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屋公司研發中心工作二十五年以來，除掉讀書學習、，進修與研究之外，在我個人的日常生活中，亦有許多悲歡離合的小故事，有的趣味甚濃，有的則甚曉教育意義。願擇數則，寫在這裡，以示懷念。
（一）我的網球生涯
我一生來，酷愛運動。故而，在各級學校中，就與體育老師特別親近熟識。如前所述，小學時的狄今青；初中時的楊樂田；師範高中時的李任佩；與大學時的王耀東；這些師長，都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初到美國時，看到許多公園內，都有美麗的網球場，與打球的人，令我羨慕至極。曾經立刻生了學打網球的念頭，唯礙於每日緊張學習，與生活上的壓力，遲遲未能如願。直到一九六四年，進入西屋數年之後，決心全工半讀博士學位時，才開始學打網球。得賞宿願。
從此之後，網球就變為我的主要運動項目。不論是出差、旅遊或露營，我的網球拍總是與我同行。
我深深領悟到，網球運動一如乒乓球與羽毛球，較比籃球與足球等另有三大優點：一為安全。受傷的機遇少，因為與對方沒有接觸。二為不需人多。兩人單打、四人雙打、一人時亦可練打板牆。第三是最重要的一點，不受年齡的限制。是中年人與老年人最為適宜的運動。以此為誘，我曾勸告許多友人，加入了學打網球的行列。
我在西屋工作學習二十五年，亦積有二十年學打網球的經驗，結識了無以數計的球友，更有許多有趣的插曲，堪值回味。今擇兩則如下：
＜我的一群網球小學生＞
在我學打網球兩年之後，美國各地，忽然興起了一股網球運動的風尚，到處公園內的網球場上，擠滿了打球與等候打球的人群，盛極一時。同時職業網球亦隨之萌芽。
在此期間，許多中小學校的學生們，亦興起網運。家長則以接送奧援鼓勵之。在我們研發中心陶瓷組的技術員們，知道我愛打網球，下班後經常帶領著同事去打球。他們就求我教他們的子女打網球。我就答應下來。
在每個星期六的清晨，當大批來打球的人尚未湧到之前，他們就將子女送到美侖公園內的網球場上，讓我來教導。不過每次在打球之前，我總要先訓戒一番，遵守規則，重視禮儀，培養他們好的球品。我深深相信，有好球品，才能有好的人品。
＜我們勝利公園網球隊，曾獲匹城兩次冠軍＞
在美國網球運動蓬勃發展的期間，匹城的高爾夫石油公司（Gulf）曾積極參與贊助。它以大匹城之公園網球場為名，組成了十支球隊，每隊十餘名隊員。在每個星期六，分客場與主場，彼此巡迴比賽，年終時，則由該公司宣佈前三名勝利者。
我的黑人球友波浪（Brown），是一個網球癡迷。比我還要癡迷百倍。他約來十餘名好友高手，組織為勝利公園（Schenley Park）球隊，參與比賽。大家就推舉他為隊長。他不獨球技好，服務熱心，尤善於研擬戰略、評估對方實力，頗令大家隊員敬服。
我們勝利公園球隊第一年即獲得冠軍。高爾夫石油公司曾舉行了一個極為隆重的晚宴舞會，邀請所有十隊球員參加，頒發獎盤，以示慶祝。其中一位菲律賓籍的年輕人名克洛的，是我的雙打夥伴，常在一起練球。今日想來，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不知好友克洛現在何方，祇有默默地祝福予他。
在晚會期間，我雖然不會跳舞，亦沒有女伴，但我卻是代表冠軍隊上台致謝詞的人，亦曾風光一時。
不久之前，在我整理舊卷宗時，發現一頁整齊的打字名單，正是我們勝利公園球隊，隊員的姓名與電話號碼，令我驚喜。是一件值得珍藏的紀念物。
（二）與一日本教授下圍棋的故事
在一九六七年，我正在全工半讀的時候，道格拉斯教授約請來一位年輕的日本教授，名亞西（Yassi）到化學系做博士後研究。他衣著整齊，道貌岸然，對人執禮甚恭，是一個標準的日本秀才。他來到學校之後，不久化學系內就忽然掀起了一股圍棋熱潮。每到中午，大家吃中餐的時候，在系內的大廳中，就擠滿了人，圍著這位日本人，聽他的講解，看他雙手擺佈著黑子白子的表演。
這圍棋一道，可說是所有棋藝中最複雜而難玩的一種。一時之間，是很不容易瞭解的。加之在這位日本人那種英語十分欠通的情況下，真可謂是啞巴發聲，對牛彈琴。
這位年輕的日本教授，自幼酷愛圍棋，棋藝十分了得。在日本學術界好手中，頗有一點名氣。已列入幾級幾段的程度。現在來到美國，找不到一個人談奕對奕，消遣一下，其寂寞之情，可想而知。
後來他聽人講，我會下圍棋。某日夜間，他到實驗室來見我。很禮貌地先自我介紹。之後即要求我，有時間時能否與他下棋為遣。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與一個日本人，面對面親自交談。不由得，讓我想起祖國八年抗戰的往事，更想到我在鄭州火車站，遭到日本飛機轟炸與掃射的悽慘情景。現在我怎能坐下來，與這種罪惡萬端的日本人，平心靜氣地，一塊兒下圍棋呢？
該時，天已黑，夜已深。在整個實驗室內，靜靜地，祇有我與他兩個人。我忍不住氣，就向他大聲責罵起來。將抗戰時，我國人民遭受到日本軍閥殺害的慘景一一道來。愈講愈怒，愈講聲愈大。
但是，真沒有想到，這一個年輕的日本人，竟然恭恭敬敬地站在我的面前，低頭不語。當我言罷，他則一再向我行九十度鞠躬，並為二十多年前日本軍閥的罪行，向我道歉。事後，我也曾想到：假如那一夜，他要與我爭辯起來，我一定會與他大打一架的！
他這一番誠懇的道歉，反而令我感到無奈，怒氣立刻消下來。對他言：「那是你們過去軍閥的罪行，你那時恐怕還是在母親的懷中吃奶哩。不過這一段歷史的教訓，我們都不該、亦不能忘記。」
從那一天起，我倆就結為朋友，彼此常到各自的住處，一起下圍棋。一年之後，他就返回日本。在聖誕節時，還寄給我一個很大而美麗的富士山聖誕卡。
我這位日本朋友，聰慧異常，記憶力特強。在圍棋方面，他已進入出神入化的境界。在我倆下棋的時候，他竟能將下在棋盤上的黑子與白子，依序取出來，一面講解，一面再放回去。令我大開眼界，稱奇不已。
（三）為了作家柏楊，與孫觀漢先生爭論的一幕
孫觀漢先生，是早年由匹大化學系，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現在西屋研發中心核能組工作，為一小經理。他經常去台灣，為清華大學籌設原子能研究所效力，多受尊崇。曾被人譽為台灣原子能之父。在他的辦公室內，還懸掛著，他與老總統蔣公之合照，顯赫一時。
我們這些新進來的研究員們，對這位長者都很尊敬。我曾與他面晤數次，談論玻璃結構的問題。他曾在很早之前，發表過有關玻璃結構的文章，他又曾託我為他代辦一些有關陶瓷材料的事宜。故而我兩人甚為熟悉。
約在一九七二年間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孫先生的一張便條，為作家柏楊捐款，聽說他在台北因故入獄。我對柏楊一無所知，心想，在我捐錢之前，應該先將柏楊何許人也，瞭解一下。隨即去匹大圖書館中文部，尋找他的著作一觀。
啊！不錯，柏楊先生果然是一個大作家。書架上有他的著作好大一堆。我就順手取出兩本來，隨便看了兩三頁。令我大失所望。發現他的書，是我最不喜歡看的東西，都是一些偷偷摸摸，不敢露面，而在暗中譏諷與謾罵的文字。
我就很懊惱地，將書留在書桌上。返回西屋辦公室，立即打電話給孫先生，將我對作家柏楊的印象，率直一告，並問他，為何為這種人出力捐款。
沒想到，孫先生對作家柏楊，卻崇拜得五體投地。向我大事宣教起來。對這種事，我是不會屈服的。二人就在電話中，大大地辯論起來，結果則不歡而散。
為了柏楊一人之事，我與孫觀漢先生二人，即從此少有交往矣。
（四）得識兩位現代哲人，亦師亦友
這兩位曾在我國教育界立功立言的哲人。一位是我讀西北大學時的校長賴璉（景瑚）先生；另一位，則是該時擔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先生。
不過，在那個時候，我僅是站立在遠遠地，分別目睹過他們二位一次而已。我正式與二位先生相識交往，則是我在西屋工作的時候，那該是三十餘年以前的事了。
＜我的師長賴景瑚先生與其著作＞
大約是在一九七六年的一個春天，為了西北大學同學會的事，我第一次前往紐約，去謁見賴校長。該時，他已由服務聯合國十三年之後（一九五三—一九六六年），退休下來，仍寓居紐約。經常往來於紐約與台北之間。
見面時，蒙其與夫人熱情接待，師生在異鄉首次會面，兩人緊緊手拉手，親切師生情，表露無遺。我首先提起三十年前（一九四二年），他帶病騎馬去西北大學上任的往事，在那一次他慷慨激昂，義正辭嚴的演講，曾令我十分感動，永念不忘。二人相談甚歡，在告別時，他曾以其夫婦合影一幅相贈，並在背面書寫，「士明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