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抗日戰爭爆發，十一月八日，太原退守，晉綏軍政首長轉戰到晉南臨汾縣孫多集城東土門村。父親及山西各級幹部，艱苦支撐抗日八年。在這段時期，因全部軍事與政治力量，均須要重加整理，重新部署，除了政工、教育、訓練外，山西省政府亦實行改組。父親任省政府委員，希望各項工作都能密切聯繫。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春，日本軍隊集中主力，進攻山西省政府臨時駐地的呂梁山，連續攻陷了蒲縣、大寧、吉縣、鄉寧等地，而且計劃向黃河邊進攻，山西省政府暫時遷移到陜西宜川指揮作戰。而我軍留守汾西的部隊，沒有薪餉糧食，急需要接濟、聯繫、以便互相幫助。閻公要派人前往救助。當時黃河以東都是日本軍隊，沒有人敢去，父親慷慨說：「我願前往，苟有利於抗敵者，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父親自己親選了憲兵二十名，帶了部隊的薪餉和糧食，騎馬過黃河向晉西前進，當時大家都覺得他們這隊人馬真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氣概，同事們把他們送到黃河邊，望著他們渡河而去！
他們過黃河後才發現各路口都被日軍控制，無法前進，只好花錢僱當地的農民帶領從荒僻的小路走，在冰天雪地走了七天七夜。有一天走到了山腰，忽然聽到有日本騎兵從山頭上經過，父親和二十人趕緊把馬牽到山岩下，就臥在雪中，握住馬口免牠叫出聲來，在雪中臥了一天一夜，等日本騎兵過完。人馬飢寒交迫，都凍僵了。走到一農家，人早逃走了，家中也沒吃的，父親看見灶上有一大鍋，揭開鍋蓋一看，裡面是煮的半鍋黃豆，大約已有幾天了，上面已長一層綠黴，父親把綠黴撥開抓了一把放在口中嚐嚐說：「噢！很好吃。」這一開頭，跟的人就有樣學樣，很快把半鍋發了黴的黃豆填了飢腸轆轆的肚子。最後他們終於到了晉西的基地，鼓舞了士氣，併與各地互相聯繫援助，沒幾個月汾西幾個縣就都陸續收復。父親重實踐，不愛虛誇，碰到危險則身先士卒，義無反顧。
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初，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階段。父親常騎著馬，日行數百里，奔馳於呂梁山的各戰區之間，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夜以繼日地工作，有時甚至要冒生命的危險。有次他的幾個下屬煽動了一批青年，約二三百人，投奔延安，被當時的第二戰區軍方獲悉而圍困在一個峽谷中，正待令要發動攻擊，父親騎馬星夜趕至現場，苦口婆心地勸說這些青年，叫他們認識情況的危急，千萬不要被別有用心的人蠱惑宣傳所蒙蔽，而作無謂的犧牲。在父親真誠的勸導下，這些人終於放棄了計劃，返回了原來的駐紮地，避免了一場流血悲劇。假使沒有父親的及時調解，這夥無辜青年，頃刻就會葬身於山谷間，變成怨魂。父親成了這些人的救命恩人。
父親愛護青年，關心下屬，善於和各方面的人士一起共事，正因為這樣，他的周圍總團聚著一大批有志青年，樂於聽他的話，願接受他的領導。從事他指派的任何工作。這也正是當太原孤城淪陷時，惟有父親領導下的那批鬥士能夠浴血奮戰，至死不屈的緣故。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抗日戰爭勝利後，父親率先帶領一批工作人員，返回太原進行接收工作。他夜以繼日地忙碌工作，很少顧到安頓家室，由於父親和同志們的努力艱苦工作，使山西當局迅速從晉西呂梁山地區，轉回到以太原為中心可以控制全省各重要城鎮的強勢地位。
在父親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光明正大，廉潔奉公，舉凡施政用人均以大局為重，不為自己和親朋好友謀取私利。抗日戰爭勝利後，第二戰區接受了敵偽在山西各大城市的管轄權，父親是接收大員中的重要成員之一。倘若稍有私心，他完全可以利用職權，給自己弄幢房子，把自己的親屬安排到有名利可圖的職位上去。然而事實卻非如此，我們和母親回到太原，沒房子住，只有借住警憲指揮處的小院子，二叔和三叔仍和在晉西時一樣，幹著極為一般的工作。我的親舅舅一再請父親幫找工作，最後給在新開電影院安置了個檢票員工作。這也就是我後來唸克難小學，下了晚自習後，回家路過電影院，偶而溜進電影院看半場免費電影的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