為當然，而且有理由，才用作美夢的方式建立起來的。但為其來由的道德卻是質實的，它經常在遏止人慾方面顯示力量。這情況的主要表現是，求慾望之滿足，發現會累及他人的時候，就剋制，使他人不致受累。換個說法是，利己與利他不能協調的時候，道德律經常是要求勉為其難，「利他」。為什麼要這樣？
這樣的問題，一般是不問。這是常識走的路，安於知利他為當然，而不問其所以然。早期的儒家就是這樣。孔子講立身處世，主張以「仁」為行為的最高準則。仁的含義是什麼？《論語》說：「仁者愛人。」這可以看作定義。書里還說到如何行，積極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消極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孔子沒有問，自然也就沒有答。孟子像是想深入一步，問為什麼要這徉。答覆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仁也。」這是說，天性如此。或者用《中庸》開篇的說法：「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意思就更加清楚。不管怎麼說，辨析其所以然是闌入哲學範圍，推諸天命的答覆就顯得不夠。一是天命究竟何所指，有沒有，這又是玄學信仰方面的事，難得證明。二更嚴重，即使有，為什麼非順從不可？因為利己更是本性如此，為什麼就不當也百依百順？總之，走這條路為利他找根據，結果是難得滿人意。
還有一條路，是由「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深入一步，如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或如宋儒，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因為人己是同氣連枝，所以就不「能」不有同情心，不「當」不有同情心。這裡的問題顯然在於，天地萬物是否為一體。更加顯然，這樣的問題很難說清楚。同在，可以理解為一體；但人己又確實有分別，尤其在利害衝突的時候。還有，宋儒是說「仁者」，不是說人人，可見這還是一種道德信仰，信仰是難得用來作信仰本身的靠山的。
「天命之謂性」,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由「天」的方面下手，為利他找根據。此路難通，只好改由「人」的方面下手。人，古往今來，東西南北，多到數不清。但其中一個地位特殊，是「自己」。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想通過懷疑建立起哲學系統，經過思路的許多周折，最後承認：「我思，故我在。」這是由哲理方面證明自己最實在。牙疼不算病，疼起來要了命，這疼，只有自己能夠感受，最清楚。這是由常識方面證明自己最親一切。因此，講人生，講社會，都不得不由自己出發，甚至以自己為中心。這自己，最突出地表現為「感知」：樂，我感知，所以歡迎；苦，我感知，所以不歡迎。古希臘有所謂快樂主義學派，評定行為、措施等的好不好，就是以自己的感知為標準的。這裡不管這樣處理能通不能通，只說，即使能通，作為利他的根據必是做不到．因為感知，只有自己是親切確實的，至於他人的，那是用「能近取譬」的辦法推出來的，隔靴搔癢，為什麼要顧及？總之，以自己的苦樂為行為的準則，我們只能找到利己的根據，不能找到利他的根據。
以上說天，說人，都是想以「理」來證明利他為當然。困難多，是因為我們在難於講理的地方偏偏要講理。在有關人生的許多問題上，我們常常要只問現實，不問理。活著，而且捨不得，為什麼？不知道。反正已經是這樣，只好順路走下去。快樂主義學派的精神也是順路走，只是把生活看得過於單純，所以路子窄了，有的地方就難通。就說快樂吧，人是有時，甚至常常，明知結果是苦也會做的。生是複雜的，但也可以一言以蔽之．一切活動，所求，總的說是「生」。生是各式各樣的欲求和行動的總和，其中有快樂，但不都是快樂。人要的是這個。有什麼究極價值嗎？像是沒有，或說不知道。但既已有生，就命定要生得順利。怎麼能順利？顯然，只有自己就必不能實現。從遠古以來，為了生，我們的祖先就養成互相依賴、互相扶助的習慣。人助我是利己，己助人是利他。就自己說，助人比助己難，可是為了生就不能不勉為其難。難而要做，是德，或說是康德的道德律。作為德的精髓的利他，就是這樣，由功用起，經過升華而登上道德律的寶座的。
道德律，要遵守，即儘力照辦，在人己利害不能協調的時候，要克己，多為對方著想。這樣做，所求，說穿了不過是生順利的可能性大一些。如果嫌這樣解說近於功利主義，不高雅，那就說為了人的品格向上、精神文明之類也可以。剩下一個問題是：利他的「他」，以什麼樣的範圍為合適。常識像是限於「人類」，如常說人權，而不說鳥權、獸權。本此，吃烤鴨不算違反利他的道德律。但同樣本諸常識，對於毫無必要的虐待動物的行為，也總是譴責而不是讚揚。孟子早已說過這類意思，是：「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這是利他的範圍擴大到牛羊之類，雖然程度不深，只是「君子遠庖廚也」，而不是不吃。佛家就走得遠多了，把利他的範圍擴大到「諸有情」，並把殺生定為第一大戒。怎麼樣才可以算作適當呢？顯然很難說。照佛家的辦法，連蚊蟲、跳蚤也放過，我們辦不到；走向另一端，把不忍之心嚴格限於人，見天鵝、海豹等被殺害而無動於衷，我們也辦不到。折中之道，由理的方面定一個一以貫之的原則，行的方面能夠無往而不心平氣和，恐怕很難。可行的辦法似乎只能是：既要貴生，又要重德，遇事就事論事，勉為其難，不幸而未能盡善，安於差不多而已。
一一 增補
有「存在」，是個大神秘；「存在」中有「生命」，又是個大神秘，我們詼人生，先要知道生命是怎麼回事。但這很難說，譬如想到何自來、何所為的問題，我們就會感到茫然。「所為」指最終的目的，這正如俗語所說，只有天知道。我們所能知道的不過是生命的一些現象，或者說，生命活動的大致趨向，這概括說就是求「生」，或說是求「生命的延續」。首先是已身的生存；己身永生，自然規律不容許，於是求傳種。生存，傳種，生命得以延續，這有什麼至上意義嗎？古今中外的哲人設想出很多理由，但這些都是閉門造車，充其量不過是自我安慰的幻想而已。
探討生活之道，宜於少注意幻想，多注意事實。事實是求「生」，生之上不知所求，或者竟是無所求，因此，我們說「生」就是自的也未嘗不可。「生」是目的，求之，如何才能求得呢？除了己身的活動之外，要靠外界的條件。外界的條件干差萬別，但是就一般的生物看，數量卻不見得需要很多。例如草木，所需不過是有限的土地、陽光、水分、肥料而已。魚蝦，所需不過是有限的池水而已。人，所謂萬物之靈，如果只是為求「生」，所需外界的條件也許不必過於繁複，例如原始人，現在看起來條件很差，可是就求「生」而言，還是滿足了願望的。
但是人終歸與一般生物不同，——不是說特別高貴，而是說，因為肉體的活動能力，尤其是精神的活動能力，遠遠超過一般生物，所以就不能安於僅僅能夠生存的最低限度，就是說，不僅要「生」，而且要生得美好，豐富，更如意。生活更如意，要靠多方面的條件，概括說，其中包括社會方面的，物質方面的，還有精神方面的，我們可以總名之曰文化。
人是生在社會裡，沒有一個有組織的社會，不能適當地安排人與人的關係，美好的生活，甚至只是最低的生存，也就難於求得。這個道理容易明白，可以不說。物質方面的條件也是這樣，不具備，或者貧乏而低劣，生活就會受到大影響。這個道理更容易明白，也可以不說。需要注意的是另外一些條件，沒有它，似乎生活也不致受到顯著的影響，可是有它，生活就會更美好，更豐富。這類條件大致說是偏於精神方面的，我們可以稱之為「增補」。
增補在人類生活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不僅由來已久，而且無孔不入。莎士比亞劇作里說過這樣的話，即使是乞丐，身上也有幾件沒用的東西。沒用，當然是就簡單的維持生存說的；如果此外真沒有任何功用，乞丐當然也就早棄置不要了。增補之用是生活最低需要之外的另一種用，你說它不重要嗎？也不盡然。
衣，似乎可以只求取暖，但是，紅裝，碧裙，各種花紋，各種形式，爭奇鬥豔，所圖的都是增補之用。居室也是如此，本來能蔽風雨就可以了，但是，只要條件許可，就要雕樑畫棟，朱戶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