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秋天北京城被共產黨圍了個水洩不通，學校都停了課，我們幾個兄弟們沒事幹，看街上盡是些擺地攤的，有賣東西的，也有用竹圈套泥人的。我們靈機一動，把從前買的小人書拿出來擺地攤，買也可以，租了在邊上看也可以，也有不少小孩來買。後來我們想擴大營業，反正是在那坐著，當時物價波動很大糧食和日用品真是一日三跳的漲價。我們幾個就每人要了一塊銀元，我記得到前門外煙市去買了幾條香煙。我們家沒人吸煙，也不懂甚麼牌子好，就到煙市問人家哪種煙吸的人最多，就按著買，大前門，白錫包等等。一包包賣，也零賣，一支兩支……。我們向別的煙攤打聽了價錢，好像算來賣一條能賺一條，對本利，這多高興，比那租小人書可賺錢多了。四個人正高興地算計賺了錢怎麼用呢，有天下午突然來了一個軍人要買包大前門，價錢也講好了，把煙給了他，他給了我們一張沒見過的鈔票，仔細看原來是共產黨的華北券。那會兒北京正在談判和平解放，共產黨還沒有正式進城，怎麼就跑出個解放軍來？我們嚇壞了，就告訴他我們沒見過共產黨的鈔票，也不知道怎麼兌換，他很客氣的說：「小朋友，不用怕，人民解放軍是不會騙老百姓的，」他把香煙放下就走了，我們就趕緊收攤回家。
我們家沒人抽香煙，這幾條香煙還得去賣掉，第二天又去擺攤了，禱告可不要再碰到解放軍。我們四兄弟是分成兩組，一組看小人書，一組賣煙，我和能仁一組，守仁和宗仁一組。那天正輪到守仁、宗仁看煙攤，來了個年青人要買煙，拿了煙左看右看，還問了很多問題，把煙放到包中了又拿出來換，就這樣折騰了半天，最後說忘了帶錢，回家拿了錢再來，放下煙就走了。輪到我和能仁去換班了，一看有些香煙包裝有點皺，等拿起來仔細一看，原來都是漿糊糊的，用手一捏軟巴爬的，打開一看裡面全是塞些報紙，一看幾條煙都被那鬼給調了包。這那還能做生意呢？乾脆把剩下的都原價賣給隔壁的煙攤，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生意經。
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原定要堅守北京城，北京被圍已數月，北京城郊傅作義的部份部隊已撤入北京城中。我們住的頭髮衚衕十八號，院中也有一班通訊部隊借駐，用一部手搖發電機每天在那和城郊守軍通話，我們有時就幫他們搖發電機，聽他們通話：「么洞，么洞（10，10）這是六拐（67）你聽到沒有？」我們不上學了，就在院子裡聽那位張班長講城外打仗的情形。這時北京城內人心慌亂，謠言滿天飛，有些敏感的人這時已開始逃到青島，上海等地。我們家因父親與傅作義和河北省主席楚溪春等都是山西老鄉，都有交情，所以還按兵不動，等待時局好轉！此刻想來實是家中都是些婦孺，父親在太原忙於公事，無暇照顧，我們年幼無知，不懂未雨綢繆，到傅作義被女兒脅迫與共產黨達成協議和平解放北京時，想逃出魔掌實為時晚矣！
一九四九已丑年陰曆大年初一，北京天色陰沉，寒風凜凜，共產黨部隊從西直門開進北京城，我們堂兄弟四人曾站在商育中學歡迎的隊伍中，懷著像天氣一樣陰沉悲切的心情，看著共軍耀武揚威地踏入了北京！據老百姓傳說，共產黨軍隊進城的武器裝備，都是向傅作義的部隊借用的。學校發動了學生去夾道歡迎，我們也去了，看到大家都哭喪著臉，在路邊站著，看解放軍就這樣容易地進了北京城。
共產黨進城之初，為了安撫人心，一切照常。學校照常上課，妙的是老師的口吻突然隨著政局的改變而變了，同學們反而變成跟不上時代了。記得有次升旗典禮，校長講到蘇聯老大哥對中國的幫助時，突然有個同學舉手發問：「為什麼蘇聯老大哥要強佔我們的旅順、大連港？」校長真被問得啞口無言，面紅耳赤，等了一下才說，他們是怕別的國家搶佔，他們先替我們佔領，將來再交還中國。學生們也知道這是胡說八道，但也無可奈何。
學校為跟上時代進步，開始教學生扭秧歌，進三步，退兩步，唱共產歌曲，「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沒想到幾十年後解放軍，在「六四」竟在天安門廣場用坦克槍彈對付徒手的學生。
北京淪陷的前夕，我們全家曾到山西駐北京辦事處，杜伯伯的辦公室和父親通過一次無線電話，電話中父親告訴我們他那一切都好，叫我們放心，當時母親和姐姐、祖母都哭成一團，我們那時真是少年不識愁滋味，還在那專心地研究那個無線電話呢！誰知這就是我們最後一次聽到父親的聲音！再聽不到了，卻沒仔細聽，抱憾終身。
北京淪陷前，有消息傳來。說父親在太原因工作太忙，體力不支，請醫生給打針，不料針頭斷在左臀部肉中，醫生要給動手術把針頭取出，但父親沒有時間去醫院，只好由它去。因臀部有針頭刺疼，不能正坐，只得斜靠椅子扶手，但仍談笑自若，照常處理一切公務，不時還講些笑話，調劑一下大家緊張的情緒。誰知針頭卻順著肌肉移動到大腿骨邊，聽說針頭會順著血脈走到心臟，如果到了心臟那就要命啦！全家都在為這事擔心，打電話時母親她們只顧哭了，卻忘了問這重要的事，掛了電話才想起來，接著再搖已沒法接通了。
太原淪陷後，共產黨在父親自殺焚屍的地方找到一塊腿骨，一枚水晶圖章，最後由孫東元大夫解剖化驗，在那塊腿骨上找到了斷的針頭，才證明父親確實的死亡。
父親的隨從副官柏光元敘述，父親自殺成仁的經過，節錄如下：「晨七時許我隨梁化之在砲彈飛落下跑步去看孫副主任，地下室擠滿了人，梁親切與大家招呼。隨後對我說，光元，你可要絕對聽我的話，我是絕對不會投降的。你快去將桌上的熱水瓶裝滿汽油。少時，趙佩蘭女士前來訣別，握著閻慧卿（閻伯川先生堂妹，與梁同時服藥自盡，與趙同為山西婦女國大代表）的手，流著眼淚叫了兩聲慧卿，相互擁抱，閻慧卿催她離去。趙又轉身和梁化之握手，流著淚叫了兩聲化之，梁態度十分鎮定，仰面帶笑說：『好啦！你走吧！』趙佩蘭哭著跑出去了。這時，梁叫我把門關上，對我說，我死後你去報告孫副主任，並告訴我的家人。現在我要喝藥了，等我斷了氣你把汽油倒在被子上，丟一個煙頭或火柴。於是梁化之、閻慧卿分別喝了藥，接著蓋上棉被，連咳嗽幾聲一兩分鐘後斷氣，我即遵命倒上汽油點燃了火，砰然一聲，滿屋大火，我即跑出去了。」
一九七六年我和太原的孫東元大夫取得聯絡，通信後，他才告訴我當年他處理父親屍骨的情形，他說：當年是他負責檢驗父親的屍體，僅有一條腿骨，查出有針頭在內，確認是父親的遺體，最後由他處理，他把父親的屍骨埋在太原北城門外，最後這地方被剷平重建了，落了個屍骨無存。一九八九年我請小弟志仁回老家為父母、祖父母、二叔二嬸、三叔三嬸重修了四個墳，立了四個石碑，父親和祖父都只有個生辰，算個衣冠塚吧，也算我對父母略盡孝心。
一九四九已丑年陰曆大年初一，北京天色陰沉，寒風凜凜，共產黨部隊從西直門開進北京城，我們堂兄弟四人曾站在商育中學歡迎的隊伍中，懷著像天氣一樣陰沉悲切的心情，看著共軍向傅作義部隊借來的裝備，耀武揚威地踏入了北京！
春節，北京淪陷。很多人都搭除夕最後一班飛機到了上海。本來我們也有機會搭那班飛機去上海，我和母親曾去找當時河北省主席楚溪春將軍，請他幫忙買機票去上海，但因座位有限，他說只能給父親直系親屬買到機位，無法全家給機票，據說那時黑市也可買到機票，一個人一條黃金，家裡那有那麼多錢？母親和祖母商量後決定一起留下，因太原仍在死守，父親一生為國，早已決定與城共存亡，家人哪能捨棄他而自己逃命？所以我們放棄了最後一個逃命的機會，結果是家散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