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講講奧里昂吧。有一天，還在六十年代，我當時在舊金山。我從坎普先生那裡得到一個祕密消息。他是個膽大的人，能在投機事業中發大財，又在後來的六個月中把這些財產都丟光。坎普要我買進一些黑爾和諾克羅斯公司的股票。我買了五十股，每股三百塊錢。我是憑保證金買進的，一下拿出了百分之二十。我的錢花光了。我寫信給奧里昂，讓出一半給他，並要他把這一半錢寄來。我等啊等的。他來信說這件事他是要辦的。股票漲得很起勁，越漲越高，漲到一千塊錢一股。又爬到了兩千塊錢，再爬到了三千塊錢，然後又漲了一倍。錢沒有來，可是我沒有發愁。慢慢地股票市場轉了，開始往下跌。然後我急忙寫信。奧里昂回答說他早已把錢寄出了——說他是寄到西方旅館的。我打聽了一下。他們說那裡沒有。長話短說，股票往下跌，跌到我當初付的數目以下。然後吃光了保證金，等到最後拋出時，我已經弄得頭破血流了。
等我搞清楚奧里昂這筆錢的時候，已經太晚了。要是別人，誰都會想到寄個支票來，可他卻寄來了金子。旅館的辦事員把它放進了保險箱，便再也想不到它了。金子一直躺在保險箱裡睡大覺，可是害得我好苦。換一個人，一定會想到告訴我一聲說，錢不是用信寄的，而是用郵包寄的。可是奧里昂想不到這一點。
後來，坎普先生給了我另一個機會。他同意收買我們在田納西州的地，共計二十萬元，先付一部分現款，其餘的付長期期票。他的計劃是打算從歐洲生長葡萄和釀酒的地方引進外國人，讓他們定居在那片土地上，使這片土地變成釀酒之鄉。他知道朗沃思先生對這些田納西葡萄是怎麼個想法，因此心裡很高興。我把合同等等東西寄給了奧里昂，要他簽字，因為他是三個繼承人中的一個。可是這些東西寄到的時機不巧——事實上，時機糟透了。他心血來潮，對禁酒變得非常激烈。他回信說，讓那個地區由於產酒而墮落下去的事，他可不願意沾邊。他又說，他怎麼能肯定坎普先生一定能公正地對待從歐洲來的可憐的人呢？——這樣，沒有作進一步的調查，他便把這筆買賣整個兒毀了，再也沒有挽救回來。這片地，曾經突然之間漲到了二十萬塊錢，突然又和以前一樣——一文不值，還得付稅。我付稅，還付其他的費用，先後付了好幾年。不過我把田納西那片地扔在一邊，從此再也不管了，不論是在金錢方面，還是在別的方面，直到昨天為止。
到昨天為止（寫於一九○六年四月五日——原編者注），我始終認為，奧里昂把最後一畝地都給糟蹋掉了。他確實是這麼個想法。不過，一位紳士昨天從田納西來，還帶來了一張地圖，地圖表明把很久以前的那次測量作了修正以後，我們還擁有一千英畝地哩。那是在一個煤礦區，是我爸爸一八四七年臨死的時候給我們留下的那十萬英畝中間的一部分。這位紳士帶來一個建議，還陪同紐約一位有名望的富有的公民來看我們。建議是由田納西的紳士把地出賣。由紐約的那位紳士負擔所有費用，並且如果有人提出訴訟，由他來對付，而所得利益由田納西紳士得三分之一，紐約紳士得三分之一，薩姆．莫菲特和他的姐姐（查爾斯．勒．韋伯斯特太太）以及我——我們是繼承人——得其餘的三分之一。
這一回，我但願能徹底處理掉田納西州那一片地，從此不用再煩神了。這片地本是由於一場誤會而創建起來的。我爸爸是由於一場誤會背上了這個包袱。又由於一場誤會，把這片地卸給了我們。我決心要把一次次積累起來的誤會以及留下來的地盡快地統統處理掉。
我是在一八六七年一月到東部來的。奧里昂在卡森城多留了一年左右。然後他把他那個一萬二千塊錢的房子以及傢具賣了三千五百塊錢鈔票，折扣是百分之三十。他和他的妻子坐頭等艙到了紐約。在紐約，他們在一家豪華的旅館住下了，很闊綽地在市內到處玩，然後溜到了基厄卡克。到那裡時幾乎身無分文，如同一八六一年七月剛遷到那兒時一樣。大致在一八七一年或一八七二年，他們來到了紐約。他們不得不到別處去。奧里昂自從到太平洋沿岸以來，一直想靠執行律師業務為生，不過他只接到了兩起案子。這兩起案子，他本想免費給人家辦——不過結局如何，永遠無法知道，因為有關的當事人，未經他插手就把案子私下裡了結了。
我給我媽媽在基厄卡克買了一所房子——我每個月給她一筆錢。奧里昂另外給一筆。他們一起住在這座房子裡。奧里昂本來可以在《城門》（一家日報）的排字房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工資待遇也不差，不過他的妻子做過州長夫人，不同意這樣降低身分。她寧願靠救濟過生活。
不過，正如我說過的，他們到東部來了，奧里昂在紐約的《晚郵報》弄到了校對這個工作，每週十塊錢。他們租了一個小單間，燒飯也在裡面。他們就靠這筆錢過活。不久奧里昂到哈特福德來，要我給他在哈特福德的一家報館找個記者當當。這樣，我的辦法又有試一試的機會了。我試了。我要他到哈特福德的《晚郵報》去，不帶任何介紹信，只要求幹些擦擦掃掃的活，或者別的什麼活，什麼錢也不要，就說他不需要錢，只需要工作，他一心想的便是工作。不到六個星期，他就到了這家報紙的編輯部，每週二十塊錢。他幹的工作是值這些錢的，馬上就有別家報紙請他去，待遇要更好些，不過我要他到《郵報》那兒去，把這件事告訴他們。他們就給他提了薪，留住了他。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職位了。這是個輕快的職位。他在各個方面都是舒舒服服的。不過，倒霉的時運終於來了。那是非來不可的。
在佛蒙特的拉特蘭要新開辦一家共和黨的日報，是由一些有錢的政客開的股票公司開辦的。他們要邀請奧里昂去擔任主編，每年三千塊錢。他很想接受。他妻子也一樣——不，是加倍地想接受，三倍地想接受。我百般勸告都沒有用。我說：
「你為人像水一般軟弱。這一點人家很快就會發現的，他們不用費什麼勁就會發現你為人沒有骨氣。他們可以像對付一個奴隸一樣對付你。你可能待上六個月，但是不會更久。然後，他們不會像請走一位紳士那樣請你走，他們會像對待一個遊民一樣把你給扔出去。」
後來果真如此。奧里昂和他的妻子再一次遷到了那個被貶的然而不得罪人的基厄卡克去。奧里昂從那兒寫信來說，他沒有重操律師業務。他認為，為他的健康起見，他需要的是新鮮空氣，是一種室外的工作。他說，他的老岳父在離基厄卡克一英哩的界河邊上有一小片地，還有間小房子。他打算把這塊地買下來，辦個養雞場，可以供應基厄卡克小雞和雞蛋，還可能供應奶油——不過我不知道養雞場上能否出產奶油。他說，這地方三千元現金便能到手。我把錢寄了去。奧里昂便開始養小雞，每個月給我寄一份詳細報告。從報告上看，他能把小雞按一元兩角五分一對推銷給基厄卡克的老百姓。不過從報告上看，也可知他每一對的本錢要一元六角。奧里昂似乎並沒有因此而灰心，我也就隨他去了。與此同時，他每個月定期從我這裡借一百塊錢，月月如此。而足以說明奧里昂做生意的嚴格和刻板的作風是——他一向以做生意本領高強自誇的——每個月初接到一百塊錢，就寄來一張這筆錢的借據，此外還按每百元年息六分，從那筆錢中，寄來三個月的利息，這些借據總是為期三個月的。當然這些我沒有保留下來。這些東西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錢也不值的。
正如我說的，他總是按月寄來養雞收益或賠本的細賬——至少是每月養小雞虧本多少——報告中包括了各種開支項目——餵雞的飼料，給妻子買的一頂帽子，給自己買的靴子，如此等等。甚至還包括車錢，以及每月一角錢的捐款，用來幫助那些按照對這些人說來不大滿意的計劃坑害中國人的傳教士。後來我發現開支項目中竟有教堂座位費二十五塊錢，我這才火了。我要他改變一下宗教信仰，把座位給賣了。
家禽實驗恐怕只持續了一年，也可能是兩年。花了我六千塊錢。我的印象是奧里昂沒有能把雞場賣掉。他的岳父是作為自我犧牲的仁慈行為才把它收回去的。
奧里昂重操起律師業務。我想，在後來的二十五年中，他總之是一直在幹著這個吧。不過，就我所知，他只是名為律師，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主顧上門。
我媽媽在一八九○年夏天去世。她省下了幾個錢，留給了我，因為錢是我給的。我把這個錢給了奧里昂，他說，謝謝。說我支持他相當久了，現在要解除我這個負擔，還希望能把部分開支，也許全部開支還給我。因此，他就用這筆錢添造一些房間，目的是招些寄宿的人，這樣來尋求發財致富。這個事這裡不必多講了。不過是又一次的失敗罷了。他妻子想方設法使這個計劃能夠成功，若是別人能成功，她也能成功。她是個善良的婦女，人家都非常喜歡她。她的虛榮心很大，麻煩也大。不過她也有務實的一面。要不是運氣不好，她是能使寄宿的計劃搞得有利可圖的。
奧里昂還有其他補償我的計劃，不過這些總要投入一些資金，我就沒有參加進去，而這些計劃也並沒有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