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到一位先生從英國寄來的一封信。這位先生極相信骨相學，他奇怪為什麼我對骨相學顯然從未發生過興趣，以致沒有為此寫點什麼（寫於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原編者注）。我作了如下的解釋：
親愛的先生：
我從沒有深入研究過骨相學。因此我既沒有資格發表意見，也沒有權利這麼做。三十三年或三十四年以前，在倫敦，我曾經為了增加一點知識，作了一次骨相學的小小試驗。我用假名字去找福勒。他檢查了一下我身上凸出來和凹下去的部位，然後給我一張圖表。我將它帶回了蘭厄姆旅館，懷著很大的興致與樂趣對它作了研究——我的這種興致與樂趣，就如同看一個冒名頂替者的圖表，他假冒是我，可是一丁點兒都不像我。我過了三個月，又去找福勒先生，先遞進去一張名片，上面既有我的真名，又有我的假名。我再一次帶回一張精細的圖表。上面寫明了我性格中若干具體、細微的特點，但是和前一張圖表沒有任何吻合之處。這些經歷使得我對骨相學產生了偏見，一直到今天。我也知道，偏見只應對著福勒，而不該針對這門學問。不過我畢竟是人，成見不可能反應得很準確。
四、五十年前，在美國，福勒和韋爾斯是骨相學這一行裡的頭一塊牌子，這家字號，大家耳朵裡都很熟悉，他們出版的東西流行甚廣，全國各地的真理尋求者和改變信仰者都曾閱讀、研究和討論過。在我們漢尼巴爾村，經常光臨的是一位周遊四方的骨相師，很受大家歡迎。他把人們招呼到一起，免費講一回骨相學的神奇妙用，然後摸摸頭蓋骨隆起的部位，估量一下它的作用，每一個頭要價兩角五分。據我看，人們對骨相師就他們的性格所作的翻譯，幾乎總是滿意的——如果「翻譯」這個詞還可以說是用得確切的話。事實上這個詞是相當正確的，因為這些估量確實是翻譯。原來這些估量只是從簡單明瞭的事實當中找出一些似乎真實的東西，並將其轉換成比較複雜的專門術語，雖然其真實的含義在演變的過程中通常已含糊不清了。依照骨相學，一個人的腦袋上有不少隆起來的地方。骨相學對每一處都起了個相當可怕而古怪的名字。骨相師喜歡大聲講述這些了不起的名字。這些名字很輕易、很流暢地從他嘴裡汩汩流出，這種很有素養的表演使人們不得不又妒忌又羨慕。人們慢慢地熟悉了這些古怪的名詞，熱中於使用這些名詞，談起話來反覆地運用，頗為得意——要是他們真知道這些名詞的確切含義的話，恐怕就不會這麼得意了。
據我看，這些周遊的專家根本不可能把村裡每個人的性格都摸得很準。不過，大致不妨說，他總還有這份聰明，懂得給顧客一張性格圖表，使之與喬治．華盛頓相比起來，也並無愧色。這已是久遠的事了，不過我至今記得，骨相師並沒有在我們鎮上遇到過一個比華盛頓遜色得多的頭蓋骨。也許，這樣普遍一律地接近於完美的程度，理應引起人們的懷疑吧，不過我可記不得有什麼人懷疑過。我的印象是，人們都對骨相學非常傾倒，非常相信，在國內還沒有聽到過懷疑的聲音。
我就是在這種篤信無疑的氣氛中成長起來的。很多年以後，當我在倫敦看到福勒的廣告時，我身上恐怕還保留著當年受到過的影響。能看到他的名字，叫人高興。能有一個機會親自試試他的本領，也叫人很高興。不過我是化了名去找他的，這個事實說明了我兒童時代的信仰並非一成不變地都保留了下來。這彷彿像一種旁證，證明當年的信仰在這麼些年中不無遭到了損傷。我看到福勒正在當班，四周都放著象徵他那個行當的給人深刻印象的醒目的東西。在燈架上，在桌子上，在架子上，在屋子裡到處都站立著一個個大理石的胸像，頭上光禿禿的，頭蓋骨上每一寸都有淺淺的隆起的部位，每一個隆起的部位上面都用黑體字標著堂而皇之的名詞。
福勒冷淡地接待了我，漠不關心地摸了摸我的頭部，以一種感到厭煩的單調沉悶的調子講了講。估了估我的品性。他說，我具有驚人的勇氣，敢作敢為，膽子大，意志堅強，什麼都不怕。我聽了很駭然，也很高興。對這些，我過去從沒有懷疑過。可是接著他就摸摸我頭蓋骨的另一邊，在那裡找到一處隆起的部位，他管它叫「謹慎」。這個隆起的部位那麼高，那麼像座大山，與之相比，那勇敢的部位就只是一個小山丘。雖說那個勇氣的部位本來彷彿很突出——這是據他那個說法——彷彿能掛得住帽子，可是如今呢，在他所說的「謹慎」這個馬特洪峰面前，那就算不上什麼了。他解釋道，要是這個馬特洪峰不算在我性格圖解之內的話，我將是最勇敢的人之一——可能是最勇敢的人——可是相比之下，我的謹慎心理要強烈得多，因而把我的勇氣一股腦兒抵消掉了，把我變得出奇的膽小。他就這樣把他的種種發現一個個說下去，結果是我終於平安無事地歸來，據說具有上百種卓越的品性，只是這些品性喪失了原有的價值，都不算數了，因為這上百種品性，每一種都伴隨著與之相反的缺點，把它原來的優點抵消得一乾二淨。
不過，他在一處發現了一個窩。在別人的頭蓋骨上，這裡原本是一個隆起的部位。他說，這個窩，孤零零的，毫無依傍，沒有一個與之相對的隆起部位，哪怕只是稍稍高起一些的也罷，以彌補和改善一下這種截然一邊倒的孤立景況。他說這個窩表明我完全沒有幽默感！這真把我嚇了一大跳。說到這裡，他彷彿來勁了。他本來漠然的神氣也消失了不少。對於他所發現的這個美洲新大陸，他幾乎是滔滔不絕。他說，他經常發現一些幽默的隆起部位總是很小的，很難注意到的。在他多年的經歷中，這是他平生第一次發現原本應該是隆起的部位，卻存在著一個窩。
我受到了傷害，受到了侮辱，我很反感。不過，我控制住了自己，沒有讓這些感受流露出來，可是在心底裡，我認為他的診斷錯了，不過我還不能肯定。為了弄得確切無誤，我想不妨等他忘掉了我的臉形和我頭蓋骨的特點以後，再來試一試，看他是真的知道他說過的話呢，還只是隨便猜測而已。三個月以後，我又去看他，不過這一次用了我自己的名字。他再一次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窩不見了，在原來那個窩的部位如今是一座珠穆朗瑪峰——那是個形象的說法——高三萬一千英呎，他生平第一次遇見這麼高高隆起的幽默的部位！我向他告辭時，對骨相學越發不信。不過也許正如我對那位英國紳士說過的那樣，我原應該把偏見針對福勒，而不是針對他所運用的那套技藝（寫於一九○七年二月十日。那位英國紳士實際上並非紳士。他把我的私信偷偷賣給了一家報館——馬克．吐溫）。
十一年前，在一條開往歐洲的船上，威廉．特．斯特德給我的右手照了一張相。後來在倫敦，他把照片送給了十二位手相術師。他沒有說出我的名字，只是要他們對這隻手的主人的性格作個估量，並且把結果告訴他。估量作出了，斯特德在他辦的雜誌上發表了其中的六、七份。根據這些估量，我發現我的性格和任何人都差不多。我和別人彷彿並無多大不同，當然決無特別明顯的差異——只是在一個細小方面是例外。在所有的估量中，沒有哪一個提到過幽默這個詞——如果我的記憶沒有坑害我的話——除了其中的一個。在這個估量中，那位手相術師說，這隻手的主人完全沒有幽默感。
兩年前，哈維上校【註】把我的兩隻手弄了手印，並寄給了紐約最享盛名的六位職業的手相術師。他也沒有把我的名字告訴人家，只是要求他們作出估量。歷史重演了。在六個估量中，幽默這個詞只出現了一次，而這一次卻明確斷定，這雙手的主人全然沒有幽默感。這樣說來，福勒給我估量過，斯特德的六、七個手相術師估量過，哈維的半打人估量過：說我沒有幽默感的證據是占壓倒優勢的，是充分的，是令人信服的，是無可爭辯的——到最後，連我自己也相信了這個說法。
【註】喬治．哈維，當時是哈珀斯兄弟公司經理，該公司是馬克．吐溫作品的出版者——原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