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尼巴爾，我十五歲左右的時候，有一個短時間，我是節制隊員。節制隊這個組織在一年那麼長的時間裡（可能還要長一點），幾乎遍及全美國。節制隊規定，凡是隊員都要發誓不吸菸葉。所謂隊員，這部分地指誓約，部分地指紅色的美利諾綬帶，而紅色的美利諾綬帶倒是主要的。男孩子們踴躍參加，為了好掛綬帶——至於誓約那是無關宏旨的，它是這樣無足輕重，跟綬帶相比，實際上就等於不存在。這個組織很薄弱，是臨時性的，因為沒有這麼多假日來開展活動。在五月節這一天，我們可以和主日學校的師生一起出動，去遊行，露露這紅綬帶。在七月四日則可以和主日學校、獨立消防隊以及民兵隊一起遊行。不過，對一個少年的道德組織來說，僅靠一年兩次露一露綬帶，那是維持不下去的。我作為一名列兵，不能超出一次列隊。不過我是「顯赫的祕書和皇家內衛的哨兵」，有權編製口令，並且能在紅綬帶上掛上玫瑰花飾。在這種情況下，我就能堅持下來，一直到後來能享受到參加兩次列隊的光榮——五月節和七月四日。然後我就立即辭職，並立即離隊。
我有整整三個月沒有吸菸，菸癮的苦惱非言語所能形容。我從九歲起就抽菸——開頭二年只是偷偷地抽，在這以後，便公開地抽——也就是說，在我爸爸死了以後。離隊門口三十步我就抽起菸來，非常快活。我現在記不得那雪茄是什麼牌子的，也許不是上等菸，不然的話，先抽的人不會這麼快便扔掉。不過我認為這是做得最好的雪茄菸了。那先抽的人，如果有三個月沒有抽一口菸，就會跟我一樣這麼想了。我毫不羞愧地抽那個菸屁股。要是今天的話，我一定會引以為羞，因為如今比那時候文雅些了。不過我還是一樣會抽的。我了解我自己，也很了解人類，因而知道會這麼幹的。
在那個年代，本地雪茄那麼便宜，誰都買得起。加思先生辦了一家大的菸廠，還在村子裡開了一個小店零售自己的產品。他有一種牌子的雪茄，甚至最窮的窮鬼也買得起。他把這種牌子的菸積存好多年，雖然外表看起來很好，內裡卻腐爛成灰，把它一掰為二，便像一股菸霧一樣飛出來了。這個牌子因為極端便宜，便非常流行。加思先生還有別的牌子的便宜菸，有些菸很壞，不過其中最糟的牌子可以從它的名字上看出來。這名叫「加思的討厭貨」。我們經常用舊報紙來換這種牌子的菸。
村子裡另外有一個小店，從條件來說，對身無分文的孩子，可說是很友好的。那是一個孤孤單單愁眉苦臉的駝背小個子開的。只要我們從村子的唧筒裡提一桶水給他，不管他是不是需要水，我們總能得到一些雪茄菸。有一天，我們發現他坐在椅子上睡著了——這是他的老習慣了——我們便耐著性子等他醒過來。這也是我們的習慣。不過這一回他睡得太久了，最後我們也失了耐性了，我們試圖弄醒他——可是他死了。那時候我們是多麼驚恐，這我至今還記得。
在我剛成年的時候以及我中年的時候，我經常以改過自新來自尋煩惱。不過我從沒有為此而懊悔過，因為，不論因此而剝奪享受的時間多長或多短，每次我恢復惡習以後所得到的快感，總要勝過我為此而付出的全部代價。
正是在那遙遠的往昔的年代，吉姆．沃爾夫到我們那裡來了。他是謝爾比維爾人。那是個小村子，在鄉下，離這裡三、四十英哩地。他帶來了當地人的溫柔、文雅與樸素。他快十七歲了，這個莊重、文弱的少年，為人可靠，誠實而高尚，真是叫人喜愛得戀戀不捨。他又那麼怕羞。他跟我們一起生活了好長時間，可就是克服不了這個特點。在任何婦女面前，他總是侷促不安，即使是在我那善良、文靜的媽媽面前也是這樣。至於要和任何一位女孩說話，那是根本談不到了。
像這樣的人，卻發生了不幸的事。在一個冬天晚上，我姐姐舉行一次糖果會。拿參加這個會來說，我太小，吉姆太靦腆。我很早就得上床，吉姆自願跟著上床去。他的房間在屋子新造的那邊，窗口對著添築的房屋Ｌ型的屋頂。屋頂上積雪已有六英吋深。雪已經凍起來，和玻璃一般的滑。在屋脊上邊，聳起一個矮矮的煙囪。在月夜，那是叫春的貓喜歡逗留的去處——而那時是一片月色的夜晚。在煙囪下邊的屋簷下，是乾枯的葡萄藤。那裡正是舒適的去處，一兩個鐘頭以後，愛鬧愛玩的年輕男女便圍在葡萄藤頂棚下，把裝飲料和滾燙的糖食的托盤放在冰凍的地上涼一涼。大家熱熱鬧鬧地開開玩笑——但聽得笑聲響成一片。
這時候，一對不規矩的老雄貓爬到煙囪上吵了起來，也正是這時候，我實在睡不著了，就到吉姆的房間裡去。他醒著，正在為了討厭的貓叫聲生氣。我以嘲笑的口氣問他，為什麼不爬出去把貓趕走呢。他給激怒了，魯莽地說誰出兩毛錢他就幹。
這是句輕率的話，也可能一出口就後悔的。但是，已經遲了——說了話就得算數。我了解他。我知道，只要激將法做得好，縱然折斷頸骨他也不反悔。
「哦，當然你會幹！有誰懷疑啊？」
這話惹惱了他，他發作了，很生氣地說，「也許正是你懷疑。」
「我？哦，不！我哪有這念頭。你總是幹得漂亮，在口頭上。」
他真的發脾氣了。他一把抓住了他的棉紗襪子，動手把天窗推上去，怒氣沖沖地聲音顫抖地說：
「你以為我不能——是你！請想一想你責怪些什麼。我才不在乎你怎麼想哩。我要給你看看我的本事！」
天窗罩子老是往下掉，總是推不上去，真把他給氣壞了。
我說，「沒問題，我托住好了。」
說實在的，我為了幫他一手，什麼事都肯幹。我只是個孩子，一心想著能有好戲看。他小心地爬出去，貼住窗口，放穩了腳，然後沿著亮亮的屋脊，一邊一隻手，一隻腳，冒著極大的危險，四腳著地地爬著往前走。在今天，也許我還會像當年那麼讚賞的。不過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寒風拍打著他細腿上的短襯衫，那水晶一般的屋頂，在月色的光華中，像大理石那樣閃閃發光。那些無動於衷的貓，在煙囪上直直地坐著，機靈地打量著對方，搖晃著尾巴，發著嗚嗚聲。吉姆輕手輕腳小心謹慎地爬過去，一路爬，那短襯衫一路拍打著，而葡萄藤頂棚下愛鬧愛笑的年輕人對此全不知情，不適時宜的笑聲破壞了這莊嚴的氣氛。吉姆每滑倒一次，我就抱一次希望，不過他總是往前爬了一步，叫人大失所望。最後，他夠得著了。他歇了一下，小心地站起來，細心地估了一估距離，然後使勁一抓，想抓住那隻靠近些的貓——沒有抓住。當然他身子失去了平衡。他四腳朝天，背著屋頂，像支火箭一般，先從屋頂往下衝，然後穿過枯藤，一屁股掉進了客人聚集的那十四隻盛著滾燙糖食的托盤堆裡——他又是這麼個穿戴——這個穿整齊了還不敢朝姑娘家看一眼的小夥子。人們頓時亂了起來，只聽得一片尖叫聲。吉姆急忙衝上樓梯，一路上只見從破碎了的陶器中沾來的汁水從身上滴下來。
事情結束了。不過對我還沒有結束，雖然我當時以為是結束了。十八年後，也許是二十年後，我從加利福尼亞到紐約去。當時，我一事無成，無意間闖進了文藝界。這是一八六七年年初。人家出一大筆錢要我給《星期日信使》週刊寫點什麼，我就寫了《吉姆．沃爾夫和貓》的故事。我還為此賺到了錢——二十五塊。也許太多了些，不過我沒有吱聲，因為我當時不像現在這麼細心。
一兩年後，《吉姆．沃爾夫和貓》改頭換面在田納西一家報紙上發表——新在拼音上。是假託以南部土話寫的。故事的剽竊者在西部享有盛名，極有聲望。我看這是理該如此。他寫了一些極妙、極滑稽的東西，寫得極流暢。他的名字我記不住了。
幾年過去了，原來的故事又突然出現了，以原來的拼音到處流行，上面有我的名字。馬上，先是一家報紙，後來有另一家報紙竭力攻擊我，說我從田納西那個人那裡剽竊了《吉姆．沃爾夫和貓》。我遭了一頓痛罵，可是我不在乎。反正是那一套嘛。再說，在這以前，我早就學到了這個道理：遭到了誹謗，還大事張揚，那是不聰明的，除非張揚起來能得到什麼很大的好處。誹謗很少能經得住沉默的磨損的。
雷繆斯叔叔還活著，他一定有一千多歲了。我知道，一準是這樣。因為大概上個月（寫於一九○六年十月十六日——原編者注）我在公開刊物上看到了他的新照的照片。在這張照片上，他的模樣明顯地是帶著地質學的特色的。並且人們看得很清楚，他正想著他年輕時經常一起玩的第三紀產的乳齒象和蛇頸龍。
我看見雷繆斯叔叔恰好有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了。他到哈特福德我們家來看望我們。蘇茜和克拉拉張著大眼睛滿懷崇敬地盯著他看，因為我給小傢伙們留下了一個深刻的怕人的印象——我每晚把故事讀給她們聽，因而她們對這本書都背得出了——我偷偷地告訴她們，他是真正的雷繆斯叔叔，只是化了妝的，好讓他能從大門走進人家的屋子。
他是我所遇見過的最怕羞的成年人。有人在的時候，他就不聲不響，彷彿很受罪似的，要到人家走開才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