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期，我們的問題是：找出能解釋貝塔衰變（beta decay）的正確理論。這牽涉到兩種粒子，一種名叫「濤粒子」（以希臘字母τ代表），另一種叫「非他粒子」（以θ代表）。它們的質量差不多一模一樣，可是一種會蛻變為兩個「派粒子」（pion）：另一種則蛻變為三個派粒子。其實它們並不只是質量差不多，而且壽命也一樣，真是個奇怪的巧合。於是大家都很關心這問題。
在我參加的一個會議上，有人報告說，從迴旋加速器生產出來的濤和非他，即使在不同角度測量或是粒子的能量不同時，它們的產量比例始終不變：總是多少個濤對多少個非他。
當然，其中一種可能性是：兩者實際上是同一種粒子，只不過它有時蛻變為兩個派粒子，有時蛻變為三個。但沒有人會贊同這個想法的，因為物理學裡有個定律叫「宇稱規則」——那是建立在「所有的物理定律，其鏡中影像都是對稱的」的假定上。因此，任何東西要不就蛻變成兩個派粒子，要不就蛻變成三個。
那時候，我還有點搞不清楚情況，我總是有點落後。
其他人好像都一副很聰明的樣子，我感覺我追不上。會議期間，我跟布洛克（Martin Block）住同一房間，他是個實驗物理學家。一天晚上，他對我說：「你們幹嘛那麼死守著宇稱規則？也許濤粒子和非他粒子根本是一而二、二而一。假如宇稱規則錯了會怎樣？」
我想了一下說：「這就等於說，宇宙定律會分為左旋（left hand）或右旋（right hand）兩種，也可以用某些物理現象來定義右旋了。我也不覺得那會有多可怕，雖然那一定有些什麼不良後果，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明天不問問那些專家？」
他說：「不，他們不會聽我的，你來問。」
不敢面對問題
於是第二天開會時，當我們談到濤—非他大謎團時，奧本海默說：「我們應該聽些新一點、怪一點的意見。」
我便站起來說：「我是替布洛克問這個問題的：如果宇稱規則錯了，會有什麼後果？」
之後葛爾曼經常笑我，說我當時沒膽量用自己的名義問問題。但事實上那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當時我就感覺到那可能是個很重要的想法，誰提出這個問題，往後很可能會名留青史。
李政道站起來，回答了一些很複雜的東西，而按例我又是不太聽得懂。會議快結束時，布洛克問我李政道說了些什麼，我說不知道，但就我所知，這問題還沒有答案——還是有可能發生的。我不認為可能性會很高，但我覺得那是有可能的。
拉姆西（Norman Ramsey）問我他應不應該做個實驗，尋找宇稱不守恆的例子。我說：「最佳回答是，我跟你賭五十比一，你什麼也找不到。」
他說：「那對我而言，機會已經夠高了。」但他始終沒有進行那個實驗。
總之，後來吳健雄以實驗證明了宇稱也有不守恆的時候，而這替貝塔衰變理論帶來了許多新的可能性，也啟發了一大堆其他實驗。有些證明了從核子出來的電子，有一部分飛向左邊、一部分飛向右邊；更有其他形形式式的實驗，全都是跟宇稱有關的有趣發現。然而數據是那麼的混亂，根本沒有人能夠把東西拼湊在一起。
期間在羅徹斯特舉行了一個會議——一年一度的羅徹斯特研討會（Rochester Conference）。我還是事事落於人後，而李政道已在發表關於宇稱不守恆的論文。他和楊振寧作出宇稱並不守恆的結論，現在他正提出解釋這現象的理論。
會議期間，我住在我位於西瑞橋斯（Syracuse）的妹妹家。我把論文帶回家跟她說：「我搞不懂李政道和楊振寧說的東西，這全都那麼複雜！」
「不，」她說，「你的意思並不是說你無法弄懂它，而是你沒有發明它。你沒有用你的方法，從聽到線索開始做起，把它推演出來。你應該做的是想像自己重新在當學生，把這篇論文帶到樓上去，逐字逐句地讀，檢查每一條方程式。然後你就什麼都弄懂了。」
我接受了她的建議，把那東西從頭看到尾，發現它真的很明顯簡單。我只是一直害怕去讀它，總覺得它太深奧。
「我全部明白了。」
這篇論文提醒了我很久以前做的一些研究，那是跟左右不對稱方程式有關的。現在再來看李政道的方程式，我發覺他的答案比較簡單：所有東西都是左旋耦合的。就電子及渺粒子（muon）來說，我的推論預測跟李政道的一樣，除了我把某些加減號顛倒過來而已。當時我沒想到：其實李政道只不過討論了最簡單的渺粒子耦合例子，並沒有證明所有渺粒子都向右旋；但按照我的理論，所有渺粒子會自動右旋。因此，事實上我的推論比他的更上一層樓了。
我的加減號跟他用的顛倒，但我沒意識到我其他部分全都弄對。
我又做了幾項預測，全是些還沒有人想到過用實驗驗證的情況。可是當我考慮中子和質子，進行計算時，我的結論無法跟當時已知的中子與質子數據互相印證。這部分有點兒麻煩，不好弄。
第二天回到會場，有個叫凱斯（Ken Case）的大好人，把他發表論文的時間分了五分鐘給我，讓我報告這些新想法。我說我相信一切都是左旋耦合，又說電子和渺粒子的正負號用反了，此外我還在努力解決中子的相關問題。有些實驗物理學家問了我一些關於我的預測的問題。會議之後那個暑假，我就去了巴西了。
再回到美國之後，我立刻想知道貝塔衰變的研究進展得如何了。我跑到吳健雄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實驗室，但她不在，另一位女士給我看了一些數據，卻沒有幫助。在我的模型中，電子在貝塔衰變中應該都是左旋的，可是實驗顯示有時出現右旋的情況。全都對不起來。
回到加州理工，我問那些做實驗的，貝塔衰變情況到底如何了。還記得詹森（Hans Jensen）、維普斯塔拉（Aaldert Wapstra）以及貝漢姆（Felix Boehm）三人請我坐下來，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我其他人的實驗結果以及他們得到的數據。由於我很瞭解他們，知道他們用心的程度，因此我比較看重他們的數據。他們的實驗結果還蠻一致的，但加上其他實驗室的結果，就變得亂七八糟了。
最後，他們把一切數據都交給我說：「目前情況是那麼的混亂，甚至一些已定論多年的理論都被懷疑了，像中子的貝塔衰變是否仍是Ｓ和Ｔ。一切都亂七八糟。葛爾曼說那可能是Ｖ和Ａ。」
我從小板凳上跳起來：「那麼我全——部——都明白了！」
他們以為我在開玩笑。但我在羅徹斯特會議碰到的困難，正是在中子與質子蛻變時，除了好像應該是Ｖ和Ａ而不是Ｓ和Ｔ之外，其餘一切理論都吻合了。因此，現在我的理論完備無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