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他們中間，最年長的一個是陳卓然。
陳卓然有個和他外貌與氣質都不大相稱的乳名：羔。他出生在解放戰爭最艱苦也是最具有決定性的魯南還擊保衛戰時期，生下之後就寄養在當地老鄉家裡，由部隊買一頭剛下羔的母羊送給老鄉做撫育金，陳卓然就是喝這頭羊的羊奶長大的。他所在的地方是沂蒙山翼脈里，一個叫北石砬的山村，抬頭便是鉛灰色山壁，幾乎合起來遮住了天。山壁下，有許多柿子樹，秋天掛果，就結了無數小燈籠。這時候，玉米棒子也收上來了，紮成一嘟嚕一嘟嚕地掛在檐下，還有成串的紅辣椒、白蒜頭，村口大碾盤轤轤地響。那大山窩裡，就有了小小一團喜氣，將全年的寂寥都破除了。
當縣武裝部和民政部的幹部來到北石砬村帶陳卓然的時候，陳卓然穿一件紫花棉袍，腳上蹬一雙麻編填麥穰的「毛窩」，頭是瓦型的額發，腦後留一條豬尾巴似的小細辮，正和幾個男孩擠在村口碾盤上，抓石子玩。在這大山旮旯里。小孩的玩意兒也是石頭。這一年陳卓然七歲，還沒上學。離北石砬村二十里山路的平地莊上，才有一個初小，養父母想讓他多長兩歲，腿腳長硬扎了再去上學。也是覺著，不知哪一天，他生父母會來迎他，就到大地方去上學了。陳卓然跟了來人乘上吉普車，顛顛晃晃去往縣城，一路上被汽車和山路吸引了注意，沒想起哭一聲。在他心裡，養父母就是親父母，沒想過另外還會有生父母，也沒想過他這一走就不會回去。所以，到了晚上，就開始吵鬧著要回家。山裡的孩子就像鳥一樣，天一黑就要回巢的。他只是不明白為什麼非要他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中間。好在，火車又一次吸引了注意力，一直可持續到天黑。就這樣，交替著被新鮮事物吸引，不再為天黑不得回家而吵鬧。等到了上海，他已耗儘力氣，在送他的人背上睡成一攤泥。這一路上不知換了多少人手，他也來不及記下誰是准了。那人將他背進上海的家門，門裡人也是納悶，這一團混混沌沌的紫花色，散發著乾草和泥土氣味的東西是什麼。
他本來應該當年就上學的，但因為語言的關係，不得不停一年。他不會說上海話，亦不會說普通話，這裡的人更聽不懂他的魯西南腔。生活環境的徹底改變，又加強了語言的隔閡。他其實已經陷入自閉，不和任何人交流，所以在語言上也無法取得進步。一年過去了，這種情況沒有明顯的改善，只能再延續下去。他們家在市中心區的一幢公寓房子內，底下就是繁華的馬路，兩邊多是商鋪。每天他都是伏在窗口看街景。有軌電車哨哨來往，電線幾乎就是從他鼻子前邊過去，擦出火花。在他這個年紀，很難說有什麼記憶，就只是一種印象，此時要被另一種印象擠出去，幾乎帶有著物理的性質。白天里，家中只有他，繼父，還有一個叫作大姑的人。他的生身父親已經犧牲，底下的弟弟妹妹都是母親和這位繼父所生，所以與他姓不同的姓。繼父在戰爭中掛過重彩，有一處還傷及要害，經常發作。當陳卓然來到這個家的時候，繼父基本上處於卧床的狀態。大姑是繼父同宗的一個妹妹，終身未嫁，在這家裡幫助料理家務，自己也算有了歸宿。照理，他在這個家中是孤單的，但事實上卻受到特殊的對待。母親是公然地偏袒他，其他孩子同住一間房間，而他睡單獨一間，當然比較小一些，在廚房和浴室之間，原本應是儲藏室，這也隔閡了他與弟弟妹妹之間的感情。和所有多子女的家庭一樣，許多衣物用品都是公用的，只有他是獨享一份。後來他知道，他專有一份烈屬的撫恤，只他有。母親因是改嫁，已經不享有烈屬的身份。在這個從革命戰爭中走過來的家庭里，保持著對犧牲獻身的崇敬感情。
在這個家裡，陳卓然和繼父相處的時間最多，但說話也十分有限。繼父並不刻意培養與繼子的感情，這反使他自在。偶爾地，繼父會把他召到身邊，遞給他一個小禮物，一個子彈殼，一小塊刻章的牛骨，其中最中他意的是一個軍用水壺，他總是將它灌滿開水，從壺嘴裡喝水。後來他上了寄宿學校，這水壺自然也隨身帶去了。就是這樣沉默無語，倒使他們像一對真正的父子，因為之間沒什麼額外的用心。看上去對他適應環境沒什麼推動，但實際是有好處的。他身心放鬆，不知不覺地接受了現實。這一年過去，他才人校念書，已經九歲，比同班同學要長兩年，高出半個頭。生怕他有心理上的障礙，所以下一年就讓他跳一級，與同學拉近些距離。但其實呢？他並不怎麼在乎這些，無論低一級還是低兩級的同學，他都相處得很自然。他一旦走出那種自閉的狀態，便呈現出他原本的性格，其實是開朗與活潑的，毫無一點乖戾之心。當他進入城市的生活之後，很奇怪地，過去的鄉村裡的記憶也全都回來了。不能否認，語文的學習也有助於誇大這記憶。於是，他就比別的孩子多一份見識，這使他在同學中間有了特別的威信，這威信再反過來促進他提高自己。在學校生活中，最可能提高的方式，就是讀書。
就一個中學生的閱讀範圍來說，陳卓然稱得上博覽群書。初中時候，他迷的是文學，他的作文是楊朔式的散文。接下來，他側重到了生物學，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再由恩格斯對達爾文的高度評價轉向對馬恩的興趣。等到了高三年級，他已經讀過《資本論》全本。先不說他理解到什麼程度，只逐字逐句看下來，或多或少也是攫取了些東西。從他閱讀的幾個轉向，一方面可看出一個青年從幻想走向科學、再走向社會科學的思想路徑；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六十年代前半期社會的意識形態。等到了文化大革命開始，離高中畢業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他手頭的書本是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於是，無可避免地，他卷進了運動。他參加的是保皇派，批駁造反派的理由是，其革命的實質僅僅是模仿。他用馬克思的話說——「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的服裝，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時而勉強模仿1789年，時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傳統。」他的理論很難說能讓人真正理解，甚至連他自己，也不敢肯定運用的是馬克思的原義。可問題是，有誰能引用馬克思的原著？誰能夠將馬列主義經典引入當下的運動？陳卓然就能！當下的運動一下子推向了遙遠的輝煌的法國大革命，拓寬了背景，真是激動人心。在陳卓然公然打出的保皇派的旗號下，是比造反派更為徹底的立場，同時揭露出在造反派激進的表面之下，是墨守成規。所以，他其實是將保皇派的思想內容刷新了。年輕人是惟恐保守的，說到底都是名實之爭。簡單說，就是一場比試，比試誰比誰更革命。這場運動，無論它真正的起因是如何具體，落到遠離政治中心的地方，再落到這些尚未走進社會生活的學生中間，已經抽象成一場思想的革命。你可以說它是空洞和盲目，可毋庸置疑，它相當純粹，它幾乎是一場感情的悸動，甚至，帶著審美的傾向。每一場大辯論，由一個政治觀點發起，然後迅速過渡到詞藻的交鋒，變成美文的競賽。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無論是內中所批評的法國大革命；無論是「卡米爾？德穆蘭、丹東、羅伯斯比爾、聖茹斯特、拿破崙」、「布魯土斯、格拉古、普卜利科拉、凱撒」這些人名；無論是「制憲國民議會時期」、「憲制共和國時期」、「立法國民議會時期」的名詞；再有那些來自歐式的從句結構，經由譯文處理而成的長句，比如「在1848—1851年間，只有舊革命的幽靈在遊盪，從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裝的戴著柔皮手套的共和黨人馬拉斯特起，直到用已死的拿破崙的鐵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厭的面貌掩蓋起來的冒險家止」，比如「立憲派公開組織陰謀反對憲法，革命派公開承認自己擁護立憲；國民議會想左右一切，卻總是按議會方式進行活動；山嶽派以忍耐為天職，並以預言未來的勝利來補償現在的失敗；保皇派扮演著共和國參議員的角色，為環境所迫，不得不在國外支持他們所依附的互相敵對的王朝，而在法國內部卻支持他們所憎恨的共和國；行政權把自己的軟弱當做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來的輕蔑看做自己的威信；共和國不過是兩個王朝——復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最卑鄙的方面在帝國的招牌下的結合……」——全都如此華麗。大辯論總是以陳卓然的演講為結束。禮堂里，黑壓壓地擠滿了人，年輕人的濃郁體味積壓在人頭上方，陳卓然是人群中的制高點，兩張課桌再架一把椅子，底下簇擁著他的戰友，形成一座寶塔式的造型。有時是在晚上，突然停電，就會有人找來蠟燭，摁開手電筒，這裡一點，那裡一點，在空闊的禮堂里，顯得很微弱，就像螢火蟲。在那稀落的亮光之間的黑暗，則顯出格外厚重的體量。無論這一派，還是那一派，此時全凝聚為一股莊嚴的力。
陳卓然在年齡和見解上，都要比南昌長一截，但是，南昌注意到，陳卓然挺重視他。當然，他很謙卑地把這「重視」看作是「關心」。大辯論的時候，陳卓然有幾次都推南昌上前。南昌並不是個善辯的人，性格也有幾分羞怯，但生怕辜負陳卓然，他不得不勇敢應對。而他本來就有自己的思想，經這麼一逼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