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思想法之不同
少時讀《亞里斯多德》，使我不勝驚異的，就是讀來不像古代人的文章，其思想、用字、造句，完全與現代西洋文相同，使人疑心所讀的不是二千多年前古代希臘哲學家所寫的，而是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的西洋論著。亞里斯多德的學問，不但是分科的，而且是分析的，對於動植物學、物理學、政治學，甚至對於詩文修辭，都有精細的推論。最重要的是他的《邏輯學》（anon）定邏輯的形式系統。後來這邏輯系統統制西歐二千年的學術。西洋學術是出於這系統，所以難怪今日西人思想法與亞里斯多德同一面目。後來我回來重讀中國經史，就覺得中國思想大不相同。初看時，似乎推理不夠精細，立論不夠謹嚴。格言式的判斷多，而推理的辯證少。子思言"率性之謂道"，怎麼"率性"，率什麼性，子思不肯闡發下去，只由讀者去體會罷了。經過幾十年的思考，才覺悟這體會之道，與演繹之理，大大不同。這是中西思想法不同之大關鍵，就是直覺與推理之不同。直覺就是體會、體悟、妙悟。因這思想法之不同，乃使中西哲學走入不同的趨向。要明白中西哲學思想之精奧，必先明白這思想法之不同，然後可得平衡之論而明白利弊。
單以道字而論，中國所謂道，非西洋所謂真理（Truth）。中國人講天道人道，西洋人也講天道人道。但是中文道字，西文沒有。西文Truth字，講客觀的真理，中文也似乎少這觀念。老實說，中國人對客觀的確與不確，不大感興趣。對於行為的是非，乃大感興趣。中文是非兩字包括兩層意思，一是客觀的事實之真偽，一是行為之是非，含有道德上的評判。英文便分出真偽之True-false及是非之Right-wrong。我們所謂"各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常常含有道德上之評判，不單是真理之是非。中國之所謂道是要行的，可行之謂道，去行無所謂道。所以孔子說，"道不遠人。人以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西人言客觀的真理，只要是真，雖然遠人，為什麼不可以為道？這樣講下去，東西思想內容難免就不同了。
大體上，我們可以說：
一、西洋重系統的哲學，而中國無之。系統的哲學就是所謂Systematicphilosphy，就是把一條理論，貫串一切，自己成立一理論的大系統，如康德、黑格爾等。在西洋人看來，你沒有系統的哲學，就不足當"哲學"二字的名稱。系統的哲學，是一種推論的結構，有前題，有證實，有結論的蹤跡可尋，如七寶樓台，有輪廓，有基石，有頂層，琳琅滿目。中國的哲言，字字珠璣，如夜明寶珠，單獨一個，足以炫耀萬世。又如半夜流星，忽隱忽現，不知來源，不測去向。愛墨生（Emerson）是美國有名的論文家，所說的都是精深的議論，很近中國式。就有人批評他不足稱為哲學家，因為他有雕金削玉的名言，卻找不到系統的線索。正要聽他闡發論據時，他已經談到別的題目去，也只讓讀者自己體會去罷。中國思想，如墨子，如王夫之，有精細詳切的推論的極少。
二、中國人不重形而上學，因為與身體力行無關。老莊有形而上學，但是言簡意賅，還是令人自己揣摩。子貢問"死者有知乎？"孔子很幽默答道"等你死後，就知道了"（見《孔子家語》）。一句話把死的問題排開。董仲舒講陰陽，有天人合一之論，是有形而上學色彩的。後來宋朝周濂溪、張橫渠諸人，都有相當清楚的宇宙論，但這些都是受佛學的影響。佛學在中國，能為學人所看重，因為他有這一套形而上學的辯論，是古代中國哲學所無的。世界思想三大系統，一是孔孟思想，二是佛教，三是希臘及西洋思想，而實際上佛學的推論，還是近於亞利安族（Aryan）思想方式，近於西洋，而不能歸入東方思想的系統。後來宋儒輸入佛家的血脈，成為理學，談心說性，而根本談不到佛家的知識論（所謂"意識"），硬把格物致知套上。實際上，程朱等之形而上學，還是談不過釋迦，沒有什麼出色。
三、中國人不注重邏輯，尤不喜愛抽象的術語。佛家因明之學，不受中國人歡迎。別墨好辯，也是自生自滅。庄生評惠施"其道舛駁"，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勝人之心"，庄生言"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就是看不起爭辯的辭彙。現今西洋學術文字，最明顯的就是專門抽象名詞之多。專門術語就是邏輯的工具。古人之道常隱於榮華，今日之常隱於專門術語。見道不篤，則榮華術語日多。中國人留學學心理學、社會學，那裡是學社會學，常只是學社會學的專門術語而已。凡能深入淺出的人，都不肯靠這些專門術語為學問的華冕。以上所舉三點，是西洋思想之長處，也就是他們的短處。系統的哲學，主見太深。形而上學易入空虛。抽象的名詞理論，易脫現實，失了剛健的現實感。
總而言之，中國重實踐，西方重推理。中國重近情，西人重邏輯。中國哲學重立身安命，西人重客觀的了解與剖析。西人重分析，中國重直感。西洋人重求知，求客觀的真理。中國人重求道，求可行之道。這些都是基於思想法之不同。
（二）直覺與邏輯
這思想法之不同，簡單的講，可以說是直覺與邏輯，體悟與推理之不同。邏輯是分析的，割裂的，抽象的；直覺是綜合的，統觀全局的，象徵的，具體的。邏輯是推論的，直覺是妙悟的，體會出來的。西洋邏輯是思想的利器，在自然科學，聲光化電的造詣，有驚人的成績。格物致知，沒有邏輯不成。宋人講格物致知，其實是全盤失敗的。宋人講格物，摸不到門徑，結果不得其門而入。王陽明拿凳子坐看園中竹子，想格出竹子之理，格了九天便病下來。結果退下來，說"反求本性，便是格物"，實在是很勉強的說法。朱子雖言"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原則上很好，略如西方笛卡兒所說。實際上邏輯辯證法還沒有建立，如亞里斯多德之anon及佛蘭瑟·培根的Novumanon樹立科學的辯證及試驗的方法。朱子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不過是推類至盡的意思，但不同類而要推知其理，就犯上邏輯上的大毛病。程伊川謂"萬物皆備於我"，就是犯這毛病。所以宋人格物是失敗的，也是中國科學不能條暢發展的原因。
但是邏輯這種利器，也是危險的。行之於自然科學可謂無孔不入，無往不利；用之於人類社會安身立命之道，就是"行不得也么哥"。凡人倫大端，天地之和，四時之美，男女之愛，父子之情，家庭之樂，都無從以邏輯推知，以論辯證實。溫莎爾伯爵夫人最近一本書，敘述她和退位的英國皇帝的戀愛，書名叫Lovehasitsreasons．語出巴斯葛的名言，"愛情有他的理由，非理智所能知道的"。這是雙關語"Lovehasitsreasonsofwhichreasonknows nothing"，不僅此也，凡人生哲學的大問題，若上帝、永生、善惡、審美、道德、歷史意義，都無法用科學解決。上帝不是一個公程式，永生並非一個三段法，善惡美醜都無法衡量，無法化驗。無法化驗則無法證實，無法證實則無從肯定或否認。所以倫理系統，建立不起來。今日的社會學家，因為要科學，要客觀，閉口不言善惡。今日的哲學家，閉口不言倫理，今日的存在論家，閉口不言人生意義，甚且否定人生意義。今日之大思想家閉口不言上帝。凡邏輯無法處置的問題，都擯諸門外，絕口不談，一談就不科學。這是今日西方學術的現象。
所謂直覺，常為人所誤會。直覺並非憑空武斷，乃其精微危一處，可以意會，不可言傳。直覺不是沒有條理，是不為片面分析的條理所蔽，而能統觀全局，獨下論斷。秘書每長於議論，部長卻應有明決之才。此乃直覺與邏輯之辨。女人向稱有六感，乃近於部長之才。女人常知某人是真朋友，某人不可交，謂之第六感，而理由說不出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是沒有根據，而是所根據難以分析，在可以意會不可言傳之間耳。我們常言某人相貌似廣東人或江浙人。這是根據以前的複雜的印象，卻難作"廣東臉"或"江浙臉"的定義。這樣講，直覺仍是根據經驗而來。古者賢君，每有知人之明，先覺之見，就是根據這種經驗，而為論斷。其間貌合神離，或口蜜腹劍之徒，毫釐之差，精微處惟憑孟子所謂眸子而鑒察之。
且凡天下之事，莫不有其理，亦莫不有其情，於情有未達則其理不可通。理是固定的，情是流動的。所以我在《吾國與吾民》書中說：西人斷事之是非，以理為足，中國人必加上情字，而言情理，入情入理，始為妥當。因為我們知道，理是定的，推演的；情是活的，須體會出來的。近情合理始是真知，去情言理，不足以為道。這是中國人思想法之特徵，所以生出中國之近情哲學。情字用法，亦西洋所無。大都指變動之情勢。（參見《論情》篇）。若單言"狀況"，指固定的，亦可以英文dition表出，若言"情狀"則必有深一層的理會。孟子所謂"苟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