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個國家為標準,吾們的政治生命中最顯著的特點,為缺乏憲法,並缺乏公民權利之觀念,這樣的特點之存在,只因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和政治哲理、道德融和的哲理,而不是一種效力的哲理。它把道德和政治混合在一起,成為一種憲法的基本概念,是在預斷地把統治者當作壞坯子看待;他或許會濫用權力而損害我們的權利,吾們乃借重憲法為捍衛吾人權利的武器。中國對於政府的概念,恰與此預斷直接地相反。中國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謂之「父母政府」,或者是「賢能政府」。他們將照顧人民之權利,一如父母之照料其子女,是以吾們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權利交託於政府,便予以無限的信任。在此等人手中,吾人付託以數千百萬的資產,從不一問其開支報告;吾們又賦予此輩以無限政治權力,亦從不計及自衛吾人之權益。吾們只把他們當作聖賢君子看待。
對此所謂賢能政府所下的批評,其精審、公平、正確,應無過於二千一百年以前韓非子的偉論,韓非子為屬於法家之大哲學家,約生於孔子後三世紀。他是法家哲學派中最後亦為最偉大的一位,他的中心主張便是建立法治政府以代人治政府。他的分析人治政府之罪惡極為精確,而他所描述的當時之政治生活現象極相類似於今日的中國,倘令韓非子復生而親向吾人口述,亦將不易一字。
依照韓非子的意見,政治智慧之起點,始終擯棄道德之俗論並避免道德之改進。著者亦深信吾人停止談論人民道德的感化愈早,則吾人之能建立中國之廉潔政府亦將較早。可是事實上有那麼許多人在議論著道德的改進,以為政治罪惡的解決手段,適足以說明他們的思想之幼稚,和他們的領悟正確的政治問題之低能。他們應該明了吾人已經繼續不斷地談道德的腐論歷二千年之久,卒未能用道德之力量改進國家,或使她有一個比較賢明廉潔的政府。中國人民應該明了,倘令道德感化真能有何裨益,中國今日應早已成為天使聖哲的樂園了。依著者愚見,用道德來改善政治的思想和議論,何以如是流行,特殊那些官吏們談得尤為起勁,就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改革,至少不會有害於人。可是吾們那些高呼提高道德的大人先生,都是不懷好意,有幾個簡直有一顆墨黑的良心。著者固知張宗昌督辦和別位恢複名教禮制而提高他人的道德水準者,通常都廣置姬妾,自五人至十五人不等,又為強姦幼女之老手。吾人說「仁義是美德」,他們亦將回答說:「不差,仁義是良行。」這樣胡胡調,固無傷於任何人。另一方面,吾從未聽見吾們的官僚老爺講起法治政府,因為人民將對之說:「很好,我們嗣後將用法律檢舉你們,而請你們進監獄。」是以吾人停止談論道德愈早,而移其論旨於嚴格推行法治,則吾人愈能及早阻止官僚之閃避法律制裁,使他們不再能託故優遊外國租界而寫寫意意誦讀孔子經書。
簡言之,韓非子時代有兩種相對的政治概念,吾人在此現時代亦然。即孔子的賢能政府之概念和法治政府之概念,把每個統治者當作賢人君子,因而亦以對待賢人君子之禮待遇之。法治制度的政治概念,則把每個統治者當作壞蛋看待,因進而製備種種條款,以防止其遂行歪曲意念。很清楚,前者是中國傳統的見地,而後者是西洋的見地,亦即為韓非子的見地。似韓非子所說:「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這就是法家哲學的道德觀之基點。換言之,吾人不以統治者為君子而冀其行仁義之道,吾人應目之為潛伏的囚犯而籌謀種種方法與手段以期阻止此等可能的罪行,如剝削人民的權利與賣國。你可以很容易看出後者的制度是較易於收實效,其阻止政治腐化的效用,比之靜待此等君子之良心發現高明得多。
在中國,吾們恰恰做了相反的工作。非但不把他們當作潛伏的壞蛋——這是我們老早應該如此的——卻把他們當作君子看待。依古老誠實的孔子之道,吾人盼望統治階級人人成為仁愛的賢人君子而愛民如子。吾們以誠實不期望之,故對他們說:「直接地干吧,你們可以任意使用國家公共資產,吾人不要求你們公開預算,或公布歲支賬目。」吾們對軍閥說:「干吧,我們信任你將愛民如子,故吾人將聽憑你憑良心抽課人民捐稅。」吾們對外交人員說:「干吧,吾們對於你們的愛國心具有絕對的信仰,故允許你們有權締結任何國際條約不用徵求人民的同意。」更對全體官吏說:「你倘能做像賢人君子,吾們將替你建立牌坊,以資褒揚,但倘你變成壞蛋,吾們不致把你囚入牢獄」。其他國家中,從未有如此拿對賢人君子的態度對待官吏的。假令韓非子生於今日,他將勸導吾人以壞蛋視之,因而對官僚說:「吾人不欲箴勸你們行仁義之道,亦不復建立牌坊來褒揚你們,即使你表現為賢人君子的行為;但你膽敢做出欺民亡國的壞蛋行為,則吾人將請你進牢獄」。這辦法是消滅腐敗政治的比較健全而敏捷的方法。
這裡且讓吾摘錄一節《韓非子》的文字:
「……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
韓非子否定所謂仁愛的父母政府會有任何效用,因為他指出人之惰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則民奚遽治哉。韓非子又冷冷地幽默地發問:「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悅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豈非是「貴仁者寡,能義者難」的明證?今欲人主務行仁義者皆如孔子,而臣民愛服德行者皆如列徒,豈非夢想?這短短一段文字,含有動人的嘲弄,峻刻的調笑,同時也含有健全的意識。
韓非子所評述的當時韓國的弱點,深與今日中國之過失相暗合,至於那時的官僚和人民的特性竟那麼相像,使吾們讀了他的文字,直不辨其所描述者是否為現代之中國。他和盤托出當時官吏的腐敗和人民的冷淡消極,而認為此等缺點應歸源於法律保障的缺乏與制度之不完備。他不贊成改進道德效力,而指出那是政治制度與缺乏法律保障在作祟。他說一切禍患,起於無公正之法。他痛恨那時的儒家而稱他們為一群喋喋的愚夫。這稱呼實在很適配於今日吾人的許多「長袍的愛國同志」。他說到當時的官吏,稱他們的貪污,不啻受著鼓勵,因為沒有嚴刑峻罰以制其後。韓非子這樣爽直地說:「……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土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這樣的字句,很可以引用之於現代優遊於大連及上海租界別墅中的寓公。他又說因為缺乏制度,「則以黨舉官,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這樣的情形,何等暗合於今日,只有那些官僚士大夫階級肚皮里明白。
《韓非子》中有一重要之章節,其中含有一現代的新名詞「公民」一語,殊覺新穎;惟此節文字乃系描述當時人民一般的對於同事之漠不關心的態度。他鄭重地說:「民之故計,皆就安利而避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廨舍;廨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賄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
吾們至今仍感覺到公民的太少,而私人的太多,其理由當歸之於適當的法律保障之缺乏。他跟道德的興衰毫無關係。缺點完全在制度(法)。倘人民的公共精神太豐富,常有惹禍的可能,天然他們對於國事將採取消極的態度。倘官吏貪污而無刑罰為之制裁,那麼你要望他不貪污,實在是過於苛求人類的天性了。
韓非子堅決主張設立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所共同遵守,上不避權貴,下不欺庶民。他信仰法律是超然的,在法律的前面,一切人是平等的,而私人的勢力與私人間的關係,應該於以打倒而代以法律。所謂去私曲,就公法也。這裡我們不僅遇到一種歐美式的平等概念,它使吾十分注意者為一種絕非中國型的思想。可異者,他的思想適與孔子思想立於反對的地位,孔子的格言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他以其純粹法家的態度說:「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想像一種法律,要使「貴賤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他推行一種機械式的法治,只要有了完備的法治制度,他信仰治理國政,可不用賢能之士——這一種機械的意識,完全不是中國型的。
韓非子的法治制度,也存在有一種道家的基本思想,就是「明君無為於上」。君主所以要虛靜無事,無為於上,因為他知道那些君主依一般常情而斷,實際上沒有任何辦事的能力。是以應該籌劃一個機械式的政治機關,它的機構作用的行進自然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