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里昂和我在一八六一年夏天坐著搭客馬車橫貫大陸，在大鹽湖城停了兩三天。我記不得當時誰是猶他准州州長了，不過我記得他當時不在那裡——准州州長經常有這樣的習慣。他們不過是些政客，到邊遠地方來，吃些苦頭，目的是為了把州建立起來，然後自己作為參議員回來。不過代理州長職務的是准州祕書弗蘭克．富勒——當然也被稱為州長，如同奧里昂在得意時由於奈州長不在職曾得到這臨時的稱號一般。在一個民主國家裡，人們所得到的榮譽稱號，即使是由於偶然的機會得到的，並且只能使用四十八小時，那也是永久性的，就像是天堂裡具有的永久性一般。這些稱號，你從此再也去不掉了。只要做了一週治安法官，便永遠是「法官」。在七月四日的某一次戰役中做過民團少校，便永遠是個少校。純粹由於誤會，無意中被稱為「上校」，這個人便終身頂著這個稱號。我們從心底裡崇拜稱號與門第，而口頭上則加以嘲笑。這便是我們的民主權利。
是啊，富勒是代理州長。我們在大鹽湖城休息兩三天，他讓我們過了幾天快樂日子。他是個精明能幹的人，積極進取的人，對當前的任何事情都感興趣的人——不光是感興趣，而且如果值得的話，比一般人的興趣要大五倍，甚至比別人的興趣要大十倍——真是個生氣勃勃的人。
在這以後五、六年，我在太平洋沿岸一帶生活。一八六七年一月裡，我取道中美洲地峽回到美國來。我到達紐約，見到富勒正在忙著什麼事。看見我，他很高興，想介紹我認識一下他的妻子。我過去沒有聽說他娶了妻子，也不知道他已有個妻子。好吧，他介紹我認識了他的妻子，一個甜蜜、文靜的女人，非常殷勤、厚道、可愛。然後，他叫我大吃一驚的是介紹我認識了他的幾個女兒。真是的，她們落落大方，還結過婚了——他沒有說結了多久。哦，富勒真會嚇人。要是他給我看看幾個小孩，那還差不多，還比較合理。但是他看上去太年輕，不像有大孩子的樣子。其中的祕密我猜不透，也就隨他去了。顯然，這是一個例子，說明境遇順利，得天獨厚，就看不出已上了年紀。
富勒州長——他在紐約的朋友們當然都這麼稱呼他——他正熱衷於一樁愛好。他每天有一樣愛好，而且總是非常熱衷。他說我務必挑一個全紐約最大的大廳，就夏威夷群島作一次演講——還說人們一定如癡如醉地愛聽我講話。這人精力充沛，自有迷人之處。他有一度幾乎說服了我，以為紐約會如癡如醉地聽我講話。可是我畢竟有點自知之明，我深知，紐約人從沒有聽我講過話，也沒有想到要聽我講話，也不想聽我講話——可是這個人差一點兒把我說服了。我反對他那個主張，一旦他在我心中鼓起的熱情冷落一點的時候，我便表示反對，不停地反對他的主張，這樣還是沒有用。富勒確信我馬上就能成名，而且不費吹灰之力。他說，一切由他來辦——什麼事都由他來辦好了——我只要到旅館去，坐下來，舒舒服服地待著——十天之內，他會把名聲與財富放在我的腳下。
我無可奈何。我有點兒動心了，不過還沒有完全神志不清。我求他找一個很小的禮堂，把票價降到小節目的水準。不行，他一點兒也聽不進——說要訂一家紐約最大的大廳。他要訂的是庫珀學院底樓的大廳——有三千個座位，還可站一千五百人。他說，他會把大廳擠得滿滿的，門票一塊錢一張。人們會擠得透不過氣來，他不妨要兩塊錢一張。哦，他對自己的計劃熱衷到這個程度。他就這麼幹起來了。他說，這不用我花什麼錢。我說，這樣賺不到什麼錢吧。他說：「不用管。要是賺不到錢，那是我的事。要是賺到錢，那是你的。要是賠本，損失由我來負，與你無關。」
他租下了庫珀學院。他照慣例給這次演講做了廣告——在報上廣告欄內寫了一小段。如此連續三天以後，我沒有聽到哪個人或哪家報紙對演講的事說過什麼話，我有點侷促不安了。他說，「哦，這個在底下醞釀著。你在表面上看不出來。」他說，「隨它去，會起作用的。」
好吧，我同意讓它起作用——大約一直到第六、第七天。再有三、四天，演講就要開始了——可是我仍然不了解在底下發生作用的情況，因此，心裡充滿了疑慮和不安。我去找富勒，要他務必更加著力搞廣告才好。
他說他要做的。他弄來了一桶印好的小東西，可以掛在繩子上——五十份一紮。是準備在公共馬車上用的。每一節車上都可以看到這些東西飄飄蕩蕩的。我心裡著急，不由得跟著這些車子轉了一圈。有一兩天，我什麼事都不做，只是坐在車子上，從紐約的這一頭到紐約的那一頭，看這些東西晃來晃去的，等著瞧有什麼人拉下來讀一讀。可誰也不動手——至多只有一個人動手。有一個人拉了下來，對他的朋友說，「關於夏威夷群島的演講，演講人馬克．吐溫。是誰啊，我不清楚。」——他隨手一扔，換了個話題。
我不能再隨車轉了。我感到膩味了。我去找富勒，對他說：「富勒，到那天晚上，庫珀學院不會有什麼人，只有你和我。這下子全部損失啦，我們只能把票子免費送人。必須想些辦法才好。我快要自殺了。要是有膽量、有工具，我就自殺算了。」我說，「富勒，非得叫客人免票擠滿大廳不可了。你非得搞成千張的送票不可。非得如此不可。要是走進去場子空空的，人家既不熟悉我，也沒聽說過我，也沒有坐過車子，沒有見到過車上那些搖搖晃晃的東西，那我準得死。」
「嗯，」他還是熱衷於他那一套，「我來辦，準能辦好。我來叫客人免票擠滿大廳。你一登上講臺，肯定會發現全場都是上等的聽眾，文化水準最高的聽眾，以前任何人演講時都沒有見到過的一批人。」
他說到做到。他把一籃子一籃子免票送給紐約方圓三十英哩以內的所有公立學院的老師——他把免票像洪水一樣潑給他們——到了那個晚上，他們全都來了。庫珀學校裡連三分之一的人都容納不下。演講在七點半開始。我心裡急的不行，七點就去了。我非去不可。我真想看一看那空蕩蕩的「大鐘乳洞」才去死。可是我走近那個大樓，便發現離它四分之一英哩左右，所有的街道都擠滿了人，交通也堵塞了。我簡直不相信這些人都是想要擠進庫珀學院的。不過實際情況正是如此。我繞到大樓的後面，從舞臺的後門進去。一清二楚，座位上、過道上、舞臺上，擠滿了神采奕奕的人們，都是從文化中心搜羅來的——從學校來的。我費了很大勁才穿過舞臺上的人群。等我走過去，在聽眾面前站好的時候，舞臺上擠得滿滿的。連一個小孩的位子都沒有了。
我很高興。我興奮得無法形容。我暢快淋漓地給這些人大講了一通夏威夷群島。他們對我講的全部內容都報以大笑和歡呼。有一個鐘點又十五分鐘，我簡直是在天堂裡。每向聽眾看一眼，我便流露出一點神賜的歡樂——最後結算，全場一共是三十五元錢。
富勒還是那麼興高采烈，彷彿他預言的名聲與財富都實現了。他實在高興，實在陶醉。幾天來，嘴裡沒有停過。「啊，」他說，「財富沒有進來——這個沒有進來——這沒有什麼，以後會來的。名聲已經有了，馬克。啊，一星期之內，你要成為全美國最有名的人物啦。這不是失敗。這是莫大的成功。」
這個插曲至少花了他四、五百塊錢，可是他從來一個字也不提。他還是那麼快樂，那麼得意，那麼驕傲，那麼愉快，彷彿他生下了傳說中的金蛋，並且孵化成功了。
關於名聲他倒是說對了。這次演講，我確實取得了一些名聲。紐約的報紙稱讚了這次演說。地方報紙便轉載了這些讚美之詞。鄉下的演講會——當年的演講制度這時正在全盛時期——便開始邀請我了。我聽任雷德帕思安排。我趕上了演講季節的尾聲。我到了西部，有六個到八個星期，每晚講一次，每晚一百塊錢——我便認為，早先的預言如今都實現了。我取得了名聲，也取得了財富。我不認為這些細微末節都說得對，不過這不要緊。事實就是那樣。我的意思是說，我記不得是在那一年還是第二年作旅行演講的。不過主要的問題是我開始這麼幹了，而能有機會這麼幹，恰恰是這個莽撞的弗蘭克．富勒以及他那個瘋狂而不朽的計劃創造出來的。
這些都是三十八年或是三十九年前的事了（寫於一九○六年四月十一日——原編者注）。從這以後，我曾遇見弗蘭克．富勒兩三回，每次總是間隔若干年，碰到的時間很短——只是一會兒，如此而已。不過他總是那麼年輕，從沒有一根白髮，從沒有一點點老相。總是那麼熱情，總是活得高高興興的。去年秋天，他小舅子給暗殺得很慘。顯然強盜躲在湯普森先生的屋裡，然後在晚上是用棍子把他打死的。兩個月以後，我在街上遇見富勒，他顯得很老很老，那麼憔悴，一副倒霉相，我簡直不認識他了。他說他妻子因為自己兄弟這樣慘死給嚇得快死了，神經脆弱得活不了幾天了——我便和他一同去看望她。
她直挺挺坐在沙發上，四周用枕頭墊著。隔一會兒，腦袋在枕頭上靠一靠。呼吸也困難。我看了很難過，因為這副模樣我已經看到多少多少回啦。有兩三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