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十月之後不久，愛因斯坦的學術生涯就開始了。
在此前兩年，已在物理學界嶄露頭角的愛因斯坦仍生活在平凡的圈子裏。
每天上午九時準時到達專利局，那不得不捱過去的八小時是全家人的經濟來源。下班以後，他還得聽妻子愈來愈頻繁的絮叨和抱怨，生煤爐，或帶著兒子到阿勒河的河濱散步。河水靜靜地流去，日子單調得令人發狂。已一頭撞開物理學新紀元大門的愛因斯坦，面對無法改變的生活現實，也一籌莫展。
在相對論幾篇論文發表後的日子裡，愛因斯坦曾在給索洛文的信中發過這樣的牢騷：
「……我快到不能動彈、無所建樹，似乎到了只能對年輕人的革命精神發發牢騷的年紀了。」
上帝太不公平了！
不過好事也還是有的。
一九○六年四月一日，愛因斯坦在專利局幹了十九個月後，終於升了一級，成了聯邦專利局的二級技術員，工資也漲到每年四千五百法郎。哈勒局長相當不錯，他按自己的職業眼光欣賞著愛因斯坦的能力，並在給上司的報告中，極力表揚愛因斯坦克盡職守，成績優異，並說他工作之餘堅持學習，獲得了博士學位。
可惜，哈勒先生不懂相對論，他以為博士頭銜，遠遠勝過愛因斯坦發表的有關物理學的文章。所以，在給上司的報告中，他對這些文章隻字未提。
對於愛因斯坦來說，博士、晉級、工資除了養家糊口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他只需要一個可以全身心研究相對論的環境。
當然，也有認識愛因斯坦價值的人！
物理學領域中讀懂了相對論的人，都在探聽《物理學紀事》上的愛因斯坦究竟是何人？又處在何方？
聽說愛因斯坦在伯爾尼。尋找愛因斯坦的人，很自然就犯下一個可以理解的錯誤：愛因斯坦，這位相對論的創立者，一定是伯爾尼大學的教授。
勞厄，這個後來也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當時還很年輕，正在做普朗克的助手。剛到柏林大學，普朗克就講了相對論，他沒聽懂，卻知道了相對論的重要意義。他打定主意，一放假就去伯爾尼大學向「愛因斯坦教授」求教。
伯爾尼大學沒有愛因斯坦教授，伯爾尼專利局裏倒有一位愛因斯坦公務員，勞厄愣了。
趕到專利局，勞厄一頭撞上一個年輕人，在走廊裏來回踱步：一件格子襯衫，領子半豎半躺，頭髮亂得像團草，一撇不加修飾的小黑鬍子，隨意地臥在上唇邊。
專利局的走廊上空蕩蕩的。勞厄只好拉住眼前這位夢游般的先生。
「愛因斯坦博士在哪裡辦公？」勞厄問。
夢遊人半天才領悟這句話的含義，大眼睛裡泛出柔和的歉意。
「對不起，在下正是。」
勞厄驚訝了，但很快就笑了。相對論的創立者應該是這樣的人。
幾分鐘後，一對同齡人在一家小餐館的桌旁坐了下來，開始了他們的終身友誼。
勞布到伯爾尼拜會愛因斯坦的場面更有趣。當時，愛因斯坦正跪在地上生煤爐，聽說勞布請教物理學問題，他攤開兩隻烏黑的手，天生的幽默感又來了：
「你看，我和人談輻射，可是這個倒楣爐子，就怎麼也輻射不出熱來。」
伯爾尼對物理學家們產生了吸引力。連普朗克教授也打算到伯爾尼來。一九○七年七月六日，他寫信給愛因斯坦：
「明年我可能到瑞士度假。雖然還很遙遠，可是想到能和你會面，心裡很高興。」
此時，上帝也睜開了眼睛。
一個百年難遇的天才難道就讓他這一輩子當個平凡的公務員嗎？
一九○七年，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的克萊納教授寫信給愛因斯坦，建議他向伯爾尼大學申請「編外講師」的職位，然後再申請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的教授職位。因為按當時的規定，先要當一段時間沒有薪水的「編外講師」，才能被任命為教授。
所謂編外講師不是教師職位，大學或其他任何官方機關不發給薪金。成為編外講師只是說有資格在受聘的大學裡講課。唯一的報酬是每門課程聽課的人所付的極少的聽課費。那時常有人說，只有本身富有的人，或者與富人聯姻的人，才可以考慮以大學任教為職業。這兩者愛因斯坦都不具備，也許這就是他雖然早就想謀求這種職位，而又未積極行動的原因吧。
不過，到了一九○七年，他終於決定，在專利局工作的同時，提出到大學任教的申請。六月十七日，他寄了一封信給伯爾尼州當局，內附他的博士論文，以及已經發表的十七篇論文的副本、所學的全部課程簡介。討論這件事時，有幾位教師發言表示贊同，但是實驗物理學教授表示反對。不知什麼原因，愛因斯坦忘記按照要求，隨申請一道寄去一篇授課資格的文章，即還不曾發表過的科學文章。愛因斯坦的申請被否決了，整個事也就耽擱下來。一向豁達的愛因斯坦不知怎麼突然急了，在大學吃了閉門羹後，竟又為中學教師的職務奔波了。
他給溫德都爾技術學校寫信，給州立蘇黎世中學寫信。當時在瑞士、法國等歐洲國家，中學教師社會地位比較高，也稱為「教授」。愛因斯坦大概想以中學為跳板，沖進大學裡去。不懂世故的愛因斯坦，接二連三地寫信請教格羅斯曼和勞布，問他們求職的人，應不應該上門拜訪校長呢？是不是應該當面向校長陳述自己的教書才能和優良品格呢？
一九○八年一月，在給格羅斯曼的信中說：
「我可不可以到您那兒去，口頭說明我作為教師和公民的值得稱讚的人格？或許我不會給人以壞印象吧？我如果在那種情況下，吹捧自己的科學論文有意義嗎？」
或許他再也沒有申請，或許他又遭到拒絕，反正到中學求職的事又不了了之。
忽然，在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愛因斯坦收到一封信，通知他的申請被伯爾尼大學接受了，並授與他教課的權利。
愛因斯坦終於成了學術界的一員。
專利局的工作迫使愛因斯坦只能在零星時間裡講課。
一九○八年夏季學期，每星期六和每星期二的上午，七點到八點，他給三位朋友，包括貝索在內，講熱運動論。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課程是在一九○八—一九○九年的冬季學期。每星期三晚上，從六點到七點，向四位聽者講課。
當時，愛因斯坦的妹妹瑪雅正好來伯爾尼寫學位論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樣上課的。她鼓足勇氣跑去問看門人：
「愛因斯坦博士在哪個教室上課？」
看門人把這位衣著整潔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問她是博士的什麼人。她說是妹妹。看門人「喲」了一聲，說：
「原來那個俄國人就是你哥哥呀！他們一共只有五個人，在三樓。」
那位看門人之所以把愛因斯坦叫做俄國人，是因為猶太人窮的多，東方來的猶太人尤其窮，俄國是最東方了，所以他看到愛因斯坦永遠是一套臃腫的、說不清什麼顏色的舊格子衣服，就斷定他是俄國佬。
上課的人數，看門人還說多了，其實只四個人：講師先生、兩個二十歲上下的大學生、加上滿臉大鬍子的貝索。他們都騎在課桌上，嘴裡叼著煙斗、雪茄，比手劃腳，你一言我一語，爭論得熱火朝天。這是瑪雅從三樓那間小教室的門縫裏親眼看到的情景。
有一次，克萊納教授也到伯爾尼來看看自己推薦的人是怎樣上課的。他出其不意地出現在教室裏，講師先生當然只好回到黑板跟前去了。他出神地站在那裏，沉默了好久。他拿起黑板擦，擦掉黑板上的一行公式，又寫下一行公式。愛因斯坦對他僅有的幾個聽眾說，中間的幾步運算不寫了，因為很抱歉，這兩天正在想一個有趣的問題，所以把這幾步忘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推導一下，結論肯定是不會出錯的。
克萊納驚呆了，雖然他早知道愛因斯坦與眾不同的個性。但這畢竟與學府風範相去太遠了，他不得不告誡愛因斯坦：
第一，要注意高等學府的禮儀；
第二，要注意講課的條理性和系統性；
第三，……
…………
愛因斯坦那雙棕色眼睛裡全是困惑，他不懂。克萊納擺擺手，說：
「算了，回家吧！」
克萊納深知以常規來衡量愛因斯坦是行不通的，天才的個性總是難以理解的。
一九○九年七月，愛因斯坦第一次獲得學術榮譽——日內瓦大學授與他名譽博士稱號，並邀請他出席這所加爾文創立的大學的三百五十周年慶祝會。慶祝盛典的蒞臨者們後來回憶起，愛因斯坦的草帽和普通的西服，在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的繡花燕尾服、英國紳士的中世紀長袍，以及來自整個地球二百多名代表的各式各樣的名貴裝束中，他太普通了。
九月，他又到薩爾斯堡參加「德國自然科學家和醫生協會」第八十一屆年會。這是他第一次應邀做學術報告。這是愛因斯坦第一次和物理學界的同行們相會。大家已把他列入巨人們之列，他在巨人中尋找普朗克。他把雙手向普朗克伸去，創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