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我想找個晚上的工作。第二件，我想變更居留的身分。第一件簡單，他馬上打電話就給我在銀座一個酒吧找到份廚房的工作，他說酒吧廚房的工作比餐館要簡單得多，只要抓些花生米，洋芋片，切點蕃茄，黃瓜就行，用日本話的機會也比較少，容易應付。
當天下午，我就坐地鐵，先找到了那酒吧的地址。東京坐地鐵也是一奇景，早上上班時，真是人山人海，上地鐵進車箱不是向前走進去，而是向後倒著擠進去。車站上還有很多服務人員，專門就是推人進車箱的，把人推進去了，才能關上車門，車箱中擁擠的情形可想而知，有時有漂亮小姐整個貼在你身上，動彈不得，她們也習以為常。有次我在池袋車站，看到生平見過最擁擠，人最多的場面。至今還常會湧現眼前。
下午四點，到了我上班的時間，進門見了領班是一個矮胖的日本中年人，還很和善，他先給我介紹酒吧的情形。原來這是家專門女人飲酒的酒吧，酒保都是些年輕的日本男人。他又為我介紹了廚房的工作，和點吃的餐單。我到日本幾個月，也學會了幾句日本話，好像還可應付。
從徐太太那搬出後，找了另一間房子，房東是個六、七十歲的老頭，除了租房子，要先交一個月的房租一萬零五百元，一個月的禮金，一個月的押金，一交就是三個月的錢。房東人很好，他年輕時到過中國，我想一定是二次世界大戰時，侵略中國的一位皇軍，現在到晚年了就想悔改向善，晚上我回來早，他就請我去飲茶，和我紙上談兵，因他會寫些漢字。從他那我也學到點日文，這些言語在工作中都派上用場了。我生平接的第一個菜單要的是花生米一盤，心想這倒不錯，希望今晚大家都吃花生米就好了。誰知第二個就要一盤蕃茄片，我就拿起個蕃茄來切片，因領班在那看著，我就想切得快點，搽！一刀，一下就把左手二手指的指甲切開了一半，鬼日本這小刀實在是太快。呀！叫出來半聲，發覺領班轉過頭來看我了，趕緊用中指和大姆指把二姆指捏住，不讓血流出來，把手伸到泡檸檬的冰缸中。領班問我怎樣？我說沒事。又繼續工作，一直到半夜回家，才把襯褲褲腿，撕下條布條來，把手指包起來。老天爺對我，實在太好，第二天一早照常去抄護照，晚上照常去酒吧打工。
在這酒吧看到個很特別的現象。大家印象中都是男人灌女人喝酒，在這酒吧中，正好相反，是那些太太、小姐們買了酒，灌男的酒保喝，誰還能說老天爺不公平？在這酒吧做了幾天，晚上回家太晚，實在受不了，就又找了家中餐館去跑堂。
日本餐館規矩很嚴，跑堂必須要穿白襯衣，打黑領結，黑褲子，黑皮鞋，雙手抱一盤子。站在大門口，由領班帶頭，有客人來了，就九十度鞠躬，口中說（一拉鞋，一麻塞）日本話，就是說歡迎光臨。我第一次站在那，看到客人來了，也就行禮如儀，口中好像是大叫了一聲（一拉鞋，一麻塞），結果為什麼連自己都沒聽到？真是難過。
有一晚來了兩位客人，看來像是中東回教徒的打扮，他們要了兩個素菜，我就告廚房要了兩素菜，我正得意的把第一個點菜圓滿完成了，端到客人桌上，客人一嚐說是葷油炒的，不能吃，要叫我去換素油炒，沒辦法只好拿去找廚子請換，廚子也是中國人，就罵我：你端過盤子沒有？你是啞吧？你怎麼不事先早說！這一罵真讓我眼淚往肚裡吞，我哪端過盤子？在臺灣已經混到吃完飯簽個字將來結帳的地位，今天真成了虎落平陽被犬欺了。在人屋簷下焉能不低頭？只好陪著笑臉說對不起！這是我在這家中國餐館唯一的一次經驗，再就把工作讓給了徐一平。
第二天到大使館去上班，我就把這故事，說給一起抄護照的留學生們聽。他們聽了都大笑，以後見了我都叫我一拉鞋，一麻塞。
我和這些留學生們相處得很融洽，星期日放假，就和他們一起出去玩，我和他們一起去坐了雲霄飛車，還一起去上野動物園，看了中國送日本的熊貓。當時大陸和日本建交，中國送了日本一對熊貓，日本人把牠當祖宗看待，在上野動物園中為牠修了個別館，整天有數萬人，排上七八個小時，去看熊貓一眼。我們去時已過了最高潮期，還排了四個多小時隊才進入熊貓館。只見一排日本警察排成人牆，站在熊貓的鐵籠前，參觀的人，不許停留，警察口中喊著海鴨姑，海鴨姑（快點，快點）。我從警察的肩上空隙，看到熊貓，坐在牆角低頭打瞌睡，牠樣子很像「領袖毛主席」。真不錯，毛主席把這些小日本鬼子整得像孫子一樣服貼。
在日本工作和生活都暫時安定了，我是個隨遇而安的人，再就是該解決身分問題了。觀光身份每三個月得去延期一次，我已經延過一次，好像可以延兩次。我就又去找梁延武，請他想辦法，他認識些國會議員就請他去打聽，看如何變更身份。他和議員們商量結果後告訴我唯有申請政治庇護，才可變更身分。我說這事我可不能做，在臺灣時蔣經國對我照顧多年，我怎能忘恩負義，說臺灣的壞話，那還能算人嗎？我寧可不要居留，也不能做這事。
當時我就想，既然每天我在大使館幫別人抄寫護照，為什不為自己也換本新謢照呢？就和盧科長商量，我也想要本「六概」的新護照，所謂「六概」就是除了共產國家，其它國家都可以簽証的護照。經盧科長批准，我就為自己換了本中華民國駐日本大使館簽發的護照，我想以華僑身份，申請美國簽證一定比較容易。
這時我再請在紐約的好友葛彬堂給我一封邀請函，又出了財產保證書，選了個黃道吉日，前去美國大使館簽證。排隊快到我時，前面兩個中國學生，看樣子不到二十歲，他們很快就拿到了簽證。我想這下大概沒有問題了，到了窗口一看，是個日本鬼，他和我說日文，我聽不懂，就用我的破英文和他說，這一下就漏了底，他知道我是從臺灣來的，問我在臺灣申請過簽証沒有？我說沒有。那他問我為什麼跑到日本才來簽証？我回答說原來邀請函這些資料沒準備好。他說：「誰告訴你要這些資料？」我說：「聽朋友說的。」他說：「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抱歉我不能給你簽證。你要簽得回臺灣去簽。」
這一盆冷水澆頭，我說完啦！怎麼辦呢？太太在紐約等我，我卻拿不到美國簽證。只好回去大使館和大家商量，有人說到墨西哥很容易拿到簽證，有人說到加拿大也好拿到簽證。我想那就試加拿大吧，因為力立四叔有一女兒周洛沙，在溫哥華留學，後來嫁了個日本留學生，現已辦好居留，起碼那兒有個熟人可以投靠，比到墨西哥去，人地生疏要好。所以就給周洛沙寫了封信，問可不可以先到她那落腳，再想辦法去美國，和力立團圓。洛沙回信，歡迎我去，她出國時是我拿我臺北的房子，給她做財產保證人的。就這樣我決定先簽證到加拿大去再說。
我在大使館工作期間，大概有消息傳回臺灣。有天突然接到宋執行長時選的來信，信上說：聽說我在日本不大順利，勸我回臺灣。說回去了一切問題都好解決。我就給他回信，說一切都好，請他放心，並謝謝他的關心。這事我一直不知是誰說的，最後因我到加拿大大使館簽證，他們要我買來回機票，我那時只有力立到美國後，退了來回機票，寄給我的五百元美金，不夠買來回機票，只好去我們大使館向管黨務的蕭昌樂先生借錢，才知是他給宋報告的，蕭先生原來也在輔導會，給蔣主任當秘書的，有時我去向宋秘書領錢，宋不在，就是蕭秘書給我錢，所以他認得我。我又向他借了五百元，這才買了到溫哥華的來回機票，拿到簽證。接著就又退了回程機票，把錢還了。我順利地拿到了加拿大的簽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