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愛因斯坦的政治信念看，他屬於德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左翼，堅決反對威廉君主政體。他對德意志軍國主義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崩潰，以及德國共和國誕生感到由衷高興。一九一八年秋天，德國爆發了士兵起義和工人罷工，前線也開始崩潰。十一月九日，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倉遑出逃。德意志共和國成立了。
十一月九日的「革命」，愛因斯坦親眼見到了。那天，愛因斯坦本來要到柏林大學去講相對論。他上午出門，滿街都是罷工工人和起義士兵，擠得水泄不通。大學生們興高采烈地大聲叫感著：
「罷課了！革命了！」
「自由萬歲！共和國萬歲！」
愛因斯坦從水洩不通的大街折回家後，就在密密麻麻、滿是公式的講稿下邊，寫下一行快樂的小字：
「十一月九日，因革命停課。」
十一月十日，愛因斯坦給居住在瑞士的母親寫信說：他第一次在柏林感到心情舒暢。失敗，德國軍事上的失敗卻創造了政治上的奇蹟。愛因斯坦對德國共和國寄予了無限的希望。
當時，愛因斯坦對「獨立社會民主黨人」的主張十分同情。他的政敵們甚至把他看作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黨員。這當然不符合事實，據愛因斯坦宣稱，他從未參加過任何政黨。至於有報導說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出席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集會，還參加討論，這倒完全可能。
四年的血腥殘殺終於結束了。可是戰爭的結局是德國的投降。賠款割地，喪權辱國，許多德國人垂頭喪氣。全國上下一片悲觀失望的情緒，加之寒冷與饑餓，共和國面臨著嚴重的困難。從蘇黎世和萊頓發來熱情的邀請，請愛因斯坦離開飽經戰爭創傷的德國，到中立國瑞士和荷蘭去，那裏有豐厚的報酬和安樂的生活在等待他。但是當年痛恨德國、不願做頭等強國德意志公民的愛因斯坦，這時卻眷戀起戰敗的祖國來了。一九一九年九月，愛因斯坦給埃倫費斯特寫信說：
「我答應普朗克，決不背棄柏林……我在政治上的希望正在實現，如果不必要地出走，這將是小人行徑……在大家感到屈辱的時刻，離開那些對我有深情厚誼的人們，將使他們加倍地痛苦。」
但愛因斯坦過於天真了。他以為有了一個共和國的形式，他所期望的和平、民主、自由和社會主義，就有了切實的保障。不久之後，愛因斯坦再次陷入失望之中。在給埃倫費斯特的信中，他說：
「異常的平靜在這裡又恢復了，但仍然存在著十分尖銳的對立。整個城市籠罩著軍人的飛揚跋扈和對他們的不滿，還有困苦和饑餓。嬰兒的死亡率高得驚人。誰也不清楚，我們在政治上的趨向如何。國家已經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由於共和國的領袖們向反動派投降，且與他們同流合污。反動派則得寸進尺，步步進逼。戰爭結束後只過了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德國陸軍總司令的興登堡元帥就反攻倒算，宣稱德軍吃敗仗，是因為「背後中了暗劍」。反動派編造這個神話矇騙人民群眾，把戰爭失敗歸罪於所謂「十一月罪人」的出賣。他們叫囂要清算「十一月罪人」。
一九二二年六月，極右翼分子謀刺那位自作主張宣佈共和國成立的前總理謝德曼。幾天之後，外交部長臘特瑙在柏林郊區的馬路上遇刺殞命。這位才華出眾的部長也是猶太人。他是愛因斯坦的好朋友。柏林城裏一時謠言四起，說暗殺團黑名單上，下一個就是愛因斯坦。因為反動派所謂「十一月罪人」包括和平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猶太人，而愛因斯坦是身兼三者。他的名聲越來越大，時常被推上德國和世界的政治舞臺，這更引起了黑幫們的瘋狂仇恨。
一九二二年七月六日，愛因斯坦從基爾寫信給普朗克說：
「多方面警告我，最近不要在柏林逗留，特別要我無論如何不要在德國公開露面，因為我是那些謀殺行動策劃者——民族主義分子的眼中釘。」
十天後，愛因斯坦從柏林向他的朋友索洛文函告說：
「自從臘特瑙慘遭殺害後，這裡動盪不安。我還不斷被警告，棄卻教席，迴避公開場合。這確實有道理，因為排猶主義惡勢力十分猖獗。」
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面對魏瑪共和國的專制統治和民族主義思潮的氾濫，愛因斯坦反而增加了對社會主義的同情。二○年代初以後，他與社會主義者、資產階級左翼政治家和人文科學家蔡特金、豪夫曼、科爾維茨、摩伊斯、格勒茨、曼西茨維克共同簽署了許多有關政治和人道主義的宣言及聲明。
一九二三年，愛因斯坦參加了剛剛成立的「新俄國朋友會」，也是最熱心的成員之一。該組織的宗旨是促進德國和蘇聯各族人民間的諒解，進而推動兩國文化交流的進一步發展。從圖片資料可以看到，這位物理學家與蘇聯政治家、人民委員盧那察爾斯基及蘇聯學者、礦物學家、地球化學家菲爾斯曼，都參與了該會的活動及促進該會的發展。
早在一九二一年初的時候，一位身穿皮大衣的客人來找愛因斯坦。他是從遙遠的北方來的。是列寧派到柏林的文化使者菲德斯曼教授。他告訴愛因斯坦，年輕的蘇維埃俄國即將出版第一批科學技術書籍，其中就有關於相對論的書。愛因斯坦握住菲德斯曼教授的手說：
「請替我問候列寧！」
愛因斯坦知道，俄國人正在受凍挨餓，他們需要最具體的東西——麵包、靴子……，可是這些無產者、理想主義的革命家，卻對空間時間這類最抽象的問題也感興趣。他們的心胸多麼寬廣，眼光多麼遠大！愛因斯坦感動地對來訪者說道：
「你們偉大的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對全世界有決定性意義。誰都應該幫助你們。」
愛因斯坦一直用行動幫助蘇聯。當時蘇聯派到德國來學習的留學生、科學工作者時常受到冷落歧視，但是在愛因斯坦的教室、工作室和家裏，卻總受到熱情的接待。
對於俄國人民，愛因斯坦總是情誼滿懷。二○年代，他在柏林經常與蘇聯知識份子交往，他們當中有的還是共產黨員。此外，他還資助德國共產黨建立和領導的「婦救會」，聲援因政治案件被關押的工人黨黨員及其家屬。後來，共產黨員和社會黨人也邀請這位進步學者在簡稱「馬校」的馬克思主義工人學校作過報告，這表明無產階級也十分尊敬愛因斯坦。一九三○年，愛因斯坦在柏林北城一所學校裏給在那裏學習的勞苦民眾講解相對論的基本思想，並與工人們一起暢談哲學和政治問題。
一九二四年，德國電機工程師奧爾格．阿爾科給愛因斯坦寫了一封信。阿爾科當時是一個德蘇友好團體「文化技術東方協會」的理事。他代表這個團體寫信給愛因斯坦，聘請他為這個團體的理事，並且邀請他一道去蘇聯訪問。為此，愛因斯坦留下了一份覆信：
「我高興地向您致以最熱烈的問候。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們親切的邀請，同你們一道訪問莫斯科。在這個時候我不敢中斷科學工作，因而我現在不能出外旅行。
「請允許我趁此機會表示，你們的努力使我很感高興。你們不顧當前的政治鬥爭，重建橫跨國界的廣泛文化紐帶。我為自己成為你們理事會的一員而感到榮幸，我祝願你們這個團體取得最大的成功。」
當然，愛因斯坦還不能算作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就像他一直對無產階級專政持保留態度一樣。愛因斯坦更熱衷的是動員一切知識份子，為反對民族沙文主義而鬥爭，為爭取社會公正，實現世界和平而鬥爭。反對暴力、反對戰爭，幾乎是愛因斯坦關於社會問題最基本的信念，所以有人說愛因斯坦的和平主義立場是直覺的。一九二○年，愛因斯坦在一次談話中說過：
「我的和平主義是一種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著我是因為，殺人是邪惡的。我的態度不是從某種思辨理論出發的，而是基於對任何一種形式的殘暴與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我能給這種反應以合理的解釋，但這似乎是一種事後的推斷而已。」
一九二二年，愛因斯坦接受國際聯盟秘書長的邀請，答應參加國際聯盟內的一個「國際知識份子合作委員會」。他也弄不大清這個委員會到底要幹些什麼事，不過聽說是為了和平事業進行國際合作，委員名單上又有洛倫茲、居里夫人這些崇高的名字，就欣然應允了。他在回覆秘書長的信中說：
「雖然我應當指出，這個委員會的活動性質我不清楚，我仍認為我有義務響應它的號召，因為在此時此刻無論誰都不應拒絕參加到旨在實現知識界合作所作的努力中去。」
在知識份子合作委員會中，愛因斯坦接觸到各種政治傾向，它們促使他從純直覺的敵視一切殘暴的和平主義，轉變到為反對戰爭而鬥爭的明確立場。
一九二三年一月，法國政府拒絕服從關於德國戰爭賠款支付問題的仲裁，並且出兵佔領德國的魯爾區。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當愛因斯坦結束了對亞洲和西班牙的訪問以後不久，就發表了一個退出「國際知識份子合作委員會」的措辭強硬的聲明：
「我已深信，國際聯盟既不具備為達到它的目的所必需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