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她問到上海音樂學院的某某某時，她臉上忽流露出一絲惆悵，放輕聲音道：我進來的那天中午，我們在一起吃午飯的。停了一會兒，又說，假如我要不進來，他就會和我結婚。她眼睛看著前面牆上的地方，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而她又很快回過神來，說她在這裡過得不錯，開始在食堂，後來在小分隊，她不喜歡小分隊，在那裡很沒意思，亂鬨哄的，每天早上還要練功，她就不要待了，來到這裡，又看倉庫，過幾日要歌詠比賽，隊長要她去輔導，因她是小分隊來的。她說起話來左顧右盼，搔首弄姿，語氣又很輕浮，聽起來就像在說夢話。我們很想打擊她一下，使她回到現實中來，險些兒將她哥哥來到此地終又回去的事情說出了口。可她話頭很快一轉，說她明年八月就可出去，到那時，她的兒子就將上小學一年級了，九月一日那一大，她將送她兒子上學，第一天上學，總是要媽媽送的。她眼睛裡有了淚光，使我們的話到了嘴邊又咽了下去。這一回，她沉默了稍長的時間，我們就問起那華亭路的商販。她說那人五十多歲，對她很好，對她兒子也很好，時常給她錢，衣服，對她說，不要去和小青年搞，搞出感情來就沒意思了。她很懷念地又低了低頭，緊接著又左右顧盼起來。她好像很容易就進了角色，並且很勝任似的。她的話很多也很碎，打也打不斷，眉飛色舞的，將她過去，眼下，以及將來的情景都描繪得很有色彩。這時我忽然很想證實一下，她是否真有一個台灣叔叔，思索了一下應怎麼問起，這時她開始談到出國的事情，說曾有人邀她出國，被她婉拒了，現在卻又有點動心。我就說你自己家裡是不是有親戚在海外呢？她說，聽她父親曾經說過，她有一個叔叔，是在國民黨部隊開汽車的，解放前夕，去了台灣。這時候，我們感到很難將她哥哥的話告訴她了，無論她是多麼令我們討厭，是多麼矯揉造作，想入非非，可一旦要是知道，她的哥哥、兒子，還有台灣叔叔已經來到大牆外面卻又返回，她的角色意識再強烈也抵擋不住這打擊的，不知會鬧出什麼樣的事來，弄得不好收場。在這裡，自傷與他傷的暴烈事故時有發生，我們無權再製造一件。倘若為了我們追求戲劇效果的行為，隊長們卻要承擔其嚴重的後果，那實是很輕薄的舉動。我們什麼也沒有說，就離開了倉庫。
勞教們很狡猾，避重就輕。總是能夠繞過重要的事實去說別的。但從她們的談話中，卻也不時傳達出一些信息，使我們窺見到她們的那一個世界。比如，當她們面對男人的那種要求時，她們常常說：人家這樣懇求，怎麼好意思呢？還比如，那華亭路的商販，勸那女孩不要和小青年搞，"搞出感情就沒意思了"。在她們的世界裡，道德與價值的觀念、法則是與我們這個世界裡，由書刊。報紙及學校里的教育所代替的法則。觀念不相同的。她們生活在一個公認的合法的世界之外，她們是如何抵達彼處的呢？
這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日子過得有些快了，白茅嶺的印象似有漸漸陳舊，採訪有些大同小異，千篇一律，對明天不再抱有好奇心，有些得過且過。早晨與傍晚，客車走在途中，窗外的風景也已漠然，低矮的茶林一望無際，顯得荒涼，柏樹總是孤獨地一株兩株，久久停留在視線中。在無雨而乾燥的日子裡，塵土便煙霧般地湧起，擋住了後窗，汽車在雨後乾涸了的車轍上顛簸，搖搖晃晃。一九五三年的時候，第一批幹警和第一批犯人來到此地時，這是一片什麼樣的情景呢！據說有野狼出沒，在夜晚里長聲嚎叫，召喚著迷路的狼崽。明月當空。孩子們又在齊聲吼叫：謝謝叔叔，小學校到了，孩子們轉眼間消失在一片樹叢後面，他們長大了做什麼？做第三代幹警嗎？
星期一的早晨，隊部又呈現出繁忙的景象。幹部們商量，要送那位嚴管的女孩去宣城精神病院研究所做鑒定，這是通過一位學校老師的哥哥聯絡的關係。那女孩在嚴管其間依然如舊，嚴管對她沒有明顯的效果，幹部們說：如真有精神病，馬上放她回去，如不是，就好好地收拾她，提起她，人們氣就不打一處來，她挫傷了管教幹部的權威感和自尊心。
在我們情緒低落興味索然的這一天里，很幸運地遇到了那個氣質最高貴的勞教，她使我們保持了美好的觀念，她的不卑不亢的氣度，她的自尊與自愛，她直到如今尚具有健全的人性，正常的情感，使我們之間能夠進行一場至今為止最為平等和誠懇的談話。由於她的這一切素質都是歷經了這一切而保持的，因此，她的穩定和堅強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使我們選擇她來做採訪對象的原因，是她出生於一個軍隊幹部共產黨員的家庭，她的案情是在深圳賣淫。曾有一次，她的父親，一名老共產黨員，帶了她的長期姘居的情人，一位在深圳開辦公司的香港人，路途迢迢地來到楓樹林看她，這是一個意外的情節，她經過我們的窗口然後才走進房門，至今還記得她挺拔的身姿從窗前掠過的情景，那天早晨的太陽又特別清新。她穿了一件湖藍色的確涼短袖襯衫，一條藍色的線褲，腳下是一雙淺黃色有網眼的淺幫平跟鞋，這雙鞋能使我們想像她在沿海的新型城市裡是如何光華照人地出場。她有一米七十二三的身高，模特兒型的，坐相很端正，神態凝重而安靜。她使我們靜止了有一分鐘或者一分半鐘，覺得以往的所有問題對於她都將是不夠尊重的，也將損害我們自己的形象，她是眾多的勞教中唯一一個使我們想起並注意到我們自己形象的，這不是普通的女人的魅力。開始她垂著眼睛，後來她抬起眼睛笑了，說：有什麼問題你們問好了。我們不由也笑了，氣氛這才輕鬆了一些。不久我們將發現，在這場談話中，她其實是處於主動的地位。她是第二次勞教，第一次是在上海婦女教養所。對於上一次的處理，她是不服的，她說：哪一個女孩子談戀愛是談一次就成的呢？這次我服的——她說。她服的是什麼？她又錯在哪裡呢？她說話很含蓄也很得體，頭腦清楚，使我們不好窮加追究。她說她中學畢業在某個單位工作，廠里有個中年人，是個畫家，因是右派而被下放做工人，受到人們的歧視。而她總是待他很好，並且在大庭廣眾之下，也不迴避對他的好感，比如在醫療室看病時，讓座位給他。然後她就和他成了好朋友，他還教她畫畫，——我們想起黑板報上的題圖，問是不是她畫的，她說：是的。漸漸，就有了議論，她無視這種議論，依然與他接近。提起他時，她依然充滿了溫存的心情，她懷戀他說：假如不是遇見了他，我的生活也許就和大多數女孩一樣，結婚，再生個小孩……他對她的影響究竟是什麼樣的？他使她走的是什麼樣的另一條生活道路？這條生活道路帶給她的是幸還是不幸呢？當她結束第一次教養，回到單位，人事幹部劈頭就一頓訓斥，這使她無法忍受。正好有個前一年去深圳工作的朋友寫信邀她去玩，她便去了一次，她發現深圳是個適合她生存的地方，朋友又幫她在一家公司里找到了工作，於是她便回上海辦理辭職手續，人們問她找到什麼好工作了，她只說是去做水產生意，然後她就飛到了深圳，在那裡就遇到了那個香港人，他們公司的老闆。你在那裡做什麼呢？我們問。她說，幫助老闆做生意。他教我，開支票，談買賣，他都教我。他好嗎？我問。過去我不認為他好，而到了這裡以後，我覺得他很好，他對我父母很好，為他們買東西，寄錢給他們，打電話安慰他們，他對我父母好就是對我好。聽說他來看過你一次？我說。是的，他來了，沒有被同意會見，我出來會見爸爸時，走過那裡——她指了指窗外，那裡有一棵柏樹，在陽光下——看見他，我沒有哭，他哭了，我對他說：我已經三十二歲了，你不能再拖我了，他說：你放心，我會對你負責的。說完，她沉默了。我問，他能不能和你結婚呢？這樣的話我也不好多說，在香港，離婚是件複雜的事，財產，房子……她垂下眼睛，眼圈卻紅了，她悄悄地抹去眼淚，輕聲說：這些事想起來就很難過，平時我從不多想。我們默默地坐了一會兒，然後問她，她的父親對這事是怎麼想的呢？她說：照傳統的說法，就是我們把爸爸帶壞了，而照我的看法，就是使他思想解放了。我們都笑了，她也笑了。我們又問她在這裡生活怎麼樣？她說這裡比婦女教養所好。為什麼？是因為你在這裡比較受重用？她在這裡是小分隊的，又是縫紉組，屢次受表揚嘉獎。她說並不因為這個，在婦女教養所我也是做大組長，反正我喜歡這裡。她站起身走的時候，我想我們之間已建立起了信任的感情，我們目送她沿了隊部前的大路走去，消失在大門內。太陽始終是那樣光艷耀人，深圳是多麼遙遠。那香港人是什麼模樣的？人品如何？他們在一起相處的情景又是怎樣？她平時里不敢多想，想起未就會難過的，究竟是些什麼？是過去的事還是現在的事，抑或是將來的事？過後，我始終在想，直到有了米尼，甚至米尼登了船之後，我還在想的是她那一段話："假如不是遇見了他，我的生活，也就和一般女孩子一樣，結婚，生個孩子……"聽她口氣，對現今的狀況非但不後悔，還有幾分慶幸的意思。慶幸她脫離了那種常規世界的生活，儘管有些事她想起來很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