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臺赴日
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年左右，由立法院黃國書院長，轉來日本東京片山女士，致中華民國立法院黃國書院長，查轉前太原五百完人梁代主席公子，梁安仁信一封。我接信後一看，原來是前山西省警憲指揮處，父親一部屬徐君日本太太，片山女士的來信。
徐君原籍山東，是一老共產黨員，在山西做地下工作，被破獲逮捕後，經父親與他勸談，改為國民黨工作。抗戰勝利回到太原，與日本籍的小姐片山女士結婚。片山改名陶佑華。徐君原配湖北籍的夫人及女兒，因抗戰失散。
我們在太原時，住在警憲指揮處的大院中。徐、陶結婚，先父是他們的證婚人，所以小時候我就認識陶佑華。這次一看她的來信，才知一九四八年，徐君的前妻，帶了女兒找到徐君，見徐又娶了個日本太太，就和他大吵大鬧，一定要把陶佑華趕回日本。陶佑華當時，已為徐君生下一子，取名徐一平。徐太太因自己只有女兒，沒有兒子，就要陶把兒子留下，送陶回日本。陶的條件是母子要留俱留，要走俱走，否則即切腹自殺。徐太太看沒有辦法，只好由徐君購機票，把陶佑華和徐一平母子，送回日本。徐君並給陶佑華一封絕筆信，他知太原城遲早一定失守，太原丟了，他已做好與城共存亡的決心，他要陶佑華把一平撫養成人，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二十多年過去了，徐一平也已大學畢業。陶佑華在日本看到了臺灣舉辦紀念太原五百完人成仁的新聞，又看到我代表遺族家屬答謝的消息，所以寫信到台灣來找我。當時我在教育部文化局做專員，接到故人來信非常高興，立刻就幫徐一平辦來臺入境申請，透過關係安排他到師範大學學中文，因他二十多年都是受日本教育，雖然他也在中文學校學過些時候中文，但多年不用早已忘了。
一切手續辦好後，陶佑華親自送一平來臺灣。那時我在文化局兼管公共關係，整天和報社記者打交道，就把陶佑華送徐一平回中國的故事告訴記者，並附了徐君給陶佑華的絕筆信。報上就大幅報導這位東瀛節婦含辛茹苦，把兒子培養成人，現送回中國來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這是多麼感人的一個故事，就這樣我和陶佑華多次見面，她每次來台灣都帶些日本的特產送給我和力立，像香菇，養珠，日本人型（日本洋娃娃）等，我們也盡量招待她。她說日本東芝公司計劃要和臺灣的大同公司合作，有意要我作負責人。我這人從小媽媽就說我耳朵軟，容易聽別人的話就信以為真。我曾有兩次開車送徐太太到財政部去，她說去開會討論合作事宜。力立就把這事說給她在美軍十三航空隊會計室的負責人陳冬梅女士聽，陳冬梅又說給她先生陳家聲，陳先生就說這事不大可能，這兩個跨國大公司合作，怎麼可能找個毫無這方面工作經驗的梁安仁來負責？但我大概是被吹昏頭了，竟信以為真。
後來她又帶來一位頭髮花白的日本人，說是她的舅舅（福古麻山），我和力立與他們在臺灣相處了十幾天。我在文化局有汽車可開，帶他們到臺北附近陽明山、北投、野柳、烏來、故宮博物館等地方去旅遊。
一九七○年七月，我隨文化局到日本大阪去參加世界博覽會，陶佑華和她舅舅又帶我坐火車到東京去玩了一趟。她告訴我，舅舅看我老實，很喜歡我。又說舅舅是個日本財閥，很有錢，是當時東京最高十八層樓東京大飯店的董事長。他們有意把我弄到日本，跟在舅舅身邊作助理，替舅舅管事。當時我在文化局做事務科科長，因為上司王洪鈞局長是以前政大的老師，對我的家庭背景很清楚，他信任我不會貪污，但我個性實不適合做這工作，幾次向王局長請調。他都以沒有適當人接替為由，要我勉為其難，等有合適機會，再調我到其他處室工作。
我從十五歲背井離鄉，一人逃到臺灣，轉眼離開家已二十多年，對母親與弟妹的思念日深。當時臺灣的情形，根本不可能和大陸通信，出國根本又沒有機會。現在突然天上掉下來這麼個機會，我就動了念，想先到了日本再說。就這樣一步步，走入了陶佑華設好的圈套。
首先她說，東京的房價很高，要我先拿幾萬元錢出來，加上舅舅再幫我點，就可在東京買間房子。當時我還有父親留下的幾萬元撫卹金，就交給了她，後來她又介紹了幾個日本留學生來向我借錢，她說我到日本去，自己不能多帶錢，現在把錢借給日本留學生，到日本後他們把錢還我，不是等於把錢匯到日本了嗎？而且又給日本學生幫了忙，他們會很感激，到日本也多個朋友。我想這真是一舉兩得的好事，又合情合理，就借了些錢給日本來台的學生。不久她給我寄來一份日本東芝放送公司的聘書，說是舅舅聘我去做中文秘書，可是這樣就出了問題，我不知該如何向蔣經國主任開口，說要去給日本人做中文秘書。我實在想不出辦法來。要接受應聘，就得先辭職，變成無業，公務員是無法應聘出國的。當時我實在是鐵了心，一心想出國，其實我是想借日本作跳板，到日本後再想辦法去美國。所以就辭了文化局的科長的工作，申請應聘到日本去。
正在這時，傳出日本要和臺灣斷交，和中國大陸建交的風聲。我的應聘申請還沒下來，我一急就改用觀光簽證到日本觀光，這簽證很快就被批准。我也必須盡快動身。我不敢去看蔣經國主任，就去找宋時選，他當時是救國團的執行長。我與他很熟，因為唸大學時，蔣主任每月給我二百元零花錢，都是去向他領。我大學畢業去服預官役時，就請他報告蔣主任，不再領二百元零花錢了。他說主任沒說停，我可以繼續領。我說當年主任是給我唸書的幫助，現在我要工作了，沒道理再拿主任給的零花錢了。他說：「你這孩子真老實。我會替你向主任報告。你如有需要，隨時開口。」就因這事，他對我印象很好。所以這回我就去找他，撒了個謊，說我有個機會到日本去唸書，請他報告主任。就這樣我算對主任有了個交代，就匆匆準備啟程。陶佑華對我說，日本的黃金很貴，要我去時最好把錢換成黃金，我也沒多少錢，就到榮安銀樓買了十個金戒指，又把我文化局辭職同事們送的紀念品，一支61型的派克鋼筆，一齊帶上去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