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力立在臺灣申請到美國探親，訪問她妹妹曼麗，拿到了簽証，於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過境東京，趁這機會來和我團聚。她在東京住了一個多月，於十月二十一日，前往美國。她很不適應東京的生活，譬如說洗澡要到公共浴室，男女只隔一堵牆，收票員有時是男人，高高坐在椅子上，監視著男女兩面浴池。大家都袒裼裸裎。她實在沒見過這場面，就穿著內衣洗了個澡，這更成了怪物，大家都瞪著眼看這穿著內衣洗澡的怪人。力立回來說：「當時真恨不能鑽在大浴池中不要起來了。」從此她再也不肯去公共浴室洗澡了。還有一次，力立從東京自己一人坐地下鐵回櫻臺住的地方，她已坐過幾次，知道是坐那個路線，就買票上了車，結果車經過櫻臺站沒有停車，到了下一站，她趕緊下車，就在對面站臺上等回東京的車，她想回去時可以在櫻臺站下車，結果車來了，過櫻臺站又沒停車，她就這樣坐車跑了幾個來回，才發現原來地鐵還有快車慢車之分，櫻臺是個小站，快車根本不停。她來回四趟搭的都是快車，所以折騰了幾個小時，才回到家。
徐太太歡迎力立來，請我們去吃了頓日本料理，一碗味噌湯，一碗白飯上面放著兩隻炸蝦，一碟黃蘿葡四片泡菜。力立上來就把兩個炸蝦給吃了，然後就坐在那等別的菜，徐太太說，你還不吃等什麼？原來這就是日本的套餐。那能像中餐一樣，七八個十來個菜。
我們在東京最後一次見到徐太太，真像一場戲一樣，這天她說舅舅要來見我們，把我們約到東京「京王大飯店（KEIO plaza hotel）」，這是日本皇宮附近，當年日本最高的飯店，一共有十八層。她給我們訂好房間，又帶我們到皇宮附近遊覽，我還照了些相。她又請我們吃了晚飯，送我們回了旅社。她說她回櫻臺家中去整理東西，第二天早上九點，舅舅和她一起到皇宮對面的一間餐館和我們見面。叫我們安心舒服的睡一夜，明早九時見。
那夜我們根本沒想到明天會變成怎樣？還在看那東京的夜景，想著明天的豐盛早餐。
第二天一早起來，洗盥完畢就背著我的相機出了旅社。溜達到皇宮附近，才八點剛過，就在那看來往的行人。又到皇宮門外照相，一付逍遙旅遊的樣子。
時間像蝸牛樣慢慢地過，八點多等到九點；九點又等到十點，到相約的餐館探頭看了幾十次，始終不見徐太太和她舅舅的人影。飢腸轆轆地等到十一點多，我實在忍不住了，就和力立搭地下鐵回到櫻臺徐太太家。到那一看，院中站了一大堆人，圍著徐一平吵鬧。原來徐太太把我們送進旅館，她回來收拾了東西，就搭晚上的班機去了臺灣，在臺灣機場和剛要回日本的徐一平見面，把徐一平口袋中僅有的二百元美金還搜括了去。
徐一平要從台北回日本，沒錢買機票，還是我給力立父母打電話，請他們借錢給一平買的機票。徐太太一跑，債主們都得到消息，都跑來向一平要債。一平兩手空空，一無所有，對他母親的事也所知無幾。我一看情況不妙，牽了力立就走，怕被人家捉住我這個口稱身懷兩千萬的空心大老倌要債，那才叫百口難辯呢！
徐一平因從小就和徐太太從太原回到日本，徐一平有在日本長期居留證，當他去臺灣時，本應該辦再入國申請，則將來再回日本也沒有問題。但他去臺灣時，他媽媽告訴他，你回中國去，不需要再回日本了，就沒讓他辦再入國申請，這下把一平害苦了。
一平在臺灣，因語言，身分等問題，找不到工作。要回日本，沒有身分，最後只好以觀光名義回到日本。這次一回家又碰到一堆討債的人，口袋空空，又沒工作，我只好把我正在北海園餐館端盤子的工作讓給他，以解燃眉之急。後來聽他說歷經艱辛，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他才變更身份，拿到日本籍，後來在日本公司找到工作，與一日本女子順子結婚，現已在公司負責東南亞的銷售。一平人很善良，他到中國，找到他在青島的叔叔，又到湖北找到他父親的前妻，並幫他同父異母姐姐的孩子們辦理留學，觀光等，為親人幫了很多忙，我和一平也一直維持像兄弟樣的關係。
我們後來研判，徐太太二十多歲帶了個沒有父親在一起的孩子，隻身回到一窮二白戰敗的日本，心理壓力太大，生活艱苦可想而知，二十多年把她壓得喘不過氣來，她的騙人，是從生活逼迫轉變成長期心理病態。今天回想起來，我對她不但沒有絲毫恨意，還深心地感謝她。如果不是她把我騙出來，我實沒有勇氣出國，不知要在臺灣，經過多少宦海浮沉，看到今日臺獨的猖獗，也許早被氣死了。今天我能心安理得的，在這世界最先進的國家，享受退休多彩多姿的生活，我能不感謝她嗎？切記，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就這樣，徐太太跑了，我的錢也都泡湯了。還好力立來時買的是臺灣去紐約的來回機票，我就叫力立趕緊到紐約去找我好友葛彬堂。力立走後，我就又搬了家，離那個是非之地遠點。然後我就到中國大使館去找劉參事，告訴他我的錢全被徐太太騙走了，我需要找份工作。當時中日正醞釀斷交，日本要和大陸建交，很多在日本的僑胞都要求護照延期和加簽。大使館正在找留學生，抄寫護照，我馬上接受了這份工作，待遇是兩千元日圓一天。
我的抄寫工作，每天在大使館工作八小時，中午休息一小時，是午餐時間，我就和那一群留學生到附近一日本餐館去吃午飯，二百五十元一份午飯，有一個煎蛋，一塊排骨，一點青菜，三片黃蘿葡醬菜，一小碗白米飯，還有一碗味噌湯。我當時的飯量，吃這樣三份絕沒問題，但為了經濟只可吃一份。晚上下班後坐地下鐵回家，在車站裡買一客最便宜的日本炒麵，九十元，用舊報紙圈成三角形，把麵條裝在裡面，除麵條外還有幾根豆芽，用醬油一炒，這是當時地下鐵賣最便宜的吃的。有時也到賣雞的店中，買一大包雞爪，和雞肫，雞肝等雞雜碎，日本人不吃這些內臟，所以很便宜。我買回去一鍋煮上吃，加點鹽因我不會作飯，也沒作料，所以真夠難吃。但我安慰自己，這是喝最補的雞湯呢！我每天都吃不飽，在日本住了四個多月，體重減了十幾公斤。我在那裡抄護照時和護照科的盧科長熟了，因為我抄寫得既快，又整齊，又沒錯誤，我就要求加班再做四個鐘頭，每天工作十二小時，賺三千元，盧科長答應了。但當我抄寫到下午七八點時，肚子也餓了，頭也昏了，眼也花了。試了兩天，實在做不下來，只好另謀出路。
我突然想到有個本家梁延武先生，是山西崞縣人，小時聽說和我們是一個梁家。他弟弟梁經武，是我在榮民工程處工作時的副總工程師，我出國時他給了我梁延武在日本的地址。初到日本我和徐太太提過幾次想去看他，但徐太太說他住得很遠，總是沒有去成。現在我走投無路了，只好自己去找他。梁延武原來是五姑娘（閻錫山的堂妹）閻惠卿的丈夫，他和五姑娘離婚後到了日本。他是日本的戲劇專家，他對我很好，告訴我他和我父親在衙門裡每天見面，兩人都爭著做長輩。按梁家的輩份排，他應該叫我父親叔叔，但按閻家的輩份排，父親要叫他姑父，所以我就叫他二哥。後來我把來日本的前因後果都和他說了，他想一定是徐太太怕他懂日本話，騙不到他，所以一直不讓我來看他。現在事已至此，只好想辦法先安定下來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