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過後不久，南昌就隨另一所高校附中的同學，第二次出發往北京去，期望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檢閱。鬼使神差似的，他們的火車，在上海站即將出發的時候，忽然從他們所乘坐的車廂起，往後數三節一併摘下，掛上了另一次列車，往滬杭線上，經浙贛線，一徑向京廣線去，開往長沙。這樣，他們的遺憾就也一定程度地得到了彌補，那就是去到毛主席的家鄉韶山，一個山明水秀的鄉村。雖是料峭的冬季，水田干著，農事蕭條，但層層褪去的山的黛色，修葺仔細的農田，屋舍的線條是簡潔的，屋頂的坡面與牆面寬闊平整，有一種單純素樸的古風。因為壅塞了前來膜拜的青年學生，這批走了，那批來，難免顯得逼仄，可是在敞開的空間里，人總是變得很小，再是多，也是類似蟻群一樣，小小的嘈雜和忙亂，一陣子就過去了。南昌的心略微平靜下來，想起學校那邊的事，甚至有隔世之感。這一回他與外校的戰友出來，而沒有同本校的，其實是有意躲避陳卓然。
這些日子，他與陳卓然的關係，處在一個無法控制的急劇變化中。當陳卓然對南昌說出對父親的判斷，有那麼幾日，他們格外親密，每天晚上都在操場上進行長談。他們談到《牛虻》中蒙泰尼里神父與亞瑟的父子關係，其中信仰和親情誰戰勝誰；而後又談到雨果的《幾三年》，革命者提出革命的終極目標是服從於人性；接著談到的是梅里美的小說《馬鐵奧？法爾科內》，父親親手殺死自己心愛的小兒子，因為他為一塊金錶出賣了一個強盜，做出叛變的行為，信仰又一次壓倒親情，這一回的信仰卻摒除了政治理想純粹為人格品質，再和人性的高尚相遇……他們沒有提南昌的父親，可這些文學名著的援引無疑都是圍繞那一個題目。從他們談論問題的方式，也可證明他們是受西方浪漫主義傳統影響的思想者，所以，他們的思想不是頂嚴格，可是有情感，可以見得，他們本質上多半是溫情主義者。他們特別合適這樣的討論，一方面，是從某一個事實——完全可能是虛擬的——從事實出發，就不至於完全是空談；另一方面，這一個事實因是虛擬的就不必由他們負責，也不要求他們立即採取行動，可以保持清談的超脫精神。那幾日，他們兩人對談話著了迷，天剛向晚就來到操場，有一次還走出校門，走到鄰近的一座園林。
其時園林已閉門，可他們自有辦法，翻過一截矮牆，矮牆內是園林延接出來的公廁。這樣，他們就成了園林里惟有的兩個人。冬日的疏闊，改變了這地處江南的清代名士私家院子吟賞玩味的面貌。套景、疊景、借景、附景，形成的繁複結構，在暗中顯得平面，變幻出簡約的格調。磚地，粉牆，石頭桌凳，還有太湖石的嶙峋的楞和面，本來是瑣碎的，但因反射著月光和霜色，有一些凜冽的氣象。這樣，它就很合格做現代人思想交辯的舞台了。
這一晚，他們直接談到了「叛徒」這兩個字，當然不止是梅里美小說里那個出賣強盜的小男孩幼稚的變節，而是發生在歷史性的重大情節中，比如延安的王實昧——說到此，南昌忽有一個停頓，他幾乎懷著一股警覺地看陳卓然一眼。陳卓然沒有看他，兀自將王實昧這個特例說下去。關於「王實昧」這個人和事件，其時屬黨內高級機密，只是在他們的階層可以獲取一定的談資，但總是有限，所以，他們並沒有在此事件上停留多久。陳卓然開始說起《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中的一節，尚加爾涅向第一師團發布懲戒叛徒的命令，可是在國民議會的壓力之下，尚加爾涅又否認了。南昌沒有鬆弛他的警戒，他變得沉默了。陳卓然則被自己的講述陶醉，他一個轉身，軍大衣的下擺旋出一個扇面，他面對著南昌，倒退著，大聲背誦道：「但是這位將軍弄錯了，因為他居然想把他從波拿巴那裡暫時領用的權力交付給國民議會去反對同一個波拿巴……」陳卓然的臉色在這夜的薄亮里顯得很清澈，五官有一種線描的效果，眉可及鬢，星眸皓齒，身材頎長，玉樹臨風。他是一個漂亮的男人，南昌不由自慚形穢。他們兩人的情緒發生了差異。關於尚加爾涅的撤職事件，很快就離開「叛徒」這一個主題，進入到資產階級革命的軟弱性，陳卓然再將此引申到無產階級擔負起世界革命重任的理論領域。在這過程中，他一直保持著後退的步子，好像背後長眼，自動就沿了窄細彎曲的甬道下去，沒有一次失足。南昌看見他們投在地磚上的影子，自己的影子也是渺小的。他的心情更加沉鬱，直到離開園林回去學校，也沒有改善。後來，陳卓然也默了下來，最後的幾步路兩人沒有說一句話。
就在下一天，大家聚在一起，討論毛主席會不會繼續接見檢閱紅衛兵。多數人說一定，紅衛兵永遠是革命的動力。陳卓然則有不同看法，他從上一次，即第八次毛主席接見的情形分析，文化革命已經趨向遍地烽火。因那一次接見，不僅有紅衛兵的隊伍，而且有工人、農民、包括北京市民的隊伍，陳卓然以毛主席所乘坐的吉普車的檢閱路線來證明這一論點。就在這時，南昌突然打斷陳卓然的話，背誦了一段毛主席的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他說，毛主席自戴上紅衛兵的袖章起，就決定了誰是這場革命的主體。他又提出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高校里的第一張大字報，接著，六月十三日，《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通知》，這些都證明青年、學生、紅衛兵，是革命依靠的力量。南昌被自己的言辭激勵了，他變得很雄辯，話鋒一轉，指向了法國大革命。他說，法國大革命是一場由資產階級發動的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本質決然不同，他們的經驗完全不足以應用於今天的形勢。這話很明顯是針對陳卓然，人們以為陳卓然一定會起來，並且只需三言兩語便可駁倒南昌。可是，陳卓然並沒有，他專註地聽南昌演說，聽他終於說完，舉起手，擊了，幾下掌。過了一天，南昌就隨外校的戰友出發了。
南昌他們陰差陽錯地來到長沙，經湘潭、衡陽，進廣西，再向上過成都，在重慶乘船，走三峽到武漢，再繼續順長江到江西九江，又來到南昌，這個與自己同名的城市。像他們這樣的父母，常常用他們的所經過的地名作孩子的名字，以此可見出他們流動性極強的生活，要是將他們這個階層里的孩子的名字彙集起來，幾乎看得見一幅中共政權蔓延全中國的路線圖。南昌滿意自己的名字，認為是與「南昌起義」聯繫一起。真來到此，只覺得這城市十分蕭條，街巷兩邊的民居院落，透露出的生活氣息，甚至是貧瘠的。此時，他們外出已近兩月，他們早已經知道，毛主席並沒有如傳說那樣再次接見紅衛兵，前一年十一月下旬的那一次接見，將成為歷史上最後的一次了。搭錯車的遺憾一掃而凈，他們挺高興的，但在南昌，難免要想起臨行前與陳卓然的爭辯，就又沮喪起來。事情似乎總歸是，陳卓然對。在這人和事都陌生的地方，想起陳卓然，有一種古怪的激動，他在哪裡呢？
無論他們來到哪裡，都可聆聽到北京的聲音。在最背靜的小城鎮的街頭，都看得見新鮮墨汁寫就的最新消息：《關於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停止大串聯的通知，等等。紅衛兵也在行動，大字報，批鬥會，派系鬥爭，一樣不缺。當他們來到武漢的時候，方才發生過一場大規模武鬥，停火之後的街市，呈現出特別肅穆的靜寂。可即便如此，也沒有消除這些地方的偏僻之感，這種偏僻不僅在地理上，還是在時間的概念上。火車站和飯館裡的乞討的人；大街上，堂而皇之穿行的騾馬；朝天門碼頭上扛包的苦力，喊著川江號子——這就好像在一個遙遠的陳舊的時代里。他們想回家了。
待到離開南昌，南昌才意識對這城市有一種隱匿的熟悉，那是來自於他們的口音。他父親的普通話里，就帶著類似的音腔呢！他只知道，父親的籍貫是廣東，他們也都跟了在表格上填「廣東」，假期里，他們小孩子輪流去度假的江蘇漣水，其實也並不是老家，只是父親母親曾經在那裡寄養過一個姐姐的老鄉家，父親真正的出生地，卻是南昌。父親家是南昌城裡一家有錢的大戶，鄉下有田產，城裡有工廠和商鋪，他自從參加革命再沒回過南昌，表示了一個革命者和有產階級家庭決裂的決心。也不知什麼心理作祟，是忽然湧起的鄉愁，還是要紀念家中某一個變故，父親將他的頭生子取名為了「南昌」。從這一點看，也可以辨別出他父親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屬性。當南昌回到家中。還未進門，糊了滿牆的大字報就會告訴他這些。於是，這場革命將帶給他極其具體的考驗。父與子的衝突幾乎是每一場革命必然發生的情節，它表面上是背叛，實質上卻是一種承繼。這兩個絕然相反的情形同時發生在這個關係里，註定了它的悲劇性，幾乎成為革命的命運之一。
南昌回到上海，已是春節以後，住學校的戰友告訴說，他姐姐來找過他，問他幾時回來。南昌以為是要他回家過年的事，心想年都過去了，便不當緊。不料當日下午大姐又來了，而且神情嚴峻，讓他回家，問有什麼事卻並不說。這個大姐比他年長五歲。和陳卓然一樣，也是寄養在老鄉家，進城之後才去領回。但大姐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