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我們在週四到達了甘迺迪中心。原先安排的計劃是有人先把我們帶著參觀一圈。但由於新聞界急於報導，我們於是先開了個公開會議。
首先，我們看了一些照片，上面顯示當太空梭還在發射架上的時候，它的側面已經有一小股黑煙冒出。整個發射場有一百多架攝影機，從各個角度同時拍攝。其中兩架正對著冒黑煙的地方，卻都神祕地失靈了，因此沒拍下任何鏡頭。不過，從其他的側面攝影機記錄上，我們可以看到黑煙從臨時連接部冒了四五次。黑煙不是燃燒的產物，而是由於內部升壓被擠出來的東西。
在那之後的一分鐘左右，黑煙不冒了，大概是O—環密封圈脹起來發生效用了。然後，黑煙很快又出現了。
我們討論了一下到底有多少東西會漏出來。黑煙大約有六尺長，三四尺寬。但計算漏出了多少東西是很困難的事，因為一來它取決於顆粒的大小，二來從側面的照片上我們無法準確估計黑煙的縱深方向有多少。
為了給個最低估算，我假設一定量的物質發散出最大程度的黑煙。結果，我驚奇地發現，只要有一立方英寸的東西漏出就會造成那麼大的黑煙。
我們又看了以前各次發射的記錄，黑煙從來沒有出現過。
一個叫查理．史蒂芬森的人又介紹了發射前的低溫情況。他是負責除冰的小組長。查理說，在發射的前夜，氣溫降到了攝氏零下四度，可他們在發射架的幾個地方居然測到了攝氏零下十四度，他們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午飯時，一個記者問我對測出的低溫怎麼看。我說大概是液氫、液氧被灌入推進器時把周圍材料進一步降溫了吧。這位先生以為我講的是什麼重要機密，趕緊拿去發表。但他又不寫我的名字，而是說：「這些解釋來自一位諾貝爾獎得主，那一定是不會錯的了。」
下午，管遙控測試的人給我們講了不少發射最後一分鐘的情況。數以百計的指標同時被監控著，全部顯示正常。液氧罐的壓力在火焰出現幾秒鐘後急劇下降，一側的平衡舵受了很大的壓力，這是因為火焰從另一側衝出造成的；液氫罐爆炸時，壓力的下降導致主引擎自動關閉——這一切似乎都沒有異常。
那天的會一直開到晚上七點鐘，所以參觀只好推到下一天，我們便直接去用晚餐了。
吃飯的時候，我正好坐在艾爾．科爾旁邊。他剛剛加入調查團，目的是幫著羅傑斯做組織工作。先前，他在白宮的財政管理部，據說在那兒做得很出色。羅傑斯不停地說，我們能把他挖過來真是幸運之極。
科爾有航空系的博士學位，還在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做過博士後，履歷頗佳，自我介紹的時候。他幽默地開自己的玩笑，說他最後一次「誠實的工作」是在伯克萊做的空氣動力學實驗（以後便到華盛頓工作了）。我覺得他很有意思。
可我和他交談還不到五分鐘，他就很氣憤地說我侮辱了他，而他從來沒有被如此無禮地對待過。他還講他到這個委員會來可不是受氣的，也不再想和我有什麼瓜葛。
我這個人總是忘記自己做的傻事，現在也記不清究竟說了什麼又蠢又不得體的話，更沒想到他的反應那麼激烈。
在那之後的十分鐘氣氛很緊張，我連忙道歉並試圖引出別的話題。過了一會兒，我們又恢復對話了。雖然我們一直沒有成為特別好的朋友，倒也相安無事。
※※※
週五早上，又有一次公開會議，是聽取摩騰公司和NASA關於起飛前夜的報告。那天的報告人總是躲躲閃閃，所以每個問題都要慢慢地擠出答案，而且你必須問到點子上。
委員會的同仁頭腦非常清醒。比如，蘇特問，「在這種情況下，你們批准起飛的具體標準究竟是什麼？」然後他還有一連串切中要害的問題。結果，我們發現他們根本就沒有具體標準。科弗特和沃克也同樣一語中的，其他人也差不多。我倒有些思路跟不上他們了。
隨後，摩騰公司的代表開始自相矛盾，含糊不清起來。羅傑斯和萊德問摩騰公司的經理梅遜和倫德有多少工程師直到最後都堅持反對起飛。
「我們沒有徵求每個人的意見。」梅遜說。
「那麼，是只有一二個人反對呢，還是相當多的人反對？」
「我想，大概有五六個工程師認為起飛不安全。但是，我們也沒有確鑿的證據說發射一定會失敗呀。」
「這麼說，贊成和反對的人數大約是一半對一半？」
「大概是的。」
我覺得梅遜和倫德在詭辯。但我只會問直截了當的問題，於是我說：「先生們，你們能否按專業權威的水準，從高到低，給我列出四位工程師的名字？」
「羅傑．波斯喬力，阿尼．湯姆遜是數一數二的；然後嘛，傑克．坎普，呃……還有傑銳．勃恩吧……」
我轉過身問正好在會場的羅傑．波斯喬力，「你當時同意起飛嗎？」
「不，我是投反對票的。」
我又問阿尼．湯姆遜同樣的問題。
他說：「不，我沒有同意起飛。」
我又問，「那麼，傑克．坎普呢？」
倫德說：「今天他沒來，但我問過他，他說按當時的數據，他會同意的。」
「第四位先生的意見呢？」
「我不知道傑銳．勃恩的想法。」
「所以，」我耐不住了，「在四個工程師裡，一個『觀點不明』，一個贊成，兩個最有權威的投了反對票。」如此看來，方才他們聲稱的「一半對一半」完全是扯淡，更不用說投反對票的人是最有資歷的。
※※※
午後，我們去參觀甘迺迪發射中心。這並不如我以前預想的那麼糟；相反，倒是相當的有趣，時間不夠，我們沒法觀看助推火箭的裝配。在快結束的時候，我們去看了收集起來的太空梭殘骸。
對這種集體參觀我實在是受夠了，於是我沒有繼續後邊的參觀項目，而是跑到查理．史蒂芬森辦公室去看更多的照片資料。在那兒我還發現了更多關於低溫的數據。那些人都非常合作，願意讓我和他們一起研究。所以在等了十天以後，我終於找到了合適的工作環境。
那天的晚餐時，我告訴羅傑斯，「週末我想繼續留在這兒做調查。」
「嗯，費曼博士，最好是和大家一起回華盛頓。不過，最後還是你做決定，你有充分的行事自由。」
「那我就決定留下來。」
※※※
週六，我去找那位實際操作溫度測量的工作人員。他是個很友好的人，叫戴維斯。在他的記錄本裡，每個溫度記錄都同時標有確切的測量時間，而且有照片為證，從那裡還可以看到他爬上爬下發射架花的時間。他測量溫度包括了空氣、火箭表面、地面、冰面、冷凍液，等等，非常細緻周到。
按NASA曾做過的一個理論推測，在發射臺周邊的溫度應該比測到的均一，而且比測到的應該要高不少。於是有人猜想輻射會有影響，還有人注意到戴維斯讀到的冷凍液溫度是攝氏零下十四度，比照片上的低不少。而且，在這個溫度下，冷凍液早該結冰了。
我們查看了測溫組用的溫度計。從說明書上看，要得到準確的讀數，就必須先讓溫度計在被測物體上待二十分鐘以達到平衡。但戴維斯他們則是從盒子裡拿出溫度計後馬上測溫度。於是，我們要驗證當時的讀數誤差是否可以被再現。
※※※
週一，我打電話給做溫度計的公司，「你好，我叫費曼，現在調查太空梭失事的委員會裡工作。我想問一些關於你們公司的紅外測溫儀的情況……」
「我可以給您打回去嗎？」
「當然。」
過了一會兒，他打回來，「很抱歉，這些是技術保密的資料，我無可奉告。」
我猛然意識到真正的問題是他們一定被嚇住了，以為我們要歸罪於他們公司的產品。我連忙說：「先生，你們的測溫計和事故沒有任何關係，只不過這兒的人使用的方法和說明書上講的不一樣，所以我想找出誤差，以便知道當天的真正溫度。為了這個目的，我想了解一些細節。」
那人這才放了心，變得很合作。在他的建議下，我讓測溫組的人做了個實驗：在一個攝氏四度的房間裡放塊巨大的冰，這樣可以保證冰的表面是攝氏零度。然後讓他們從攝氏二十一度的地方拿來測溫計，每隔三十秒測一次溫度。這樣可以決定各個時間點的溫度誤差是多少。
由於戴維斯的所有數據都仔細地標有時間，因此我們很容易地糾正了以前的讀數偏差。結果顯示，實際的溫度與理論推導值非常接近，合乎道理。
在那天的記者招待會上，我解釋了關於溫度測量的整個情況，告訴他們「諾貝爾獎得主」上次的解釋完全是錯誤的。
我寫了份報告給科爾，讓他轉交其他委員。
※※※
隨後，我又開始研究另一個可能導致事故的原因——每次發射，在推進器掉到海裡時，衝力作用於火箭體，使它變形而不再是完美的圓形。在甘迺迪中心，打撈回來的火箭體被拆下來，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