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四年，是日寇享受到原子彈，投降前後的四年，亦是我國，國共兩黨你死我活，慘烈內戰的四年。
結果共產黨勝利，席捲大陸，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名，定都北京；國民黨則敗退台灣，以海峽一水之隔，形成分裂敵對之局面。
數十年以來，因受美國、日本諸國的操縱與阻礙，至今祖國仍未能統一，令人深歎中國之大不幸，徒喚奈何。
不過，我個人卻安然無恙，反而苦中求樂，在祖國美麗的土地上，由城固而重慶。再由天津而北平，度過四年愉快的教書生涯。共軍進入北平的前兩日，我即由北平經天津，乘一小危輪，險遭不測，而逃難到台灣。
＜城固一年任教文治中學＞
在一九四四年六月間，我在西北大學畢業之後，昔日同窗好友，個個勞燕分飛，各奔前程。九卿、金錚與玉昌等趕往陪都的重慶去了，我則決定在城固多逗留一年，接了文治中學的聘書。
在城固縣內的文治中學，是由西大地質地理系的郁士元教授所創辦的。他自兼校長。校內教務、訓育與總務等職務，多由西大的畢業生擔任。各級教師全職者不足時，即由西大高年級同學兼代之。
在我看來，這個文治中學很像是西北大學的一個附屬中學，是該校畢業生一個實習教學的 好處所，亦是一般青年人，在進入社會之前一個難能可貴的磨練機會。
在這個時候，文治中學辦理得有聲有色，名噪一時。四週臨縣與鄉鎮來投考的學生日益增多，以致學校不堪收容。郁校長隨即又將小西門外之一座大廟改建，作為一分校，由地質地理系剛畢業的張興仁同學擔任一分校長。掌理一分校之一切事務，並約請我協助之。
興仁，年歲較長，作事穩健，計劃週到，尤以待人敦厚、豁達平實為貴。不久，我就由甕宅遷入分校中，佔有一間尚有神像的大房間，穆肅安靜，是我讀書、準備教學的一個好處所。我倆尚有一個年青勤樸的小工友，晨昏為我們服務，燒茶送水。
我們將這一個新成立的分校，辦理得有聲有色，很為成功。頗得各界好評。除按時上課下課外，早晚升旗降旗，晚間還齊唱抗戰歌曲，好像又回到了我在國立一中的情景。回味無窮。
尚記得，在嚴冬的夜晚，當學生們入寢之後，大地一片寂靜，我與興仁則坐在辦公室內的小凳上，圍著一個燃著木炭的火盆，喝著清茶聊天，談古論今，自由自在。二人情投意和。頗有相識恨晚之感。今日閉目沉思，興仁的音容，依然清晰的留在我的腦海裡，不知他現處何方。祇有暗自為他祝福了。
＜城固的國立一中＞
約在一九四四年底，日寇蠢動，侵犯豫西。母校國立一中陷於危境，被迫倉促間遷來城固。正好佔據剛剛遷往甘肅蘭州的西師附中留下來的校舍。
我在城固，喜迎楊校長、王師信直、吳師冶民等。他們看到我這個五年來未見的愛徒，現在已經大學畢業，做起教師來，其高興之情，不言而喻。
前面曾經談到，在第二學期開始時，我又受吳老師之命，兼任一中兩班高二的化學課程，每週十二節，加上我在文治的十六節，每週共二十八節課。
該時我勇氣十足，充滿活力。夜間在廟內，有神像陪伴我準備功課；白天則奔跑在小西門外分校，城內校本部與東門外教場壩國立一中，三處之間，我卻一點不以為苦，反而精神百倍，高興萬分。如此，我就可以小有積蓄，作為一年之後，趕赴重慶一遊之旅費矣。
＜重慶半載勝利降臨＞
在一九四五年六月間，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我讀書四載，教學一年的城固。經漢中過褒城，轉赴陪都重慶。
當我到達褒城時，同鄉好友，谷國棟先生已不知去向。聽說他因好酒、愛賭，生意破產，早已將飯館賣掉，攜帶妻子他往矣。想起兩年前，他約我來訪時，其事業與婚姻兩好的美景，曾幾何時，竟已人去樓空，怎不令人感傷，為其惋惜耳。
由褒城到四川省之廣元，我搭上了一個美國大兵的十輪大軍車，與他並肩而行。一路上與他交談不斷，來練習我的英語會話。
當我們正在開車行進中，他忽然將車子停下來，取出一支長槍，讓我大吃一驚。不意他卻面向天空，大叫一聲Birds！立即槍聲連響，但都沒有擊中。他則向我歎息不止。這一個美國年輕大兵的頑皮舉動，令我終生難以忘記。可惜我沒有記下他的姓名與住址來。
由廣元到重慶這一段路程，我改乘公共汽車。約再行一日即到達重慶，我國抗戰時的神經中樞，名聞全世界的中國陪都。心中既為到達目的地而高興，卻又感到萬分的空虛與無依，不知今後將何去何為。
下公車後，背著我那一捲極為簡單的行李，趕去坐輪渡過嘉陵江，直奔南岸彈子石的精益中學。見到了在該校任教的九卿與金錚二人。分別整整一年，今日又重逢，大家都興奮異常，喜極而幾乎都要流下淚來。
當日又見到了我昔日同班好友王玉昌。他在該校擔任訓育主任。繼而他們又介紹我認識了該校校長余鑑明與其夫人陸淑明女士。聽說他們兩人在重慶政學界交際非常廣泛，又常在話劇舞台上擔任主角，是一對有名的金童玉女。在我的印象裡，二人的確是一對郎才女貌型的人物，令人羨讚不已。
到達重慶這個山城後，我曾暢遊上清寺、兩路口、青木關與北碚等地，是當時國府各機構的所地。這些地方都在上上下下的一條大道的兩旁，其間有公共汽車慢慢地爬上爬下。我在這些政府機構中都有相知或間接介紹的友人，接待居住，與在城固時各校間同學互訪的情境相似，一點也沒有陌生與孤單的感覺。
有一次，與一位同學在國府組織部食堂吃飯時，看到一位年輕英俊，惹人注意的人進來，與大家一同站立在桌前進餐。他講話的聲音非常暸亮，談笑聲不斷。友人即低聲對我說，他就是我們過去的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令我驚奇不已。該時他已被調派為組織部長，教育部長則改由朱家驊先生擔任。
當我的盟兄好友蕭樹滋見到我時，更是特別高興。對我亦照顧甚殷。該時他正在教育部任職。數日之後，他忽然對我說，教育部已經下令派他去距離青木關（教育部所在地）不遠處的山中，一個名叫歇馬場的小鎮上，去主辦一個中學進修班，收容由各地逃到重慶來的中學生。希望我去幫忙擔任教職，並兼任訓育主任。如此就決定了我到重慶之後的工作。我在一中時的同班同學楊秀祿已由西北師院教育系畢業，亦被蕭兄網羅，出任總務主任之職。
不久，我們就在山上的歇馬場一個大廟內開班上課了。學生僅有一百多人，但仍在陸續不斷地增加中。教職員有十餘位。蕭兄經常來往於青木關與歇馬場之間，與教育部直接接洽校務。經費很充足，一切進展都很順利。
教職員們有一間小食堂，大家輪流管理，吃得很舒適愉快。眾人在山中就好像與世隔絕，過著隱居的生活似的。我則天天在教課之餘，與年青的學生們一塊兒打籃球，或與採購食物、果菜的同事，一齊越過山嶺，去附近的集市上看熱鬧，探民情，樂在其中。
我們居住在山上的歇馬場，距離山下的青木關，約有二十餘里。蕭兄上下山，都坐由二人抬著的滑竿，這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在山城的陪都，是很普遍的。
這兩位抬竿的人，足著草鞋，在高低不平的亂石小路上，行走如飛，快速異常。兩人口中則似唱歌一般，互告路形的變化，與應注意的步伐，看來十分有趣，又感到有一點害怕。
我也曾在此逍遙自在的日子裡下山數次，與友人一同去各處旅途，但不坐滑竿，全是步行。不由得令我想起在西大四年級時，每週與九卿步行數十里，越小丘、渡小河，去上元觀樂育中學任教的情景，與此時非常相似。
最令我難以忘記的一次下山旅遊，是在北碚的一日夜。當時我們去洗溫泉、吃三六九的白菜豬肉鍋貼、住宿一家小旅舍。
就在這個時候，平地一聲雷，美國的兩枚原子彈，前後落在日本的廣島與長崎，震憾了世人。不久，日本鬼子即於一九四五年十月間宣佈無條件投降！我們的抗日戰爭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前往平津開辦中學進修班＞
陪都的國府當局，在全國人民熱烈的慶祝聲中，立即陷於復原與接收的緊急狀態。同時國共兩黨的明爭暗鬥亦立即浮上檯面，由冷戰升級為死傷慘重的熱戰矣。回想起來，那個突然降臨的勝利，究竟是喜是憂、是禍是福，實難定矣。
教育部的主要工作，是派員前去接收淪陷區內的學校；收容救濟流浪的青年學子，成立進修班。樹滋以主辦重慶歇馬場之中學進修班成績卓著，駕輕就熟，就被指派前往天津市，成立天津之中學進修班。
樹滋立即乘飛機前往北平轉天津去上任。行前並安排我與同事吳君頡穎陪同其未婚妻王淑勤小姐，搬往機場附近之旅舍中，等候機位，隨後前往。
我們三人每天輪流去機場詢問機位。約一週之後，才坐上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飛機，離開了我才來數月的陪都重慶。
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