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夏天，兩位年過半百的、德高望重的權威學者，風塵僕僕地從柏林來到蘇黎世。這兩個學者一個是普朗克，一個是能斯特。
普朗克是量子論的天才創始人，也是一個具有廣泛科學興趣和敏銳直覺的物理學家，他還是高度評價相對論的內在嚴整和諧的第一人。他理解到或者說感覺到愛因斯坦的理論將長期決定物理學的研究方向，這些研究將帶來不能預先確定的、但對科學和文化的所有領域無疑是重大的成果。普朗克使用了他在科學院院士中無可爭議的權威，不只是科學上的，還有道德上的權威，全力讚譽著愛因斯坦。普朗克出身貴族、循規蹈矩、舉止文雅沉著、姿態端莊，在柏林官場以及德意志年輕軍官中都廣泛受到敬仰。
能斯特更是一個政治型的大學者。一方面，他是二十世紀最大的化學家之一，另一方面，他又特別感興趣於德意志民族的對外擴張。有人說能斯特是一個具有驚人的積極性和能量的人，是一個天生的組織家，一位深邃的和獨創的思想家。
這兩個大學者，來蘇黎世幹什麼？
觀光？旅遊？都不是，他們是帶著德意志的使命來拜訪愛因斯坦的。
當時的德國，專門的國家的科學機構，或由政府倡議，私人投資建立，不斷的湧現。在這些機構中，理論研究應當帶來毫無疑問的，但預先不可能確定的，實際效果。為了從英國那裏奪取科技和工業發展的優勢，以「鐵血政策」重新劃分市場、原料產地、投資場所，日爾曼帝國特別強烈地希望使理論思維的實力集中於增強工業和軍事競爭的勢力。
金融龍頭衷心地支持日爾曼皇帝的計劃，宣佈建立以受過加冕禮的倡議者的名字命名的協會和研究所。「威廉皇家協會」應該是由銀行家和工業家們組成的，他們對研究所提供資助。給他們中的每一個人授予元老稱號、特製的長袍，和參加有皇帝出席的隆重午宴的權利。在德意志為上的德國人心目中，有誰會反對這種前途呢？
威廉皇家研究所準備吸收最優秀的科學家們參加，他們可以獲得比較優厚的酬勞，沒有教學任務，有權進行任何個人感興趣的研究。設想這些研究，將會帶來累累碩果不是沒有根據的。
挑選學者的具體工作就由普朗克和能斯特負責。普朗克和能斯特聯名向上司報告：只有把愛因斯坦請來，柏林才能成為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物理學研究中心。
這是一種需要勇氣的非凡眼力。
在德國人眼裏，愛因斯坦無疑是個「怪人」。年紀小小時就毅然放棄自己的出生之地，不做德國人。忠君、愛國、英勇、服從，這些德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品德，常常受到他的嘲笑，他把這些東西叫做愚蠢和盲目。顯然，要把這樣一個「怪人」拉回到德國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該要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才行。
普朗克、能斯特放出的「釣鉺」是誘人的：
第一，請愛因斯坦擔任正在籌建中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長。這個建議似乎很奇怪。隨便誰來領導一個研究機構，恐怕都比這位心不在焉、思想常在雲端翱翔的愛因斯坦教授強。可是不要緊，所長是代表地位和榮譽。他如果高興，可以出些主意，如果不高興，也可以撒手不管，日常事務自有常務秘書辦得妥妥貼貼。
第二，選愛因斯坦當普魯士科學院院士。一般院士是沒有薪水的榮譽頭銜，但愛因斯坦就任的是實任院士，年薪一千二百馬克。
第三，聘愛因斯坦為柏林大學教授。愛因斯坦教授有授課的權利，只要他有興趣，但卻沒有講課的義務。講多講少，講課的內容和時間，均由他自便。大學裡的一切事務，他可一概不必過問。
這個一攬子方案，真不愧是網羅愛因斯坦的妙計。它是普朗克的浪漫主義，和能斯特的實幹精神合作的產物。
他們算是摸透了愛因斯坦的心思，愛因斯坦不能不動心了。
在這個世界上，還企求什麼呢？安定的生活環境，良好的工作條件，充裕的研究時間，不受任何束縛和干擾，全心全意進行相對論研究，實在是巨大的誘惑。
可是接受在柏林的工作，愛因斯坦的內心並不是坦然的。
在他看來，移居普魯士首府，這個德意志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老窩，像是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信念。中學時代，他離開出生地，就是企圖從那時起能放棄德國國籍，以便與軍事操練和「黷武氣息」一刀兩斷。可現在難道還要返回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大本營，去安家定居？甚至還要去當普魯士皇家機構的官員？
再說米列娃怎麼辦呢？雖說此時兩人關係緊張，但米列娃畢竟還是自己的妻子。德國人看不起斯拉夫人，斯拉夫人也不喜歡德國人。柏林那種匆忙和刻板的生活，米列娃是永遠不會喜歡的。
還有一點，愛因斯坦此時對自己的創造性有了一種隱隱的憂慮。他曾對蘇黎世的摯友說過：
「柏林的先生們把我當成豢養的產卵雞，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還能不能下蛋！」
愛因斯坦陷入了猶疑不定之中。
「你的出生之地，你真正的祖國在等待著你！」普朗克以他自以為最神聖的感情勸說著愛因斯坦。
「可是，我是個和平主義者，」愛因斯坦說，「德國真的會歡迎我嗎？」
「德國歡迎的是物理學家，相對論的創立者……」能斯特的政治家風度與外交辭令恰到好處。
「但是，」愛因斯坦打斷他們的話，笑著說：「這算得了什麼呢？相對論是算不了什麼的。朗之萬說過，全世界只有十二個人懂相對論。」
「這一點我們同意。可是，在這十二個人裏，倒有八個在柏林呢！」普朗克、能斯特自負地大笑起來。
愛因斯坦也笑了。確實，柏林是當時自然科學研究的中心。一流的設施，一流的人才，確實是研究與推廣相對論的最佳地點。
「這樣吧，」愛因斯坦面對難題時的幽默又表現出來了：「你們二位先生先去玩幾天，等你們再回蘇黎世，我到車站來接你們。」
普朗克與能斯特完全迷惑了。
「要是我手裏拿一束白玫瑰花，就是『不去柏林』；要是拿一束紅玫瑰花，就是『去柏林』。」
愛因斯坦作出了一個浪漫的決定。
當普朗克、能斯特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從郊外返回蘇黎世火車站時，一束紅玫瑰花在愛因斯坦手裏盛開著，他們的心放下了。
柏林科學院早已盼望愛因斯坦了。一九一一年，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物理化學創始人范特霍夫逝世後，柏林科學院就想物色一位繼承人擔任常務院士。當年老力衰的倫琴謝絕接受這個職務後，柏林科學院想到的人選就是愛因斯坦。一九一三年七月十日，在普魯士皇家科學院學部全會上，愛因斯坦以四十四票對二票，榮膺為正式院士。在由普朗克、能斯特、盧本斯和瓦爾堡簽署的推薦書上寫道：
「簽名人十分明白，他們為這麼年輕的學者呈請科學院正式院士的任職，是異乎尋常的。然而他們認為，由於他本人的非凡成就，足以證明他符合院士條件，從科學院本身的利益出發，也要求盡可能為這樣的特殊人物提供應選機會，儘管推薦人對被推薦人的未來無法作出擔保，但他們根據被薦人現在已經取得的學術成就，都能滿懷信心地認為，他完全符合國家最有聲望的科學機構院士的條件。推薦人進而堅信，對於愛因斯坦進入柏林科學院，整個物理學界將會認為，這是科學院的一項特別重大的收益。」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選舉得以確認。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七日，愛因斯坦在從蘇黎世給柏林科學院的信中寫道：
「對於您們選舉我擔任貴院正式院士，我表示由衷感謝。我謹此聲明，接受這一選舉。並深深感謝您們，使我在你們中間獲得一個職位，從而使我擺脫職業的負擔，能夠全心全意獻身於科學工作。當我一想到自己每天思想上暴露出來的弱點，就會對這一崇高褒獎顯露出惴惴不安的心情。但是，有一種想法促使我鼓起接受這次選舉的勇氣，那就是對一個人來說，所期望的不是別的，而僅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獻身於一種美好事業。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覺得自己還是能勝任的。」愛因斯坦在一九一四年四月去了柏林，並且在柏林一直定居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遺憾的是，米列娃沒有，她從此沒有再跟隨愛因斯坦了，他們分居了，一個家庭終於破裂了。
在柏林，愛因斯坦立刻被一家重要德國時報《沃西奇日報》的編輯們包圍了，編輯們要愛因斯坦向讀者解釋相對論。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愛因斯坦第一次在德國報紙上發表文章，題名《關於相對論原理》。這篇文章深入淺出地介紹了狹義相對論。最後一段用疑問句開頭：「上面所概述的狹義相對論是本質上完整的理論呢？還是僅僅代表了深遠發展的第一步呢？」愛因斯坦告訴讀者，他認為第二句是對的，但他同時坦率地告訴大家：
「關於這一點，即使是懂得相對論的物理學家，他們的觀點，依然是有分歧的。」
對於相對論的前景的歧議，是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