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在少年時代就直覺般地厭惡德國，並堅決要放棄德國國籍。或許，他早就預感到德國是容納不了他的。一九一九年愛因斯坦名聲如日中天時，普魯士科學院院長斯頓夫在十月二十二日寫信給愛因斯坦，信中說：
「在你的引力理論獲得新的巨大成功之際，我向你表示最誠摯的祝賀，你現在一定很歡欣鼓舞，我們也分享你的快樂，德國在軍事政治上失敗之後，德國的科學能夠獲得勝利，這是我們的驕傲……」
德國很多人是抱著複雜矛盾的心情來看待愛因斯坦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利使德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這時，愛因斯坦巨大的聲名成了統治者利用的資本。他們想借愛因斯坦周遊世界的機會去宣傳德國，並為德國經濟復甦帶來好處。可不久之後，魏瑪共和國的統治者們終於發現，一位像愛因斯坦這樣有獨立人格的「和平使者」根本不適宜作資本輸出的開路人。相反，愛因斯坦在法國——德國人當時視之為不共戴天的敵人——發表的反戰言論，極大地刺激了德國民族主義分子。當時，一家頗有影響的報紙就發表評論說：
「無論如何，政府主管部門必須告誡他，對他這樣一個有職在身的德國公民來說，與法國人作學術親善，在時機上極不相宜。」
更有人到處叫嚷，怒斥愛因斯坦在昔日德國「西線」戰場的言論是「損害民族的尊嚴」，是「背叛祖國」。
其實，陰謀迫害愛因斯坦的事在德國是由來已久。一九二○年，有組織地針對具有民主思想的科學家的敵視行動第一次露頭了。二月份，柏林大學的右翼大學生在愛因斯坦講課時搗亂。愛因斯坦被迫中斷報告，忿然離開課堂。後來，學生會出面調停，對這次破壞表示歉意，請求愛因斯坦繼續講課，事情就這樣過去了。時隔不久，社會上又掀起更大規模的反對愛因斯坦、反對相對論的誣陷惡潮。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一個名叫「德國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的組織成立了，它的唯一宗旨就是攻擊愛因斯坦，搞臭相對論。它的成員是一些徹頭徹尾的反猶主義分子。這個組織的召集人叫魏蘭德。魏蘭德在學術界毫無名氣，甚至來自何方直到現在也弄不清。他靠來路不明的錢到處拉人寫文章攻擊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這個組織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勒納德教授。他本是德國著名的實驗物理學家，因為研究光電效應而獲得一九○五年度的諾貝爾獎金。正是在這一年，愛因斯坦發表了光量子論，對於勒納德的實驗結果作出了理論解釋。當時，在勒納德的心目中，愛因斯坦像神明一樣可敬。一九○九年，勒納德還給愛因斯坦寫過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稱愛因斯坦為「深刻的、有深遠影響的思想家」。但是時過境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勒納德投入反動派的懷抱，成了狂熱的德國至上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公開攻擊起愛因斯坦和相對論來。有了這個行家出來，魏蘭德的膽子就更大了。
也就是八月二十四日這天，「德國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在柏林交響樂廳召開反相對論大會，並恬不知恥地邀請愛因斯坦出席。第一個發言人譴責愛因斯坦剽竊別人的精神財富，攻擊愛因斯坦是搞「科學上的達達主義」，辱罵愛因斯坦是「到處叫賣的小販」。第二個發言的是柏林的物理學家，他妄圖從專業角度攻擊愛因斯坦，誣衊他的相對論是嘩眾取寵。當時，尚未得到驗證的孿生子佯謬，是攻擊愛因斯坦的主要炮彈。這次大會的政治背景是顯而易見的，大會剛剛結束，一個民族主義派的大學生就衝著愛因斯坦的座廂叫囂：
「早就該勒死這個臭猶太！」
愛因斯坦自始至終坐在包廂裏，泰然自若，冷眼看著這群小丑的表演。但正直的學者們坐不住了。
第二天，德國三位著名物理學家：馮．勞厄、能斯特和魯本斯聯名給柏林各大報發出一個聲明，聲明中說：
「我們不想在這裡來談論我們對於愛因斯坦產生相對論的那種淵博的、可以引為範例的腦力勞動的意見。驚人的成就已經取得，在將來的研究工作中當然還會有進一步的證明。此外，我們必須強調指出，愛因斯坦除了研究相對論，他的工作已經保證他在科學史上有一個永久性的地位。在這方面，他不僅對於柏林的科學生活，而且對於整個德國的科學生活的影響大概都不是估計得過高的。任何有幸親近愛因斯坦的人都知道，在尊重別人的文化價值上，在為人的謙遜上，以及在對一切嘩眾取寵的厭惡上，從來沒有人能超過他。」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愛因斯坦本人在《柏林日報》也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帶有諷刺意味的《我對反相對論公司的答覆》，作為對交響樂廳大會的回敬：
「在『德國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這個冠冕堂皇的名稱下，產生了一個雜七雜八的團體，它的眼前的目標是要在非物理學家的心目中貶低相對論及其創建者我本人。
「魏蘭德和蓋爾克兩位先生最近在（柏林）音樂廳就此作了他們的第一次演講。我本人也在場。我非常清楚地知道，這兩位演講者都不值得用我的筆去回答，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主使他們這個企業的動機並不是追求真理的願望。（要是我是一個德國國民，不管有沒有D字裝飾，而不是一個有自由主義和國際主義傾向的猶太人，那麼，……）因此，我所以要答覆，僅僅是由於一些好心人的勸說，認為應當把我的觀點發表出來。
「首先我必須指出，就我所知，簡直沒有一位在理論物理學中做出一點有價值的成績的科學家，會不承認整個相對論是合乎邏輯地建立起來的，並且是符合於那些迄今已判明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的。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我可奉出H丁頓，德比傑，郎之萬，勒維．契維塔——都堅定地支持這理論，而且他們自己也對它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在有國際聲望的物理學家中間，直言不諱地反對相對論的，我只能舉出勒納德的名字來。作為一位精通實驗物理學的大師，我欽佩勒納德；但是他在理論物理學中從未幹過一點事，而且他反對廣義相對論的意見如此膚淺，以至到目前為止我都不認為有必要給它們詳細回答。我現在打算糾正這種疏忽。
「我厭惡為相對論大叫大嚷，這竟被他們用來作為反對我的理由。我可以老實地說，在我的全部生活中，我都是支持合理的論據和真理的。誇張的言辭使我感到肉麻，不管這些言辭是關於相對論的還是關於別的東西的。我自己時常拿這樣的事來開玩笑，然後又回過來嘲笑自己。可是，我樂意藉此機會給反相對論公司的大人先生們奉獻禮物。
……
「最後，我注意到，在瑙海姆的科學家集會上，由於我的建議，已經安排了關於相對論的討論。任何想反對的人，都可以到那裏去進行反對，把他的意見向一個適當的科學家集會提出來。」
愛因斯坦的憤怒引起官方的恐慌。好不容易有個愛因斯坦出來為德國人支撐門面，讓世人改變一下對德國不好的印象，再說世界各國都奉愛因斯坦為神明，可德國人自己卻咒罵他，這多少都說不過去了。九月六日，德國文化部長親自寫信給愛因斯坦，對八月二十四日的事件表示深深的歉意。
愛因斯坦的許多朋友看到他發表在《柏林日報》上的文章後，非常震驚。有些朋友認為愛因斯坦的反應過於激烈，有損於愛因斯坦的學者風範和昔日公眾心目中的超脫形象。就連遠在荷蘭的埃倫費斯特也從萊頓寫信來，說：
「我的妻子和我都絕對無法相信你自己竟會在《我的答覆》這篇東西裏寫下哪怕最少幾個字。
「我們一分鐘也不能忘懷，你一定是為一種特別無禮的方式所激怒，我們也忘懷不了，你在那邊是生活在一種不正常的道德風氣裏；儘管如此，但是這個答覆還是含有某些完全是非愛因斯坦的反應。我們可以用鉛筆把它們一一劃出來。如果你真是用你自己的手把它們寫下來，那就證明了這些該死的豬玀終於已經成功地損害了你的靈魂，這對我們來說是多麼可怕呀。」
對埃倫費斯特的委婉看法，愛因斯坦並不贊成，他在九月十日給埃倫費斯特的回信中作了這樣的解釋：
「只要我還想留在柏林，我就不得不這樣做，因為在這裡每個小孩都從照片上認得我。如果一個人是民主主義者，他就得承認有要求公開發表意見的權利。」
九月三日，索末菲憂心忡忡地寫信給愛因斯坦，一是對迫害愛因斯坦的事件表示憤怒，二是向愛因斯坦呼籲，在德國處於困難的時候，請他不要離開德國。
索末菲說：
「作為人和物理學會主席，我懷著真正的憤怒密切注視著柏林迫害您的事件。勸告沃爾夫．海德堡無濟於事，他可能已經插手這件事，像他當時寫信告訴您的那樣，他的名字純粹是被濫用了。勒納德的情況大概也一定是如此。韋蘭．蓋爾克之流才是地道的這路貨色。
「今天我已經同普朗克商議了科學家協會所應當採取的行動。我們要建議該協會的主席、我的同事馮．米勒提出強烈抗議，反對『科學的』煽動家的勾當，並且公開表明對您表示信任。這不應當是對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