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你哭啦，枕巾都濕了一半兒。」她說：「愛軍，我們值得了，革命一場值得了，生生死死值得了。」我把她淚濕的頭髮理到耳後邊。「你就為這哭？」她說：「我想起了過去的事，後怕一下把我嚇哭了。」我說：「怕啥呢？我們有理想，有抱負，敢奮鬥，一下不就從基層成了正縣職，只要我們努力、努力、再努力，革命、革命、再革命，正縣級、副地級、正地級、副省級、正省級，一級一級幹下去，我們同樣也會從農民成為高幹哩，成了高幹那過去的事兒又算啥兒呢？要革命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你知我知的事情天都不知道，你有啥兒擔心呢？」因為我們說到了一個極其嚴肅的話題兒，因為她的眼淚越擦流得越厲害，因為她突如其來的悲傷把我們昂奮的激情水來土掩了，使我們剛剛還急不可耐的焦急慢慢的煙消雲散了，平靜下來，我無限遺憾地望著她。她十分慚愧對我說：「愛軍，都怪我。」我關著收音機對她說：「沒事兒，這兒還有這收音機，想有事兒了我們隨時可以有事兒。」說著她便從床上坐起來，收拾著自己的身子和床鋪。把衣服穿起來，把被子疊起來，把床單拉平整，把淚濕的枕巾翻過來搭在枕頭上，然後把窗帘拉開來，讓四月的春光劈哩啪啦泄進來，把屋子照得明明亮亮，如革命者的心房樣。已經是午時候，我們屋裡透進的陽光中，同樣有金晃晃的塵灰點兒在飛舞。牆上貼的毛主席像和《紅燈記》的劇照畫，在日光中顯得模糊而耀眼。從窗子望出去，能看見招待所院里的大花池中的冬青樹，在初春的天氣中，不是嫩綠，而是青烏色。那些樹被剪得低矮而平整，仔細看時，才發現那樹木在栽種時就被排列成了一個「忠」字形，這當兒樹正旺茂，那忠字就顯得模糊而有力。我把窗子推開看著那「忠」字，對紅梅說你來看，關書記說讓我對縣裡的工作考慮考慮，我考慮我當縣長或書記後，第一件事就在縣城的各個十字路口建一個大花壇，每個花壇中都用松樹、柏樹栽出一個「忠」字來。紅梅收拾了床鋪走過去，依著我看那花池中的綠忠字，說在縣城都栽「忠」字太單調，還可以栽成「三忠於」和「四無限」的字樣兒。我說那得多少樹？得多大的花壇呀？她想想就又笑了笑，自自然然將雙手交叉起來，掛在我的一個肩上說，我們不光要搞革命，抓農業，還要抓林業，水利和農村的畜牧業。抓林業時你找一面大山坡，用樹種出「毛主席萬歲！」五個大字來。讓人在幾十里外就能看見那五個字，讓人在飛機上能認出「毛主席萬歲！」來，這樣你我一下就在全國出了大名兒，不定北京有人來把我們的事兒拍成紀錄片，在全國各地放映哩。我被紅梅的這個主意吸引了，回過身用雙手捧著她的臉，看見她的雙眼又明又亮，眼角卻有了魚紋兒。那魚紋兒像刺樣扎在我心上。她看出我臉上的變化了，「我老啦？」她這樣半是擔憂、半是傷心地問。我說：「人生易老天難老，天若有情天亦老。」她說：「我老了枯了你真的還喜我？」我說：「我們是一對革命的情侶，把你我連在一塊的是革命，不光是年輕和美貌。只要革命沒有完，你我的感情就永遠不會完。」我不知道我這答覆她是否滿意哩，但我知道她無言以對。無言以對，她就回去坐在床沿上。為了安慰她，我拉過椅子坐在她身邊，把她的手握在我的雙手裡，說：「你是想當婦聯主任還是想當副縣長？當副縣長聽起來好聽，可你得聽縣長指派哩，是縣長說了算。當婦聯主任不好聽，可婦聯那一塊由你說了算。」她由我任意地把她的手在我的手裡團捏著，像一隻熱軟的鳥兒在窩裡團卧著，目光有些渴盼地掛在我的臉上和嘴上，嘴角的笑卻又有些不安不規地上挑著。「我知道你想當縣委書記，不想當縣長。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黨領導一切哩。黨還能指揮槍。所以你想當書記，你猜我在想啥兒？我想當副縣長兼婦聯主任。咱倆名正言順的結婚又在一塊兒不分開，想有一天你調到地區了讓我當縣長或者當書記。」我說：「這咋可能哩？」她說：「有啥不可能？」我說：「關書記他會答應嗎？」她說：「我們不光結婚時讓關書記做媒人，最好還要設法和關書記攀上一門乾親戚。」我把她的手從我的手裡放掉了：「你簡直是在沽名學霸王？」她笑笑：「你覺得不可能？」她把被我捏出汗的手在床單上擦了擦，然後目光就明利聰慧了，像一個大姐望著弟弟樣看著我，說我從小就知道縣裡休干所的紅軍們特別愛認干孫子或者干孫女。只要你我結婚關書記做了媒，我們和關書記的關係就不是一般了。不是一般就可以隔三錯五去關書記家裡了。去關書記家裡我們就把紅生、紅花、桃兒輪流帶過去，讓他們不停地把關書記叫成關爺爺，把關書記的夫人叫奶奶。然後，再問清關書記家是哪裡人，是南方人我們每次去都給他帶些辣椒和泡菜，千萬不要帶一點貴重值錢的啥東西，要他是北方人，我們每次去都帶小米或紅棗，孩娃、閨女嘴再甜一些，爺爺、奶奶一連聲地叫，你說咋能認不成乾親哩？認成了乾親他能不讓你我在一塊工作嗎？能不讓我當副縣長兼婦聯主任嗎？就是這次不讓你當書記，當了縣長，不是啥兒時候想當書記也都能調換嗎？」（我靈魂我的肉，我革命的情侶和夫人！）我被紅梅的話說得心花怒放又啞口無言了，像學生替老師破解了一個終身難解的謎語樣，我開始痴痴地盯著紅梅的嘴，盯著紅梅的臉，盯著紅梅的頭髮和肩膀，盯一會我又突然把紅梅的雙手握在我手裡，像抓到了一對剛飛走的鳥兒說：「關書記好像是北方人，他要是東北人了，我們每次去都給他捎東北的粉皮、涼皮兒，要是山東人了，我們就給他捎韭黃和煎餅，是山西人就捎小米和蜀黍，是陝西人了就捎老陳醋。」在午飯前那一桿兒長的時間裡，我們就坐在招待所的房子里，計畫著革命和工作，事業和未來，婚姻和家庭，關係和友情。我們已經決定待宣布了我們的任職就結婚，讓雙喜臨門為我們人生的輝煌錦上添花笑開顏，為我倆革命航船開足馬力撐滿帆，欣欣向榮紅燦燦、蒸蒸日上照人間，一日千里登上天。我想，我們想，關書記最好在我們（我）33耀35歲之前離開縣裡到地區，當上地區的副專員或是九都市的正市長。就在這時候，就是這當兒，招待所的所長來喚我們吃飯了。飯當然是絕好的飯菜哩，招待所完全是按給新任縣長接風的標準做的飯和菜，燒魚、燉雞、排骨、鹹水鴨和丸子湯，七七八八擺了四桌子。可來陪我們吃飯的卻只有地委組織部的劉處長。原來說好縣裡領導班子的領導都來的，關書記要在飯桌上把我和紅梅以「內部消息」方式宣布給所有的縣領導，要讓我們儘快地熟悉各部門的領導和工作。可是關書記沒有來，縣班子里的領導也沒來。在縣委招待所的一個大飯廳，擺了四桌飯菜卻只有劉處長、紅梅和我三個人。回想起來，那時候我們革命事業的地震已經在腳下醞釀了，堅實的土地已經開始搖晃了，可我們真的是被勝利把頭腦沖昏了，是革命的大好前景把正在發生的巨大悲劇掩蓋了。從招待所的二樓走下來，拐個彎到了東側的平房大飯廳，看見劉處長，我以新縣長和藹可親的姿態和他握了手，紅梅把「處長好」三個字叫得又甜又膩，像那季節熟過了頭兒的紅杏兒，可是劉處長和我握手時，只拉了拉我的手指頭，應答紅梅時只瞟著她哼了一下子。我望著那大飯廳的四桌菜和擺好的酒和酒盅兒問：「關書記還沒到？」劉處長坐在了一桌飯前的椅子上：「不來了。」我微微的詫異著：「那，縣裡別的領導……」劉處長拿起了筷子拿起了碗。「先吃吧，吃完了我給你們談。」我開始感到腳下有些晃動了，感到腳底有一股冷風生出來。看看紅梅，見她的臉上有淺淡一層白，不消說她已從劉處長的態度和舉動中感到了不祥和異樣。畢竟我們都是從鬥爭的風雨中闖將出來的。畢竟我們都是富有鬥爭經驗的革命者。畢竟在革命中什麼樣的風雨我們都見過，就是沒有見過我們也都聽說過。我們知道，革命有時會成在一念之間，也會敗在一念之間。而革命的成功，並不等於鬥爭的結束。只要階段存在，階級鬥爭就永遠不會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各派政治力量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權力的爭奪和意識形態的佔領就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風雲突變的，異常激烈的。見劉處長已經拿起筷子吃菜了，給紅梅遞個眼色，我們便分開坐在他的兩側吃起來。四桌熱菜的蒸汽在明亮的飯廳蒸騰著，冬眠後和新生的蒼蠅共同肆無忌憚地在那三張飯桌上吃喝享樂著，灰白嗡嗡的聲音像《奇襲白虎團》中那段對唱的低胡兒。日光油油烘烘，從菜桌移到我們的臉上和身上，像過了油的布蒙在我和紅梅的身子上。招待所長不知道發生了啥兒事，小心地守在飯廳的門口外。劉處長吃了半碗大米飯，只在一個辣椒炒肉的盤邊不停地動筷子。我和紅梅盛了米飯，卻都似吃非吃地把碗僵在半空里，去盤裡夾菜時也只是夾青素，不敢去夾那魚肉和排骨、燉雞和水鴨。時間像豬油樣凝在我們的筷子頭兒上。劉處長嚼飯的聲音灰土瓦片樣落在飯桌上。紅梅不停地打量我，臉上的陰雲宛若一塊濕了水的黑布兒。我終於把飯碗僵在了半空里，