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在紐約諾貝爾紀念宴會上，愛因斯坦發表了「戰爭是贏得了，但和平卻還沒有」這樣一個講話。講話稿是愛因斯坦的朋友、歷史學家卡勒爾根據他想要講的內容起草的。愛因斯坦說：
「物理學家們發現他們自己所處的地位同阿爾夫雷德．諾貝爾沒有什麼兩樣。阿爾夫雷德．諾貝爾發明了一種當時從未有過的最猛烈的炸藥，一種超級的破壞工具。為了對此贖罪，也為了良心上的寬慰，他設置獎金來促進和平和實現和平。今天，參加過研製這種歷史上最可怕最危險的武器的物理學家，不說是犯罪，也是被同樣的責任感所煩惱。而且我們不能不一再地發出警告，我們不能也不應當放鬆我們的努力，來喚醒世界各國人民，尤其是他們的政府，使他們明白，他們肯定會惹起不可言喻的災難，除非他們改變彼此相處的態度並且認識到他們有責任來規劃安全的未來。我們之所以曾經幫助創造這種新武器，是為了預防人類的敵人比我們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納粹的精神狀態，讓他們佔先，就意味著難以想像的破壞，以及對全世界其他各國人民的奴役。我們所以把這種武器交到美國和英國人民的手裏，因為我們把他們看作是全人類的信託者，是和平自由的戰士。但到目前為止，我們既沒有和平的保證，也沒有《大西洋憲章》所許諾的任何自由的保證。戰爭是贏得了，但和平卻還沒有。」
戰後混亂的國際秩序，新的軍事對抗，依然到處存在的社會不平等，特別是原子彈能否被理智地控制住，都引起了愛因斯坦巨大的關注。他像戰前一樣呼籲道；
「我們戰後世界的景象是不光明的。就我們這些物理學家來說，我們既不是政客，而且也決不願意干預政府，但我們知道一些為政客所不知道的事。而且我們覺得有責任明確告訴那些負責的人，並且提醒他們：沒有僥倖避免危險的出路；前面沒有時間讓我們慢吞吞地前進，而把必要的改變推到遙遙無期的未來；也沒有時間讓我們做討價還價的談判。形勢要求我們勇敢的行動，要求根本改變我們的整個態度，改變全部政治概念。但願那種促使阿爾夫雷德．諾貝爾設置巨額獎金的精神，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信賴的精神、寬大和友好的精神，在那些決定我們命運的人的心裡會佔優勢。要不然，人類文明將在劫難逃。」
可如今原子彈已握在美國統治集團手裏，他們能承諾不以原子武器威脅世界和平嗎？早在一九四○年，愛因斯坦就預感到自己給羅斯福的信是「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回憶」，儘管為了扼制希特勒而不得不如此。戰後幾年間，美國的「原子外交政策」以及以原子彈進行政治訛詐的行為不僅證實了愛因斯坦的擔憂，而且引起了他極大的憤慨。德國的知識份子曾卑鄙地容忍了希特勒，難道美國知識份子也要容忍那正在美國社會中蔓延的新法西斯主義嗎？
一九四六年初，美國擬定召開「全國科學家會議」，愛因斯坦提前寫了一封信，把自己的心裡話告訴美國科學家：
「我衷心感到欣慰，大多數科學家完全意識到他們作為學者和世界公民的責任，他們並沒有成為那種到處氾濫的威脅著我們和我們子孫的未來的歇斯底里的犧牲品。
「我們不應當允許對科學工作的發表和傳播有任何限制；這對於社會文化的發展非常有害。當美國應當承擔起建立國際安全的領導責任時，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毒害的威脅，使得它的政治態度發生了不好的變化，瞭解到這一點，實在令人毛骨悚然。
「如果政府一定要繼續堅持這條致命的路線，那麼我們科學家就應當拒絕聽從它的那些不義的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機構做靠山。有一種不成文的法律，那就是我們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它比任何可以在華盛頓制定出來的法案都要更加有束縛力得多。當然，我們還有這樣兩件最後的武器：不合作和罷工。」
愛因斯坦又一次以德國知識份子的例子告誡人們：
「我們有理由譴責德國知識份子，因為他們無條件地屈從於那個要不得的政府的控制。他們犯了罪，給他們懲罰，那是正確的，即使他們自稱他們是法律上被迫去幹的。我對我們自己的知識份子下決心避免類似的罪惡是抱有希望的；他們到現在為止所採取的態度證明我這種希望是有根據的。」
在呼籲科學家、知識份子為世界和平盡自己責任的同時，愛因斯坦還提出一個著名的口號：把原子彈的秘密交給一個世界政府看管。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愛因斯坦曾經把希望寄託在國際聯盟上。現在，他又把希望寄託在新成立的聯合國上。法西斯主義已經覆滅，滋生侵略戰爭的溫床已經剷除，他多年來熱烈嚮往的世界政府，似乎有了實現的可能。把聯合國來一番改組，不就成為世界政府了嗎？把軍隊交給世界政府，由它來維持國際秩序，和平不就有保障了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愛因斯坦在芝加哥舉行的「爭取世界聯邦政府學生大會」上演講道：
「我們要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在於創立一個能夠運用司法裁決來解決各個國家之間的衝突的世界政府。這種裁決必須以一個為各國政府都贊成的措辭精確的憲章為根據。只有世界政府才可以動用進攻性的武器。任何個人或國家，如果不同意把一切軍事力量都集中由超國家權力機構掌握，也不放棄以武力作為反對別國以保護自己利益的手段，那麼就不能認為是愛好和平的。」
一九四七年九月，在給聯合國大會的公開信中，愛因斯坦說：
「如果每個公民都認識到，在這原子時代，安全與和平的唯一保證是超國家政府的不斷發展，那麼他就會盡一切力量來加強聯合國。我認為世界上每一個有理性的和敢於負責的公民都必須知道他應當如何抉擇。
「為要達到最後目的——那是一個聯合的世界，而不是兩個敵對的世界——這樣一個局部性世界政府決不應當作為一種聯盟來反對世界的其餘部分。走向世界政府的唯一真正步驟就是世界政府本身。」
愛因斯坦的良苦用心再次得到仇恨的回報。右派在叫嚷：
「提防愛因斯坦呀！他是煽動家，是共產黨的奸細。他要把美國獨家掌握的原子彈秘密，通過世界政府洩露給俄國佬！」
左派的人則批評、攻擊他：
「把世界變成一個超民族的國家，就是企圖叫社會主義的蘇聯放棄獨立。提出世界政府的口號，就是替美帝國主義稱霸全球的野心縫製一塊遮羞布。」
愛因斯坦坦然地面對這一切，他仍然呼喊到：
「由於我們科學家可以決定悲劇重演，加劇屠殺手段的恐怖局面，我們肩負著神聖義務，必須全力制止為殘酷目的而發明武器去用於殘殺。什麼是我們更加重要的任務？我們心中所嚮往的社會目標又是什麼？」
是什麼？
一九四七年，愛因斯坦就明確地給予了回答：
「人類終於懂得，當前的任務是什麼，這就是尋求諒解，為的是實現各國人民間、不同信仰的各民族的徹底諒解。」
各國人民間的諒解，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間的和平共處，禁止核武器，並反對種種戰爭煽動，這一切成為愛因斯坦晚年思想活動、社會政治生活的中心。為了實現上述目標，愛因斯坦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可以說，一直到他離開這個世界的前幾天，他還為他所摯愛的人類獻上一份赤誠的心。這就是「羅素——愛因斯坦宣言」。
這個宣言原來的名稱叫《科學家要求廢止戰爭》，是由羅素起草的。羅素於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一日寫信給愛因斯坦討論此事，愛因斯坦於二月一六日回信表示贊同，並於三月二日寫信給玻爾，希望玻爾作為發起人，但玻爾拒絕了。一九五五年四月五日羅素把他擬的宣言草稿寄給愛因斯坦，四月十一日愛因斯坦在宣言上簽了名。兩天後愛因斯坦就患重病，四月十八日就逝世了。這篇宣言直到七月九日才由羅素在倫敦公開發表。當時在宣言上簽名的除了羅素和愛因斯坦外，還有美國的布立奇曼和繆勒；英國的泡威耳和羅特布拉特；法國的約里奧．居里；波蘭的英費爾德；日本的湯川秀樹。（羅素於一九五五年四月初同愛因斯坦商量擬邀請簽名的十五名科學家中有十人沒有簽名。）不久後，前聯邦德國的麥克斯．玻恩和美國的泡林也簽了名。這十二個人中，除了英費爾德和羅特布拉特外，其餘都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這個宣言發表時，羅素曾將其副本分送給美、蘇、中、英、法、加六國政府首腦。
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宣言就是愛因斯坦留給人類的寶貴遺言：
「在人類所面臨的悲劇性的情況下，我們覺得科學家應當集會對由這種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所引起的危險作出估計，並且按照所附草案的精神進行討論，以達成一項決議。
「我們此刻不是以這個或者那個國家，這個或者那個大陸，這種或者那種信仰的成員的資格來講話，而是人類，以其能否繼續生存已成為問題的人類成員資格來講話的。這個世界充滿著衝突；而使一切較小衝突相形見絀的則是共產主義同反共產主義之間的巨大鬥爭。
「幾乎每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