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相對論爭論表現出來的反猶主義對愛因斯坦有很大刺激，並促使他與猶太復國主義有了接觸。起初在布拉格時，愛因斯坦剛一接近猶太知識份子，就斷然拒絕參與他們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活動。如今在柏林所受到的攻擊，迫使愛因斯坦改變了態度，開始以他在學術界的全部威望支援猶太復國主義的主張，以此來回擊對他使盡了威脅和利誘等無恥手段的德國排猶主義分子。當然，這不能說是愛因斯坦能作出的最好回答，但是看來他又無路可走。
當時，柏林的猶太人分為兩大派：一派主張猶太人和德國人同化，一派主張猶太人回到自己祖先居住過的巴勒斯坦，重建一個猶太國。在同化派和復國派內部又有許多小的派系。愛因斯坦對於這些派系之爭從來不感興趣。他認為人之所以高貴，是因為有思想，至於皮膚的顏色、鼻子的形狀，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一切民族都應該是平等的。民族主義是偏見，是一種原始的幼稚病。愛因斯坦從來都是反對一切種族主義的。
然而，柏林的現實卻不是這樣。從來到柏林的第一天起，愛因斯坦就強烈地感到，黃皮膚、黑頭髮的猶太人，在金髮碧眼的日爾曼人眼裏，不過是賤民，連末等公民都算不上。讀大學、找職業，處處都有或公開或隱蔽的歧視性條文。就連在大街上行走，也常常會遇到鄙夷的目光，聽到從牙齒縫裏擠出來的咒罵：
「猶太狗雜種！骯髒的豬！」
儘管許多有才幹的猶太人，在學術界、藝術界和金融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作為一個民族，猶太人又是何等的不幸。同胞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愛因斯坦越來越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猶太民族的一員。
愛因斯坦對猶太人命運的關心愈來愈多了。他開始認為對猶太人命運的關注與先前的超民族理想並不相互矛盾。一九一九年十月，愛因斯坦寫信給物理學家保爾．愛潑斯坦說：
「我們可以關心世界，同時也關心自己民族的人民。」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愛因斯坦寫信給埃倫費斯特，說：「這裡的反猶勢力十分強大，政治反動勢力也很兇猛。」
德國民族主義分子對剛從波蘭和俄國的惡運中逃脫出來的猶太人的迫害，使愛因斯坦無比激忿，而他自己在柏林、倫敦、巴黎、紐約親自感受到的世界性反猶浪潮，更嚴重地刺激了愛因斯坦的精神安寧。如在巴黎訪問時，有家報紙就公開說：
「沒有一個人理解愛因斯坦的理論，恐怕連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人們唯一清楚的是，在法國又多了一個猶太佬！」
愛因斯坦對自己民族的情感的變化使他開始積極參與猶太人的復國活動。他對居住在德國境內主張同化的猶太人十分不滿，他說：
「我已經從我的許多猶太朋友身上看到那種不講尊嚴的同化的渴望和努力，這常常使我惱火……。這些事件以及發生的類似事件喚醒了我的猶太民族的感情。」
愛因斯坦甚至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他說：
「我反對民族主義；但是我贊成猶太復國運動。一個人，如果有兩條手臂，他還總是叫嚷說沒有右臂，還要去找一條，那他就是沙文主義者。但是，一個人如果真的沒有右臂，那他就應當想辦法彌補這條失去的右臂。作為人類的一員，我反對民族主義；作為一個猶太人，從今天起，我支持猶太復國運動。」
一九二一年春天，猶太復國運動的領袖魏茨曼教授要到美國旅行，動員美國的猶太人大老闆掏腰包，資助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他邀請愛因斯坦同行。這是一個很精明的主意。愛因斯坦本不想去美國，但為了帶頭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來大學的計劃，籌措辦學的必要經費，他接受了美國人的邀請。在給索洛文的信中，愛因斯坦說：
「我根本不想去美國，這次去只是為了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在為建立耶路撒冷大學不得不到處乞討，而我也只好當一個化緣和尚和媒婆去跑跑。」
愛因斯坦不辱使命，幫助魏茨曼圓滿完成了任務。愛因斯坦自己也很滿意，在給朋友寫的信中，愛因斯坦寫了這樣的話：
「我度過兩個艱苦的月份，但是，能夠對猶太復國主義事業做出貢獻，並保證了大學的開辦，我感到十分滿意。美國的猶太醫生（大約六千人）特別熱心贊助，他們為醫學院籌集資金。
「美國是個很有趣的國家，儘管辦那麼多企業，做那麼多生意，還是比我所去過的國家要熱情些。我得像一條得了獎的牛那樣任人觀看，在數不清的大會小會上發表演說，做數不清的科學報告。我居然能堅持下來，真是個奇蹟。但是現在已經完成，我心裡有一種美好的感受，就是做了一件真正好事，我不顧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種種非議，勇敢地投身於猶太人的事業——我們的種族同胞多半是聰明有餘，而勇氣不足，對此我有確切的體會。」
一九二四年，愛因斯坦成為「柏林猶太教全體以色列人大會」的繳納會費的會員。儘管愛因斯坦沒有加入猶太復國主義的組織，但他認為猶太復國主義是為個人的尊嚴而鬥爭的最重要的形式。
有人曾對愛因斯坦的民族情感進行過分析，認為愛因斯坦獨特個性的形成原因有兩個：一是科學，再一個就是猶太人的民族情感。這個結論是否正確，似乎還可討論。但從二○年代後愛因斯坦對猶太人命運關注的情況來看，大概可以說，儘管他沒參加多少具體的猶太復國活動，卻又對猶太人問題思考了許多。有一段資料，目前尚不知愛因斯坦寫於何年，從內容來看，估計寫於二○年代至三○年代。在這段話中，愛因斯坦說：
「為知識而追求知識，幾乎狂熱地酷愛正義，以及要求個人獨立的願望——這些都是猶太人傳統的特徵，並使我為自己屬於它而感到慶幸。
「那些在今天猖狂地反對理性的理想和個人自由，並試圖依恃野蠻的暴力建立死氣沉沉的國家奴隸制的人，當然要把我們看作他們不共戴天的死敵。歷史給了我們艱鉅的任務；但只要我們仍然是真理、正義和自由的忠實勤務員，我們就不僅要繼續像現存的最古老的民族那樣生存下去，而且要像以前一樣，用創造性的工作所產生的成果為提高人類的精神境界而作出貢獻。」
顯然，愛因斯坦這裡對所謂猶太人傳統的解釋帶有強烈的個性化色彩，他對這個「傳統」引以為自豪，並把自己的創造個性融於其中，可見愛因斯坦對猶太傳統的癡迷。
還有一段寫作年代不詳的話，透示出愛因斯坦對猶太人性格的欣賞與自豪：
「在猶太復國主義的各種組織中有一個『勞動的巴勒斯坦』，它的工作，對於生活在那裏的人民中的最可尊重的階級是有直接利益的。那些人靠他們自己的雙手把沙漠變成繁榮的新村。這些勞動者是在自願的基礎上挑選出來的整個猶太民族中的精華，是一群堅強剛毅、滿懷信心的公正無私的優秀的人。他們並不是把自己雙手的勞動出賣給出最高價格的投標商人的那種愚昧無知的苦力，而是受過教育、智力上充滿活力的、自由的人。由於他們同荒蕪的土地作和平的鬥爭，使得整個猶太民族成為直接或者間接的受益者。只要盡我們的可能來減輕他們嚴酷的命運，我們就將拯救了最可尊重的一類人的生命；因為第一批移民要在還不適於居住的土地上定居下來，這場鬥爭是一個困難的和危險的事業，免不了會有個人的重大犧牲。只有親眼見到過的人，才能判斷這是多麼真實。誰幫助改進這些人的物質裝備，誰就是在關鍵時刻幫助了這個美好的事業。」
一九三○年十月下旬，倫敦猶太人組織了一次晚會，英國文豪蕭伯納與威爾斯應邀出席。愛因斯坦在晚會上作了長篇演講，題為「猶太共同體」。所謂猶太共同體的起源是，西元一三五年羅馬帝國鎮壓了猶太人兩次起義並徹底毀滅了耶路撒冷後，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形成的一種集體。後來散居在世界其他各地的猶太僑民集團常以此名冠之。愛因斯坦藉此題目對猶太人的過去與未來、痛苦與希望、現實與理想作了廣泛的論述，算得上是愛因斯坦思考猶太問題的代表作。文章中說：
「對我來說，要克服我的平靜思考生活的自然傾向，那是不容易的。但我不能置ORT和OZE＜註一＞的呼籲於之不理；因為回應這個呼籲，在我就像是回應我們痛受壓迫的猶太民族的呼籲。
「我們散佈在各處的猶太共同體的地位，對於政治界是一種道義的氣壓計。因為猶太民族既是無自衛力量的少數民族，而它的特點又在於保存古代的文化傳統，難道有什麼比各個民族對待這樣一個民族的態度更為可靠的政治道德和正義的指標嗎？
「從我們的處境來看，我們痛苦地知道這個氣壓目前是低的。但正是這種低氣壓，使我更加堅定這樣的信念：我們有責任來維持和鞏固我們的共同體。有一種對正義和理性的熱愛深留在猶太人傳統中，這必將對現在和將來一切民族的美德繼續發生作用。在近代，這個傳統已經產生了斯賓諾莎和卡爾．馬克思。
「誰要想維護精神，他也就要注意同精神聯在一起的身體健康。OZE社照字面說來是保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