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已到了尾聲階段，我們已疲勞不堪。至今為止，我們所取得的經驗是這樣的：我們的談話對象基本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經常被採訪的，她們的講述因反覆的操習而具有完整的形式，有合理的邏輯，內容也比較豐富；另一類是不常被採訪的，她們的講述零亂，前言不搭後語，不通順，文不對題，卻常會有即興的表現。第一類提供給我們比較現成的故事；第二類提供給我們的則是她們的本人。第一類故事有加工的痕迹，第二類是原始的材料。處理第一類的故事有兩個問題，一是區別真偽，二是從"作偽"中去認識其本人的真實性；處理第二類故事的問題則是需具有心理學和邏輯學的研究能力，將材料補充推理成完整又真實的事實。
這些日子，我們經常談論的是，這些女人們所談的，哪些是真話，哪些是謊言，談到後來，我們自己也糊除了。採訪是多麼累人啊！而要來找一些故事的想法也顯得不切實際。
下午我們找的是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在她十九歲時，就與一伙人同去南方沿海名叫"石獅"的地方賣淫，十天內達到幾十人次。隊長們說這是一個言語不多的勞教，很不顯眼，沒有惡劣的表現，卻也決不優秀，和她未必能談出什麼名堂，可她們還是派人找來了這女孩。她長得並不出色，白凈的圓臉，眼睛有些斜視。被我們選中談話，她顯然是高興的，打量我們的眼光友好而歡喜。說話的時候，她常常是低著頭，不願意被我們打斷，不注意我們的提問，她就好像是自己說給自己聽似的——到這裡來的人，哪有什麼改造好的？往往是有兩種情況可以使人改變，一種是想到等在外面的男朋友或丈夫，二種是為了父母，想到這些就算了，重新做人吧！這裡的人，真沒意思，成天爭爭吵吵，亂鬨哄的，其實有什麼可爭的，各人家裡寄來的東西就可證明一切了嘛！你說你上只角，檔次高，可你家寄來的是些什麼東西呢？一看不就清楚了嗎？現在，已經規定不可以寄東西，只可以寄錢，記在大賬上，需要什麼到門口小賣部買，省得大家吵來吵去，小賣部還可做些生意，小賣部里只有速食麵什麼的，在這裡就是饞，世界上沒有這麼饞的，一進來就是饞，吃不飽似的，什麼東西部想吃。那時，被拘留時，在拘留所，我們幾個差個多年紀的小姑娘關在一起，聽到了許多怪事情，世界上沒有這麼怪的。有個小姑娘，從小就被她爸爸強姦了。我們在一起，就是想吃東西。八月中秋那天，改善伙食，你知道我們吃多少，八兩飯，一斤半煮毛豆，肚子撐得站也站不起來，我們笑得不得了，有一個年紀大的女人看了就哭，說被你們父母看到了不曉得要多麼傷心呢！可我們還是笑個不停。後來，我媽媽來看我了，我是老來子，你看我二十歲吧，我爸爸已經六十多歲了，我爸爸喜歡我，世界上沒有這麼喜歡的，我經常從背後把他扳倒在地，滾在一起玩。我媽媽來看我，帶了許多菜，我坐下就吃，我媽媽就在一邊哭，她一哭，我心裡就煩，起身就走，被承辦員推回去，一定要接見。於是，她在旁邊哭，我在一邊吃排骨。我最喜歡吃肉，平時我試過，最多可以吃三塊大排骨，第四塊吃也是可以吃的，就不舒服了。這天，你知道我吃了多少，七塊，還吃了些醬鴨什麼的，回去了。後來到了這裡，我媽媽第一次來看我時，她早一天到了這附近一個親戚家，在那裡連夜燒了許多菜，然後到了這裡。那天，我們就坐在這裡，我媽媽又哭，我沒有哭，沒有眼淚，可是一點也吃不下去，真的吃不下去。她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又說：我現在覺得許多事情沒有意思，吃肉沒有意思，穿衣服也沒有意思。紅的綠的，一大堆衣服放在大櫥里，都來不及穿，又有什麼意思呢？沒有意思。她說完了，靜默了下來，我們問她，去石獅賺來的錢，怎麼花的呢？她說，糊裡糊塗來的錢，就糊裡糊塗花掉了，有時我們出去玩，吃飯什麼的，都是我付錢，不好意思叫他們那些拿薪水的人付，他們挺可憐的。然後，她抬頭問我們真是作家嗎？我們說是的。她說她如果寫了東西，能寄給我們嗎？她很喜歡寫東西。我們說當然可以。我們將她送回去後，對隊長說，她很願意寫東西呢！隊長很困惑，說沒有想到，她是很不引人注意的一個勞教。於是我們想到，當她一個人默不作聲的時候，腦子裡卻像開鍋似的，想了許多事情，這些事情已被她想得很透徹，自己對自己重複過多遍了吧！假如我們沒有找她。她所想的這些就不為人知了，我想，我們本應當多找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平常的勞教談談，可是，時間已晚了。
太陽落下了，遠處的丘陵好像用極細的墨筆描畫似的，十分清晰，我們開始想家。柏樹在塵土瀰漫的後窗外隱沒，被夕陽映得通紅，燃燒一般，又立即熄滅了。
最後一天到了。很多人來問我們對白茅嶺的印象，因不忍使人失望，我們說了又說，事後卻想不起我們究竟說了些什麼。
早上十點鐘左右，去宣城的車開動了。那女孩穿了豆沙色的上衣和淡黃的短裙，去宣城精神病研究所做鑒定了。我看見隊長整理她的材料時，還準備了一副鋥亮的手銬，隊長很熟練地檢查著手銬的開關，開了又關，關了又開，手銬發出嚓嚓的響聲。那女孩是背對著我走向汽車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沒有被銬上，望了那車一溜煙地開上土路，捲起一尾塵土，心裡沉甸甸的，不知該希望她是精神病好，還是不是精神病好。各中隊的院落里傳來整齊的歌聲，下午要舉行歌詠比賽了。隊長和勞教都非常認真，這情景喚回了我們對集體和榮譽的記憶，好像時光倒流，我們已經將這些淡忘了多久了？它曾經那樣強烈地激動過我們的少年和青年時代。我們從歌聲中走過大院，來到黑板報前。
各中隊都辟以專欄，有一些詩歌，一些感想式的散文。這一期的文章大都是談不久前，組織一部分表現突出的勞教去場部觀看一個外地歌舞團演出的情景。其中有一小則散文詩，寫的是一盆花在一個雨天里被遺忘在窗台上凋謝的事，文字流暢優美。同伴對我說：像你的風格，於是我們就非常渴望見一見這個作者。
人們說她在生病，剛從場部醫院回來，隊長派人去叫她，不一會兒，人就到了。她使我們都大吃了一驚，她是那樣粗壯威武的一個人，剪了一個男式的頭髮，我甚至懷疑她也是一個"A角"，可是人們說不是。她說話的聲音極低，暗啞，口氣也很硬，臉上倒是和顏悅色，很好奇地打量我們，我們問那篇散文是不是她的作品，她說她只是從某本書上抄來的，這裡的黑板報是允許抄的，我們先是掃興，後又想：抄也需要才能的，第一，她必須讀書，第二，她選擇抄哪一篇也須有思想，就好了些，問她是不是很愛讀書。她說是的，她養病，不能幹別的，就看書，在她床頭堆了有許多書，《三國演義》，《水滸傳》什麼的。我們又問她得的是什麼病，她說是一種"副傷寒"，很嚴重，住院一個多月，現在出院了，依然不能勞動，不能吃稍硬的食物，需要營養，可是她沒有錢，家裡不肯給她寄錢，她的哥哥是一家街道廠的廠長，非常要強，有她這樣的妹妹實在是丟了臉，也與她斷絕了來往，她給他寫信卻從來收不到回信，她母親是聽她哥哥的。提起她丈夫，她則咬牙切齒。她丈夫是擺西瓜攤的，那一年夏天，她發現他有了一個相好，有一日，她遇見了這個女人，就與她打將起來。一路廝打到西瓜攤前，她操起西瓜刀就要殺她丈夫，幸好被人攔下。從此，她便也去找相好的，她想：你能找，我也能找，而且找的比他多，事情就這樣開始了。後來，回到上海後，我們找到她的婆家，希望他們能說服兒子寄給她一點錢。她的公公是一個老工人的模樣，很善說話，與我們談了很多，表示不會不負責任。這是一個真正的工人家庭，三代在鐵路上做事，兒子卻辭職做了買賣。房子是那種較早些年造的工房，面積不小，卻很零亂，家人都顯出一副長年勞作辛苦的模樣。大床上卻翻騰著一個特別白胖的男孩，與這家中的一切都十分不協調的，有一種貴族氣息，我們說，這是你的孫子還是外孫，他回答說為人帶養的孩子。老夫婦將我們送出來時，很惱火又很委屈他說：人家做那事（指賣淫）都是往家裡拿迸東西，只有我們家的這人，是往外拿東西，把孩子的童車賣了，縫紉機也賣了，你說世上有這種買賣嗎？我們啞然。
我們採訪的最後一名勞教是被人們認為最無可救藥的一個，我們看了她的一些材料。勞教大隊所擁有的材料不多，只一份簡歷表和本人寫的認識、檢查，案卷全存檔於原公安局，她的材料較多，都是檢查，所犯的錯誤只有一種：同性戀，她扮演的是"B角"。夜深人靜時，鑽到"A角"的床上，然後被急於立功的勞教舉報。她寫檢查己是家常便飯，並毫不掩飾地流露出無賴腔調，她寫道：像我們這種人，到了春天，就要發毛病，是沒有辦法的事。然後便興味盎然地描繪其過程，無一細節遺漏。隊長們對她沒有信心。她永遠不會洗手不幹，她只能吃這碗骯髒的飯，區別只在於，事情不要泄漏，一旦失足，她就再到白茅嶺來。唯一的一線希望是：結婚，可是又會有哪個男人要這樣的女人？反過來說，又有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