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逗留在比利時的時候，愛因斯坦接到一封信，是一位德國青年寫來的。信中說，有兩個比利時青年，佩戴著百分之二的徽章，拒絕服兵役而被捕了，所以請愛因斯坦出面向比利時政府交涉一下，釋放被捕青年。
愛因斯坦不知該怎麼辦了。他是當時著名的和平主義者，那所謂「百分之二」就是他自己提出來的，即只要百分之二的人拒服兵役，就可避免戰爭。可眼前，希特勒的戰爭叫囂已響徹雲霄。難道讓人們赤手空拳等待希特勒的武裝到牙齒的衝鋒隊嗎？
愛因斯坦還沒想好怎麼回信，又有一封沒有留下地址的簡訊，送到他手上。
信中有短短幾句話：
「親愛的教授：
有一件急事，第二小提琴手的丈夫想和你談談。」
這位第二小提琴手就是比利時王后伊莉莎白。她在出嫁前是巴伐利亞公主，和愛因斯坦有同鄉之誼。多年來，王后陛下是愛因斯坦的好朋友。愛因斯坦每次到比利時來，都要拜訪她。這位王后喜歡音樂，愛拉小提琴，她覺得愛因斯坦拉得比自己棒，就謙稱自己為「第二小提琴手。」
今天王后邀請愛因斯坦不是談音樂，而是談國家大事。王后的丈夫與愛因斯坦同名，也叫阿爾伯特。二十年前，阿爾伯特國王曾堅決抵抗過德國的入侵。現在比利時再次面對強鄰咄咄逼人的好戰叫囂，他正在考慮對策。國王向愛因斯坦說明了希特勒對比利時的威脅，以及比利時必要的備戰狀況。國王的意圖很明顯，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愛因斯坦是否對絕對的和平主義重新思考一下……
此時的愛因斯坦已不需國王的教育和開導了，柏林大街上的火與血、希特勒狂妄的戰爭叫囂、殘酷的集中營……難道還不是最好的教材嗎？這世界上的人，並不都像他自己那樣心地純潔而又善良；這世界上的事，也並不是都能用好心腸來解決的。對於希特勒這種以毀滅文明為己任的惡人，只能用惡辦法。野獸撲到你身上，要咬斷你的喉嚨，你能同它講什麼和平嗎？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愛因斯坦正式給比利時國王阿爾伯特寫了一封信，信中表明了他對於和平主義的重要改變，以及對於兩個比利時青年拒服兵役案件的態度。
信件內容如下：
陛下：
良心拒服兵役者的問題，經常出現在我的心頭。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它遠超過在我面前的這一特殊案件。
我已經表明，儘管我同反戰運動有密切關係，我將不干預此事，其理由是：
一．在由德國的事變所造成的目前的險惡情況下，比利時的武裝力量只能看作是防禦手段，而不是侵略工具。
而且現在，這種防禦力量時刻都是迫切需要的。
二．如果有誰要干預這案件，他就不配享受你們國家的款待。
但是我還是想冒昧地再講幾句。凡是因為宗教信仰和道義信念而不得不拒絕服兵役的人，都不應該當作罪犯來處理。至於他們這種拒服兵役，究竟是出於深摯的信念，還是並無那麼高尚的動機，對於這個問題，也不應當允許任何人隨意裁決。
在我看來，有一個比較嚴肅和比較有效的辦法，可用來考驗和利用這些人。應當給他們有機會選擇更加繁重和更加危險的工作來代替服兵役。如果他們的信仰是足夠深摯的，他們就會選擇這種行動；而這種人也許永遠不會很多。我想到下面這些工作是可以代替服兵役的：
礦山的某些勞動，船上給鍋爐加煤工作，在醫院的傳染病房或者精神病院的某些病房裏作護理，以及其他各種類似性質的服役。
凡是自願接受這種不給報酬的義務服役的人，總是具備出乎尋常的品德，確實應當受到重視，不僅是承認他是一個良心拒服兵役者。無疑地，他不應被當作罪犯。
如果比利時制定了這樣一種法律，或者只要確立這樣一種社會風尚，它就會成為走向真正人道主義的巨大進步。
致以誠摯的敬意！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愛因斯坦給那位替比利時青年說情的德國青年寫了回信，這封信是愛因斯坦和平主義發生重大轉變的產物。他在信中說：
「我要告訴您的，會使您大吃一驚。一直到最近，我們在歐洲的人還能認為個人反戰足以構成對軍國主義的一種有效反擊。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況。在歐洲的心臟有一個強大的德國，它顯然正以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推進戰爭，這給拉丁國家，尤其是比利時和法國造成了嚴重的威脅，迫使它們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武裝力量。就比利時來說，它是那麼小的一個國家，無論如何不致於濫用它的武裝部隊；可是它迫切需要它的部隊來誓死保衛它自己的生存。
試設想一下，如果比利時被今天的德國佔領了，事情會比一九一四年壞得多，而即使在那個時候，也已經是夠糟的了。因此我必須坦白地告訴您：如果我是比利時人，在目前情況下，我不會拒絕服兵役，相反地，我會高高興興地參加這種服役，因為我相信，這樣做我就是為拯救歐洲的文明效了勞。
「這並不意味著我放棄以前所堅持的原則。我的最大希望莫過於在不遠的將來，拒絕服兵役重新成一個為人類進步事業服務的有效方法。
「請您的朋友們注意這封信，尤其是目前在監獄裡的那兩位。」
這封公開信，在歐美兩洲引起了許多和平主義者的抗議。這些人還在沉睡之中，做著美麗的和平夢。他們譴責愛因斯坦背叛和平主義的原則。「良心拒服兵役者同盟保衛委員會」法國秘書由此寫給愛因斯坦一封侮辱性的信。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愛因斯坦寫了一封回信，信中說：
「幾年以前，在給阿達馬教授的信中，我以下面這樣一些話來替拒絕服兵役作辯護：『我承認對於非洲某些黑人部落說來，拒絕戰爭會引起最嚴重的危險；但對於歐洲的文明國家，那就完全不同了。……
「自從我作了這個聲明之後，我的觀點並沒有改變，但歐洲的情況改變了——它已經發展得很像非洲的情況了。只要德國堅持重新武裝，並且系統地教訓德國公民準備一場復仇戰爭，西歐各國不幸地就只好依賴軍事的防禦。的確，我甚至可以斷言，如果它是審慎的，它們就不應當不武裝起來而坐等別人攻擊。……它們必須作好充分準備。
「由於我像以往任何時候一樣，在心底裏厭惡暴力和軍國主義，我說上面這些話是很不樂意的，但我不能對現實熟視無睹。
「如果您能提出另外的辦法可以使現在還是自由的各個國家能夠保衛住他們自己，我當然願意洗耳恭聽。至於我，除非目前的危險局面被克服了，我想不出在軍事準備之外還有別的什麼辦法。但是，如果我們明白了確實沒有別的辦法，我們就應當老老實實地承認這一點。」
愛因斯坦的思想轉變了，和平的幻夢已經破滅。他挺身而出，告訴人民，只要法西斯主義統治著德國，就不會有和平。在這生死關頭，只有準備戰鬥，才有可能求生。希特勒已經在德國宣佈，他的納粹帝國將生存一千年。這個罪惡的「千年帝國」，只有用劍才能把它砍掉，用火把它摧毀。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美國芝加哥《政治》一個名叫阿林生的人，寫了一篇批評愛因斯坦改變和平主義者立場的文章，題為《愛因斯坦，請你為歐洲和平發言》，愛因斯坦寫了題為《和平主義的重新審查》一文，從現實角度呼籲人們丟掉幻想，準備與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作殊死的戰鬥。
文章發表在一九三五年《政治》月刊一月號上：
「阿林生先生以一種有禮貌的方式，把我置於被告席上。我對此感到高興，因為它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機會，來公開表述某些我覺得應當讓大家知道的見解。
「阿林生先生的指責，扼要而坦率地說來，是像這樣的：『一兩年以前你公開勸人家拒服兵役。而現在——儘管國際情況變得出乎意料的壞而且也更加尖銳——你卻默不作聲，更糟糕的是，你甚至撤銷了你以前的聲明。這是不是因為你的理解力，或者你的勇氣，或者可能兩者一起，在最近幾年事變的壓力下受到了挫折？如果不是，那麼請毫不遲疑地向我們表明，你仍然是我們正直的兄弟。』
「下面是我的回答。我深信這樣的原則：只有組織超國家的仲裁法庭才能真正解決和平問題。這種組織與目前日內瓦的國際聯盟不同，這個組織在它的許可權範圍之內擁有強制執行裁決的手段，它是一個具有常備軍事設施和員警部隊的國際法庭。這種信念，在大衛斯勳爵寫的《力量》一書裏有卓越的陳述，凡是嚴肅認真地關心這個人類基本問題的人，我都向他大力推薦這本書。
「從這一基本信念出發，凡是我認為能使人類更加接近超國家組織這一目標的任何方法，我都贊成。一直到幾年前，具有勇敢和自我犧牲的人拒絕從軍，就曾經是這樣的一種辦法，但是已不能再把它當作行動的方針來推薦了，至少對歐洲各國是如此。只要一些大國存在著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