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我在外邊進行了一次冒險。一位有點兒特別的老朋友把一個專利拋給了我，價錢是一萬五千元。這個專利沒有什麼價值，一兩年來他一直虧本。不過這些細節我不知道，因為他忘了講。他說，要是我把這個專利買進的話，他可以替我負責製造與銷售。我就承接了過來。接著現金開始外流，每月五百塊錢。這隻大烏鴉每三十天定期從方舟裡飛出去，不過回來時什麼都沒有帶，而鴿子則不來報到。經過一段時間，再經過半個階段，又經過一段時間，我辭退了我的朋友，把專利委託給查爾斯．勒．韋伯斯特。他跟我的一個侄女結了婚，彷彿是個幹練的年輕人，報酬是一年一千五百塊錢。他還是每個月把大烏鴉放出去，結果還是跟先前一樣，情況並未改觀。
後來，當我為了這個專利損失了四萬二千塊錢的時候，我終於把他轉給了另一個人，此人我一向厭惡，他的家我也希望能使之破產。然後我又四處張望，看看有什麼別的冒險事業可幹。還是那位朋友，又準備好了另一項專利。我為此在八個月中花掉了一萬塊錢。然後我就把這個專利給了一個人，此人的家庭是我所關心的家庭。他很感激，不過這一次，他已經有了經驗，對賜恩惠給他的人有點兒懷疑。他不願接受，我也只好隨他去了。
與此同時，另一位老朋友帶來了一項了不起的發明，是一種引擎，或者是一種熔爐，或者是每一磅煤生出的蒸汽，能提取百分之九十九的那一類東西。我到科爾特軍火工廠的理查茲先生那兒去，把這件事跟他講了。他是個專家，對煤和氣非常精通。他對這個機器似乎有點兒懷疑，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一磅煤能生多少氣是一五一十都算得出來的，我的那位發明家把百分之九十九的事搞錯了。他給我看一本全是數字的書，這些數字把我弄得頭昏眼花。他給我看，我所認識的那個人的機器所能達到的，不可能接近百分之九十這個數字。我有點兒灰心地告辭了。不過我想，也許是那本書錯了，因此便雇傭了那位發明家來製造機器，薪水是每星期三十五塊錢。一切費用由我負擔。他花了好多個星期才把那個東西造好。他隔幾天便向我報告一次進展情況。我從他的呼吸和舉止早就注意到，他每星期在威士忌上得花三十六塊錢。我實在弄不明白，那另外一塊錢他是怎麼弄到的。
最後，我為了這項事業花去了五千塊錢，這部機器才算完成，可是機器不靈。它的確從每磅煤所生的蒸汽中省下了百分之一，可是這算不得什麼。燒茶水的吊壺也做得到啊。我就把機器給了那個人，而他的家庭正是我所關心的，不過沒有成功。因此，我就把這件事扔在一邊，再看看有什麼新鮮事可做。但是我對於蒸汽已變得非常熱心，我便買下了哈特福德一家公司的若干股票，因為這家公司準備製造、出售和革新一切帶有新式蒸汽滑車的東西。這個蒸汽滑車在十六個月中從我口袋裡拖走了三萬二千塊錢，結果一無所成，我再一次形影相弔，連個職業都沒有。
但是我找到了一個職業。我發明了一種剪貼簿——要是照我自己的說法，那是世界上迄今見到的唯一合理的剪貼簿。我取得了專利，把這交給了一向對專利頗有興趣的我那位特別的老朋友，他從中賺到了不少錢。但是不久，正當我快要分得我那一份收入的時候，他的公司又失敗了。我並不知道他的公司要失敗了——他什麼都沒有說過。有一天，他要我借給他公司五千塊錢，說願意出七分利。他以公司的票據作為擔保。我要求有保證人。他大為詫異，說要是容易找到保證人的話，他就不會找我借錢了，隨便到哪裡他都可以借到錢的。這個說法也有理由，我就給了他五千塊錢。不到三天，他們垮了——兩三年後，我只拿回了兩千塊錢。
這五千塊錢有一段歷史。一八七二年年初，喬．古德曼從加利福尼亞寫信給我，說我們兩人的朋友約翰．普．瓊斯參議員要在哈特福德給旅行保險公司唱個對臺戲，瓊斯要喬出股金一萬二千元，他說他將設法不讓喬吃虧。喬現在想把這個機會轉送給我。還說，如果我幹的話，瓊斯會保護我不受損失。因此我就接受了股票，成了董事。瓊斯的舅子萊斯特在旅行保險公司裡幹會計師幹了很久。他現在轉到我們的公司，我們就開始營業了。一共有五個董事。其中有三個人出席了一年半以來董事會所有的會議。
到一年半的時候，公司徹底垮臺，我又從口袋裡掏出了兩萬三千塊錢。瓊斯在紐約，在他盤頂的聖．詹姆斯旅館裡耽擱了一些日子。我就派萊斯特去那裡要兩萬三千塊錢。可是他回來報告說，瓊斯把錢投進了那麼多企業之中，現在手頭緊得很，最好我能等一等。等到兩三年以後，我們埃爾邁拉煤礦公司的斯利先生提出來，由他去找瓊斯談這件事，我同意了。斯利去拜訪了瓊斯先生，很機靈地逐漸引到我的事情上來，可是話還沒有說出口，瓊斯眼睛往上一瞪，說，「你的意思是不是說這筆錢還沒有付給克列門斯？」他馬上寫下了兩萬三千塊錢的支票，說早該付了，他要是知道情況的話，款子到期那一天就會付的。
這是一八七七年春天的事。口袋裡有了這張支票，我又一次打算發個洋財。讀者由於受我所說的有關冒險行徑的話的騙，會馬上推論出，我一定是立刻找到了一個發財的機會。事實是我根本沒有尋找。我是燒傷過的孩子最怕火。我再也不願問津投機事業了。霍利將軍找我到《新聞報》報館去。我口袋裡裝著支票到那裡去。那裡有一個年輕人，說他曾在普羅維登斯的一家報館裡做過記者，不過現在是在幹別的行當。他是在格雷厄姆．貝爾那裡做事，他是一種新發明叫做電話的經紀人。他認為這事有大財可發，勸我接受一些股票。我謝絕了。我說冒險的投機事業我再也不幹了。他出價二十五元一股。我說，不論什麼價，我都不要。他急起來了，——堅持要我接受五百塊錢股票。他說，他可以按我的要價把五百塊錢的股票賣給我——要我收起來，放在高帽子裡——說一帽子一共五百塊錢。不過我是挨過燒的孩子怕火，拒絕了所有這些誘惑。我抵製得很順利，走開的時候支票還完好無損地留在口袋裡。第二天，我從中取出五千塊錢給我的一個朋友，收下的是沒有保證人的票據。這位朋友三天以後就要破產了。
大約這年年底（也可能是一八七八年年初），我拉了一條電話線，從我家通到《新聞報》報館。這是市內唯一的一條電話線，也是世界上用於私人住宅的第一根電話線。
那個年輕人沒有能向我推銷掉股票，不過他向哈特福德一位年老的紡織業夥計推銷了價值五千塊錢的股票。那正是那位夥計的全部家當。他半生省吃儉用積蓄了這筆錢。傻瓜急於發財，便會冒那麼大的風險，這多麼奇怪。我聽到這件事的時候，很為那個人難過。我想，要是我事先能有機會把我的經歷告訴他的話，我也許能搭救他的。
我們在一八七八年四月十日坐船前往歐洲。我們去了一年又兩個月。我們回來時，看到的第一件事便是那位夥計坐著豪華的四輪馬車到處閒逛，身穿制服的僕人在旁伺候著——他那個電話公司股票使得鈔票源源而來，他非得用鏟子鏟不可。愚蠢的、沒有經驗的人往往得到不配有的成功，而有知識的、有經驗的人往往失敗，這有多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