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其實成份各一，舒婭的家庭論起來應該屬於小兔子他們的階層。她的父母是第三野戰軍下的文化兵，進城後駐紮南京，她就是出生在軍區大院，屬前邊所說海鷗同母異父的弟弟妹妹那一代人。不過，她還沒長到穿一身花，頭頂一大個蝴蝶結，滿口南京話，與小夥伴們饒舌的年齡，就隨母親轉業遷到上海了。上海這城市，有許多三野的後代呢！對幼年的生活，她已沒什麼記憶，要說有一些，那也是經大人反覆提醒造成的印象。比如在一個四面鏡子的練功房，被幾個阿姨叔叔傳著抱來抱去；比如送託兒所不願去，哭著喊，「我還小，我還小」；還比如，她和另兩個同齡的小朋友搶一輛三輪自行車……她這個人生性有些混沌，大院里的粗放的生活到底也會有作用，對什麼都不大上心，人說有「糊塗福」的那類。她母親帶著她，還有抱在手裡的妹妹，再加一個保姆，由機關總務部門的職員帶了來看房子。母親還是部隊觀念，以為和行軍途中號房子的意思差不多，隨時都可能開拔，事實上也是，她父親不還在軍區嗎？母親只要了一大間和一小間，是將一層樓面破開來的，於是，廚房和廁所都需公用。不想，這一住就再沒走，直到她父親也從軍隊轉業到地方，一家人一徑住了下來。這樣就可知道，她們家是擠住在左鄰右舍中間。淮海路兩旁，所住大多小康，這條弄堂也是。舒婭先全托在機關幼兒園過了兩年，那生活還有些接近大院里的，相對獨立，和地方上的民情民俗隔離著。七歲時上了小學，小學校就分散在弄口沿街的民居里，從這時起，舒婭便完全融進了弄堂的生活。
她開始學說上海話，一學即會。小孩子學語言都快，但總也有個人的條件問題，像她妹妹就不行，上海話沒學好，還弄得有些大舌頭。舒婭屬於那種感官反應敏捷的孩子，學什麼像什麼。她說上海話像炒豆一樣，又輕又快，很快就變得饒舌。她還學會了和小朋友手勾手地去小煙紙店買零食吃，那種滾了甘草，用桔梗還是蘿蔔條製成的東西，含在嘴裡，酸、咸、苦、澀，混成一團，再洇染開來，那味道說不上好還是壞，就是有一股子促狹。弄堂里的女孩子，大凡是這種東西喂成的性子，她們再豪爽的人，都有些促狹呢！只要看看她們鬧的小彆扭就知道。舒婭挺能興是非，一會兒和這個好，一同說那個的壞處，一會兒和那個好，數落這個的壞，就和海鷗厭棄的南京妹妹們一樣。市井裡的孩子其實都差不多，差的那一點是作派，作派這事情怎麼說？就這麼說吧，舒婭搬口舌，舒婭也唱「FALLING DOWN FALLINGDOWN，LONDE『S FALLING DOWN」，當然，是唱成「馬林當，馬林當，大家都來馬林當」。總之，舒婭多少學得俗了，被母親罵，罵什麼呢？罵她像「老百姓」。這罵名不大妥當，卻說明問題。罵歸罵，她依然興興頭頭的，學習成績中不溜，方才說過，她不是個上心的孩子，還有點缺腦子，可憑她活躍的性格卻在學校挺受注意，少年宮歡迎外賓讓她去參加，合唱隊也有她的份，少先隊里擔任了小隊長的職務。到了小學畢業考中學的時候，這些社會業績全派不上用處了。她在學校里的影響，又難免造成假象，所填志願就偏高了，結果落到眼下這所區級中學。自然要受母親罵，流了一通眼淚，你以為她很痛心，一轉臉，和同學參觀新校園去了。中學離家有十五分鐘路途，單是這點就讓她喜歡上了，穿過大半個街區去和來，上學變得很鄭重，有些走進社會的意思。中學的同學，來自更寬的範圍，不像小學，根據地段劃分，多是一條馬路，甚至一條弄堂的，而現在，幾乎遍及一個區，她的社交面也更廣闊了。
中學裡的同學與小學裡的果然不同，一條街上長大的孩子，形貌上會有些接近，氣質也會接近，因為是人生第一批同道，就像同一個草窩裡孵出的雞雛。所以，到了中學，遇到其他街區的孩子，總有生疏感。但舒婭適應力很強，她很快越過隔閡，交到了新朋友。她隨這些新朋友去到她們的家，她們家所在的弄堂和房屋，也是另一種格式。其中有一個同學，住在一條龐大的弄堂里，支弄繁多。她跟隨走進去，左彎右拐，再上樓梯，也是左彎右拐，最終走入房間。推開窗戶，窗下是一片空地，擺著餐桌，樹枝上掛著彩色小燈泡，是一家西餐社的露天餐座，她和父母、妹妹來過。這時未到夜晚，餐桌上沒鋪桌布，燈泡也沒點亮，看上去很不相同。舒婭有一時的怔忡，她其實走入了這座城市的腹地。但她是個沒有自覺性的人，意識不到這個。她只是不由自主地為她的新同學傾倒。當然，接下來的還是那一套，齟齬，生隙，重新組合，再和解。因年齡增長事態會比小學裡嚴重一些，但也並不是說就有了多少嚴肅性，依然是雞毛蒜皮的原委，心思卻是少女的心思了，要曲折許多。她就義變得更俗了一些。她們的財政情況不允許她們去拍明星照，只能到哪條小馬路上的小照相館，拍半寸的「咪咪照」，互相換了衣服拍；她們用玻璃絲編織小金魚，牽牛花，掛在鑰匙鏈和塑料錢包上；她們的口味也變得「淑女」了，不再光顧弄口的煙紙店，而是到老字號「采芝村」，話梅對於她們也是太昂貴，恰好，市面上好像專門針對她們這些小大人的錢袋，推出一種名叫「話李」的腌梅子，形狀，口味，包裝，都與話梅相仿，價格卻便宜一半還多；她們中間還盛傳一個消息，在某某舊貨商店，一對長過一米的辮子可換一輛自行車……她們正在從小孩長成少女，在一個龐雜的市民社會裡，多少有些長成了小婦人，纖巧優稚的小婦人。市井中某一種成分是合乎女性特質的，那就是它的瑣細，栽培出一種街頭巷尾的嫵媚，既不是深藏，也不是彰顯，可愛可親，卻不可及——這就是市井的涵養了。
文化革命開始，學校停課，學生分成兩派。和所有大革命一樣，一是保皇派，一是造反派。「保」和「反」的所謂「皇權」，不過是學校的校長，至多是教育局的局長。舒婭本來是參加造反派的，但回家同母親一說起，母親即表示反對。舒婭要和母親辯論，可她哪是對手！母親是抗戰末期從上海去到新四軍蘇北根據地的女學生，讀過中學，受過黨的教育，讀來的書幫助她理解革命，正好到教條主義這一階段，文藝兵的那點浪漫氣質，又正夠澆灌她的理想主義。舒婭的性格其實多少是承襲她，膚淺，但是熱情。但也如通常情形一樣，意志堅強的母親，女兒往往是沒什麼主見的，所以，沒經過幾個回合，舒婭就心悅誠服，退出造反派，轉人保皇派。不久，形勢明朗，造反派代表了革命的大方向，不用說，舒婭站錯了隊。回家和母親吵一場，一賭氣，做了逍遙派。其時，大串聯開始，她與幾個同學相邀，去北京見毛主席。因生怕母親阻攔，沒敢說，硬從保姆，一個揚州女人那裡討得兩塊錢，留下一張字條，走了。與她相邀的同學都是逍遙派的，對革命並無興趣，只是想趁了串聯，免費出去玩。所以其實不一定要去北京，見毛主席不過是一種象徵性的說法。
她們一行四人挑了一列最乾淨和人少的火車上，結果是短途慢車，幾乎十分鐘停一站，整整一夜，天亮時方才到杭州。杭州的大街小巷壅塞著串聯的學生，尤其是北路上的學生，穿著大多黯淡，這座江南城市不由變得粗礪了。但西湖總是妖嬈，正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季節，就好像世外桃源。她們住在動物園附近一所-中學裡，每天一早出發，往各個景點去，一玩就是一天。讀書時候，要受學校和家裡的拘束，哪裡能這般自由自在。大串聯時節，正就像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只要憑學生證和學校證明，即可去往定點食堂吃飯。食堂的大鍋飯，當然談不上什麼口味，像她們都是養刁的舌頭，不幾日便覺得寡淡無味，想著找貼補。再有，著名的小吃也總要品嘗品嘗，不枉來一次人間天堂杭州。要知道，她們是上海的女生，來自享樂主義的世界。那享樂倒也不是山珍海味，寶馬香車的奢華，只不過是家常便飯，經過提煉，就有著對物質的精到理解。於是，她們時不時地吃一碗桂花藕粉，或者三鮮小餛飩，買一包小核桃，甚至，很捨得地在奎元館吃了一次片兒川——她們立即吃出這面好就好在小鍋下出的，所以爽口。就這樣，她們的錢袋消了下去，同時呢，很難免的，四人之間也生出些齟齬。不外是些生活小事，比如睡地鋪，准佔了好位置，誰又挑了好被褥；比如，誰的臟衣服不及時洗，隨便地一塞，卻塞到人家枕頭底下；再比如誰和外校的學生說話太隨便，引起人家側目……然後再將彼此的不滿互相交流，結果四個人倒分有三派。以舒婭混沌的性格本來是和哪一派都可，但就在財政緊張時刻發生了一件事情，其中一名女生來向舒婭借錢，舒婭想也沒想就將最後的五角錢交了出去，過後，另一名女生便來告訴，借錢的女生拿了舒婭的錢，買了一個火腿麵包，獨自享用了。趁舒婭的氣頭，那女生建議拆夥，說她的婊孃在寧波，她們可以去那裡玩。那兩個呢，一個已經想家要回上海，另一個也去向未定。舒婭還沒玩夠，當然就跟了那同學去到寧波。到此，她們離開上海整整一周。
她們兩個在寧波又待了一周。在寧波，她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