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十九世紀末。那一年是一八九五年，是中國和日本訂立馬關條約的那一年，條約規定割讓台灣和承認朝鮮獨立，就是甲午戰爭中國敗給日本的第二年。中國慘敗在日本手中，是因為滿清政府的寡後把準備建設近代海軍的錢，移去做現在北京郊外著名夏宮的建築費。舊的夏宮已在一八六○年為英法聯軍劫掠及焚毀，而這個無知又頑固的婦人和她的排外心理，助成數年後拳匪之亂的突發。曾聽父親說過關於拳匪之亂時那個寡後和皇帝逃走的情形，當時我五歲。查考年鑒，我發現訂立馬關條約那一年，同時也是德國物理學家樂琴發現X光的那一年。
童年最早的記憶之一是從教會的屋頂滑下來。那間教會只有一個房子，而緊挨著一座兩層樓的牧師住宅，因此站在牧師住宅的陽台上，可以透過教堂後面的一個小窗望下去，看見教堂內部。在教堂的屋頂與牧師住宅的桁桷之間，只有一個很窄的空間，小孩可以從這面的屋頂爬上去，擠過那個狹窄的空間，而從另一面滑下來。我記得自己曾是那個站在陽台上的小孩，驚訝上帝的無所不在。它使我困惑，我因此想如果上帝是無所不在，他是否就在我的頭頂上幾寸。我還記得曾為每日謝飯的觀念而自辯，得到的結論是：這是對生活的一般感恩，我們對一切生活都該用同樣的心情表示感謝，帝國的居民也該因為能生活在和平及秩序里而向皇帝表示感謝。
童年是新奇的時代，站在牧師住宅的陽台上，就能發現好多新鮮的東西。眼前是南山的十個峰，後面是另一個高山的石壁。我們的鄉村深入內陸，四周環繞著高山，當地人稱它"湖"。由這兒到最近的港口——廈門，差不多有六十英里，當時，坐帆船大概要三天。坐帆船的旅行，是另一種永遠印在我心靈的經驗。因為住在南方，鄉村到漳州的西溪河谷這一段路真是美不可言，不像北方光禿的黃土岡。可是正因為深入內陸，到了離鄉村約六英里的地方，河上不能行帆船，我們只得換一艘小很多的輕舟，這種小舟，真正是由那些船夫把它舉起來渡過急湍的，船夫把褲子卷到腿上，跳入河中，把船扛在肩上。
有些事情和住在這環山的村落有關，因為接近高山就如同接近上帝的偉大。我常常站著遙望那些山坡灰藍色的變幻，及白雲在山頂上奇怪的，任意的漫遊，感到迷惑和驚奇。它使人輕忽矮山及一切人為的、虛假的、渺小的東西。這些高山早就成為我及我信仰的一部分，因為它們使我富足，心裡產生力量與獨立感，沒有人可以從我身上帶走它們。這山還印證了《聖經》上的那句話："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我開始相信，一個人如果不能體會把腳趾放進濕草中的快感，他是無法真正認識上帝的。
我們家有六個兄弟、兩個姐妹，而我們這些男孩經常要輪流到家裡的水井汲水。學習打水很有趣。當吊桶到達井底時要搖動，這樣它就會翻轉來裝滿水，我們不知道有小機器，因為那是煤油燈的時代；我們有兩盞這樣的燈，同時還有幾盞點花生油的錫燈。肥皂直到我十歲左右才進入我們的生活。母親常用的是一種大豆殘渣做成的"豆餅"；它只有一點點的泡沫。剛有肥皂的時候，它的形狀像一根方木條，農夫常把它放在太陽下晒乾，使它堅實一些，在洗濯的時候，才不會用得太快。
父親是當時前進的先鋒。他是一個夢想者，敏銳、富於想像力、幽默，並且永不休止。他傳授給我們孩子一切新的及近代的東西，就是對西方知識被稱為"新學"的強烈興趣。母親剛好相反，擁有一個被孺慕之情所包圍的簡單、無邪的靈魂，而我們兄弟姐妹常聯合起來作弄母親。我們常編造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告訴她。她肯聽，可是有點不大相信，直到我們爆出笑聲，她才皺起面孔，她會說："你們又在戲弄笨娘了。"她為養育孩子，曾忍受許多苦，可是我十歲的時候，我的姐姐們已把烹飪、洗滌等家庭雜務拿來做。我們每天晚上上床前做家庭禱告，我們是在一個虔誠、相愛、和諧而有良好工作秩序的家庭中長大。別人常以為我們兄弟會爭吵，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爭吵過。
父親是不隨俗的。我們家的男孩不像其他的孩子一樣梳辮子，而是留一種僮僕式的短髮；姐姐常為我們編一種便帽，是廈門對面鼓浪嶼街上法國水手們所戴的那一種。父親是一個十分好動的人，月色皎潔的夏夜，他常會一時衝動，走到河岸近著橋頭的地方傳道，他知道那些農夫聚集在那裡，坐在夏日的微風中賞月。母親告訴我他有一次幾乎因肺炎死去，因為在收割月滿後外出傳道時流了很多汗，回家時沒有擦乾。他常建教堂，被派到同安傳道時在那兒曾建過一所。我十歲或十一歲的時候，看見他建築在坂仔的新教堂，教堂是用太陽晒乾的泥磚造成，上面蓋著瓦，外面塗石灰。當屋頂的重量漸漸把四周的牆擠開的時候，出現了一場大騷動。住在六十英里外小溪旁的范禮文（A．L．Warnshuis）牧師，聽到這種情形，從美國定購了一些鋼條來。這些鋼條用一隻大釘固定在中間，那隻大釘可以把鋼條旋轉到所需要的適當長度。它們連接在支持屋頂的木條上，螺旋釘一扭緊，鋼條把木條牽拉在一塊兒，大家可以清楚的看見教堂的屋頂被提高了幾英寸。這是偉大而值得紀念的一刻。
雖然父親是牧師，卻絕不表示他不是一個儒家。我記得曾幫他裝裱大儒家朱熹的一副對聯，用來張掛在新教堂的壁上。這副對聯的字體大約有一方尺寬窄，父親走了一趟漳州才取回這些墨寶的拓印本，因為朱熹曾做過漳州的知府。朱熹生於十二世紀，據猜測是因介紹女人纏足的方法而把"文化"帶入我們這一省。就我所見，他的工作不算成功，因為這省女人所纏的腳既不小，又不成樣子。
我最先和西方接觸是在一對傳教士住在我們家訪問的時候。他們留下了一個沙丁魚罐及襯衣領子的一粒鈕扣，中間有一顆閃亮的鍍金珠。我常覺得它很奇怪，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他們走了以後，屋子內到處仍充滿了牛油味，姐姐強迫把窗子打開，讓風把它吹走。我和英文書本的第一次接觸，是一本不知誰丟在我家的美國婦女雜誌，可能是"LadiesHomejournal"（《婦女家庭》雜誌）。母親常把它放在針線盒裡，用裡面的光滑畫頁夾住那些繡花線。我相信沒有一本美國的雜誌能用得這麼長久。在建築教堂的時候，范禮文也曾寄給我們一組西方木匠用的工具，其中有一個旋轉機，我對它們十分好奇，覺得它們做得相當好。
父親和范禮文牧師成為好朋友、好夥伴，因為范禮文牧師發現父親對一切西方的及新的東西有興趣。他介紹一份油墨印的，名為《通問報》的基督教周報給我們。他寄給我們各種小冊子及書籍，其中有基督教以文學及上海基督教廣學會所印行的有關西方世界及西方科學的書籍。西學就是這樣來到我家。我相信父親曾讀過一切關於西方的有用的東西，我記得有一天他諷刺的笑著說："我讀過所有關於飛機的東西，可是我從沒有見過一架，我不知道是否可信。"這大約是萊特兄弟試驗飛行的時候。我不知道他怎麼得來這消息，只是當他和我們兄弟談到柏林大學和牛津大學是"世界上最好的"時，眼裡射出亮光，似真似假的希望我們兄弟有一天能在那裡攻讀。我們是一個絕對的夢想主義者的家庭。
十歲的時候，我和兩個弟弟離家去廈門上學，那四所本地學校父親斷言它不夠好。因為旅程要很多天而且要花錢，寒假我沒回去，這等於離開母親一整年。但男孩就是男孩，很快的我就學會不想家而沉溺在學校裡面的種種活動，這包括赤腳踢從啞鈴鋸下來的木球。這是學校里孩子們的普遍運動，但沒有任何事像回到母親身邊那麼快樂。進入被群山包圍的坂仔河谷之後，還有一英里就到家，我們三兄弟不能再忍受小船慢慢的搖，就起程步行。我們曾計畫怎麼樣向母親宣布我們回來了，是在門外大喊一聲"我們回來了！"還是再一次戲弄母親，用老乞丐的聲音，要一點水；或躡入家裡，找到她，然後突然對她大叫。這個世界實在太小，約束不住孩子的心，這就是那些久住在中國的西方人所稱的"中國人的頑皮性格"。
假期我們家就變成學校。我說過父親是一位牧師並不表示他不是一個儒者，當我們男孩擦好地板，女孩子洗完了早餐的碗碟後，鈴聲一響，我們就爬上圍著餐桌的位子，聽父親講解儒家的經典及《詩經》，其中包含許多首優美的情歌。（記得有位害羞的年青教師，當他不得不講解那些孔子自選的情歌時，滿面通紅。）聽課到十一點時，二姐望著牆上的日影，慢慢地站起來，一臉不情願的表情說："我要去燒午飯了。"有時晚上我們也集合讀書，然後她又不得不停止閱讀，起來說：
"我要去洗東西了。"
我之所以必須寫到二姐，不只因為她佔了我童年生活的大部分，同時可以顯示在我們家裡，大學教育的意義是什麼。我記得二姐很疼我（一切佛洛依德派的說法，都給我滾！），因為我是一個頭角崢嶸但有點不守規矩且喜惡作劇的孩子。當弟兄們安份而細心的研讀功課，我卻到院子里玩。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